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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炮楼边上突然站起一个人，挥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对我们喊着什么。杨卫平听清了那人的话，告诉我山上要放炮了，他们要我们离这儿远一点。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驱使，真的，直到现在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举措。我没吭声，跳下路基，竟径直朝炮楼爬上去。杨卫平在身后急得跺脚大骂：“老曾，你犯神经了不是。”见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急着朝上面喊，“上面的，等一下放炮。”
山坡上遍是不规则的大小石头，并且长满了齐膝高的荆棘。待我气喘吁吁地爬到炮楼下面时，我才发现左腿的裤角被划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手上也划出了几条细长的血痕。奇怪的是，我对这一切竟然浑然不知。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这炮楼确实太高大，站在炮楼下，我感觉自己一米七八的个子竟是如此的矮小。这炮楼足有三层楼高，占地面积有大半个排球场大小，是用牛头山上的大青石一块一块垒成，石块与石块间填满了发青的水泥，一点儿缝隙都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水泥的颜色与石头的颜色已经分得不是十分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整座炮楼就像是用一整块巨石镂空而成，再用神力将其立在现在这个位置。炮楼有半米多厚，朝铁路方向建有五个漏斗形的枪眼，其坚固程度和火力配置的强度可想而知。我从朝东的一个小门里探进半个身子，里面黝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嗅了嗅鼻子，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呛得我差点没有闭过气去。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尿臭味、霉味、腐尸味，都有。炮楼的墙体上有人用粉笔写着歪歪倒倒的字：“杨小惠，我爱你。”“王大头，我日你妈。”还有形似抽象派作品的光屁股男女图像。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一看就知道是放牛的或者打柴的小学生们的杰作。我努力在墙体上搜寻，想找到些许与战争相关的痕迹，比如弹孔或者烟熏火燎的痕迹什么的，但是令我非常失望，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时间的力量真是无法衡量，任何东西它都可以将其改变得面目全非。
一个长得精瘦的农民对我突然的光顾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待看到紧随我爬上来的杨卫平后，他就不吭声了，安静地站在一边。我这才发现炮楼朝西的一面几乎是悬空的，农民们将整个山体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坑，他们用炸药将整块的巨石炸下来，用碎石机粉碎成鸡蛋大小，然后卖到各个建筑工地上，最后成了高楼大厦的一部分，成了高速公路的一部分，也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用说，再用不了几炮，眼前这座炮楼就会整个坍塌下去，过去那段历史的真实见证也就会不复实存在了。
“你们再这样炸下去，这座炮楼不就要被炸塌了吗？”我的表情非常气愤。
精瘦的农民露出一脸的困惑。他犹豫了好一刻，喃喃地说：“这破炮楼有用吗？几十年了，从没听人说过这炮楼有什么用。”
我知道与他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他却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
我气愤地看着杨卫平：“老杨，镇里就没人管这事吗？”
杨卫平怪模怪样地朝我笑了笑：“你这家伙，以前我就发现你有点儿毛病，谁知这么多年了，你这病还越发严重了。镇里的人管这？哈哈，别说是一座破炮楼，只要能换钱，能让贫困的农民们富足起来，你就是将他的祖坟给扒了，他也不会管。知道吗？发展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他妈的闲扯蛋。”
杨卫平的话一时呛得我哑口无言。确实，我这人是有病，以前我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随地吐痰而与其打上一架，也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人不孝敬父母而对其发一通火。我认为这些都是德行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德行欠缺，所以非常认真。但许多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好听一点称为不拘小节，再好听一点称为大行不拘小虑，倒是我小提大作了，无病呻吟了，神经过敏了！在他们看来，德行欠缺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杨卫平说得没错，这炮楼在与不在关我屁事呢？我凭什么要发那样大的火呢？
从炮楼上下来时，我没再说一句话。
离开马鞍山镇往县城赶时，我有意将车子停了一下，站在路边再次端详远处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牛头山。夜幕下，它只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影子，虽然朦胧，却真实存在。这一点时间是无能为力的。
冷风中，我突然想起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竟是那天在火葬礼场大门口搀扶着那位痛不欲生的老太婆的那位老头。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这老头应该姓甘。不定这姓甘的老头与小男一雄的死有关！
一
根据事前安排，大家紧锣密鼓地跑了两天，有必要将各方面的情况汇个总。县里的领导给我们下死命令，要求我们在十天之内必须将这个案子破了，虽然感觉困难重重，但责任促使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力争在规定的期限内使这个看似复杂的案子最终水落石出。是否尽心尽力，这是态度问题，而案子是否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侦破，则是水平问题。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今天的会议是我提议召开的，游局没置可否。像他答应的那样，九点钟，他准时坐在四楼小会议室圆形办公桌主持人的位置上。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脸色蜡黄，虽然坐在椅子上身板挺直，但仍不能掩饰疲态。
九点过五分钟，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我简单将开会的目的讲了一下，然后习惯性地请游局讲话。但他摆摆手，嘶哑着嗓子说：“算了，算了，还是大家将这两天的排查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吧。”
首先发言的是李锐。在我们局里，不管是什么会议，只要领导要求大家发言，那第一个发言的肯定就是李锐。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这样，自有他自己的道理，既能在领导面前留下尽量深的印象，又可以左右其他人发言的主题，同时又能避免与别人的意思重复。李锐这一风格让我自叹不如，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起码能够证明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仔细，并且思维敏捷。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私下认为他的这一习惯有出风头的嫌疑。
凭心而论，不能说李锐他们的工作不细致，青龙山派出所所有的正式干警再加上联防队员，充其量不到二十个人，但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对整个魔芋厂近两百号工人一个不漏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且做了细致的调查笔录。此外，即使不是魔芋厂的工人，但平日与小男一雄来往较为密切的其他人员也没有遗漏。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可想而知。
李锐侃侃而谈地讲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喝了一口水，以自负的眼神看了一眼大家，然后说：“对通过调查取得的全部材料进行认真分析后，我们认为这起案件涉及经济谋杀的可能性较小，而涉及情杀的可能性较大。我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谋杀现场的钱财没有失窃。俗话说，强盗不打空，既然连人都杀了，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不会视而不见，更不会空手而归。其次，对魔芋厂最近几年的财务帐目进行审查后，我们发现小男一雄除了业务上与其他人有经济来往外，没有其他的开销。既然没有经济上的纠葛，那么因财杀人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再次，在凶杀案中，若是用老鼠药杀人，只能说明凶手不仅与被害者非常熟悉，能够自由出入被害者的住处，而且也能说明凶手不应该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最大的可能是一个女人。”
李锐发言完后，示意青龙山派出所副所长严一行补充发言。严一行是个结巴子，五十出头年纪，我在青龙山派出所当所长以前他就是这个所的副所长。这人办事没甚原则，遇事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谁都不得罪，待人接物比泥鳅还圆滑。既然他的顶头上司李锐要他发言，那么他的观点肯定与李锐的观点保持高度的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奇怪。但让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今天的发言竟一点也不结巴，并且可以说得上是十分流畅。他一边翻着面前的笔记本，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我们青龙山派出所根据调查取得的材料，认为谢小芬作案的可能性最大。据我们了解，小男一雄遇害的当天晚上，她八点多钟到过小男一雄的住处，什么时间离开却没有人看见。这一结果与谢小芬当面向曾队长和李所长陈述的事实是矛盾的。她为什么说假话呢？只能说明她心里有鬼。要知道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睡了多年的觉，一点要求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何况她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锅都揭不开，这决定她在经济上肯定对小男一雄有所要求。我们在调查时，许多人就肯定，谢小芬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至于理由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谢小芬家里穷，对小男一雄在经济上有所要求，在小男一雄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完全可能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对小男一雄下毒手。还有，在所有的人里面，只有谢小芬进出小男一雄房间最为方便，听人讲，她有小男一雄房间的锁匙，这些有利条件都为她作案提供了便利。”
“有证据吗？”严一行说了一大通，但始终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材料来证明他的怀疑，我忍不住冷冷顶了他一句。自李锐说到作案的凶手最大的可能性是女人时，我立时就想到了谢小芬，并且谢小芬和柯红霞的模样不可抑制地在我的脑子里交替闪现。不知什么原因，我无法怀疑谢小芬就是杀害小男一雄的凶手。
严一行看了我一眼，表情显得很尴尬，皮肤细腻的脸立时涨得像猪肝色。他看了李锐一眼，李锐自顾玩着手上的一支红蓝铅笔。他的表情显得孤单无助，轻咳了一声，压低嗓子说：“我想这些证据以后是能够找到的。至于通过什么办法找到，我想总会有办法的。不好意思，今天我的发言到此为止，不对的地方请游局和曾队多指正。”
接下来，刑侦科科长杨新愚将最近两天的调查情况作了介绍。他介绍的情况非常令我失望，在将县电信局有关小男一雄的电话记录进行了认真的排查后，除了业务电话号码以及与县企业局统计股长殷茵的电话号码以外，竟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但是，杨新愚不经意说到的一个未拨通的电话号码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在小男一雄遇害的头天下午，曾有一个电话拨到小男一雄的办公室，但当时他不在，也就没有接。
“我们查过这个电话号码，是城西一个电话亭里打的，电话亭的老板姓王。他告诉我们打电话的人是一个老头，大概有六十多岁年纪。”
“什么长相？”游局问。
“我们问了，但那王老板说记不清了。”杨新愚说。
“什么地方口音？”游局又问。
“那老头一句话都未说，所以什么地方口音王老板就不知道了。对了，那王老板只记得那老头穿一件蓝色粗帆布的工作服。”
蓝色粗帆布工作服？我的脑子里一下闪现出昨天在牛头山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的身影。我的内心里由不得一阵激动，但我努力掩饰着自己，将双手抱在胸前，斜看着杨新愚问：“为什么那王老板其他的特征记不得了，唯独就记得那老头穿的是一件蓝色粗帆布工作服呢？”
“那老头当时一定走了很远的路，并且走得非常急。到电话亭时热得满头是汗，他边打电话边将上身的衣服脱下来，谁知不小心将电话机旁的一瓶酱油给打翻了，弄得衣服上尽是酱油，所以王老板对那老头穿的蓝色粗帆布工作服印象特深。”
“还有其他的吗？”我问，希望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有关那老头的信息。
“对，那老头打电话时将一个纸箱子放在桌子上，那箱子散发出浓浓的药味，王老板猜测那里面多半装着中药或者西药什么的。也不知他买那么多的药干什么，若是家里有了病人，送医院里不就得了，干嘛要买这么多的药，又不是开药铺子的。”
我敢肯定，那老头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在牛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