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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了一刻，在我准备离开时，在人群中突然发现了远志的父亲，我的堂哥春阳。今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廉价衬衣，使那张原本干瘦黝黑的脸显得比以前精神了许多，满头乱茅草似的头发也让人不可思议地疏理得一丝不乱。看见我，他的表情有点儿尴尬，我知道这是因对自己的儿子远志的不负责上。说不清楚，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竟浮现出远志在青龙山公园卖汽球的模样，我真想训斥他两句，但在现在这场景，我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春阳自我解释，他现在信教了。他说话的表情很不自然，像一位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给人感觉既害羞，又可怜。我递一根烟他，他却拒绝了，说自信教后就将烟酒都戒了。我有点儿吃惊，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一天最少得抽两包烟。
“真的戒了？”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戒了。”他看着我，认真地说。
“还赌吗？”我故意刺他。
“不赌了。”他对我笑笑，露出满嘴巴黑黑的牙齿。
“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我问。
“从武汉来了个教士。专门为我们讲课。”他说。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有意打趣。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他连连摆手，一副亵渎了神灵的表情，“人家水平确实高嘛。听过的人都感觉不一样，收获非常大。”
“每天都这多人吗？”我看了看周围。
“这教士来后几乎每天都这样。”
我还想讲什么，这时前面有个人在喊他。他就都朝我摆摆手，走了。
看着春阳往前挤的背影，我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宗教，抑或信仰的力量吗？我解释不清楚，但有这种感觉。
三
去牛头山的这条路在我的记忆里非常熟悉，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时隔这么多年，这条路与我记忆中的那条路并无二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鸡蛋大小的碎石子铺的路面高低不平，由于缺少维护，许多地方已露出松软的红色泥土，若是在雨天，我这辆标志车肯定没法行驶。在记忆里，这条路是一九六八年马鞍山煤矿投产后修建的，目的是将矿上用的大型机器设备从牛头山下的那个简易火车站直接运到矿上。那时候，这条简易公路上行驶的都是那种老式的载重五吨的解放牌卡车，偶尔也可以见到平头的漆着红色油漆的载重十吨的黄河牌自卸车。站在路边的灰尘里，看着驾驶员那怡然自得的神情，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们一个个羡慕不已。公路两边建有许多巨大的红瓦平房，平房前都有院子，两米多高的院墙将里面的一切遮掩得严严实实。这些平房都是矿里的仓库。这些仓库对于孩童时候的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因为这里的垃圾堆里既有各式各样的废铜烂铁，也有未烧尽的煤块和木头，运气好时，还可拣到红红绿绿的炮丝。那时，我们买水果糖的零花钱、上学的报名费、家里做饭烤火的燃料以及做橡皮枪的材料都是从这些被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随手丢弃的宝贝里得以解决的。所以，我们作了魔似地隔三差五往这些地方跑，因为在寻找过程中总能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当然，现在这条简易公路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繁忙了，那些平房虽然还在，但都已经破败不堪，少部分住着农民，大部分则成了农民们的猪圈和牛棚，只有从水泥墙上隐约可见的“响应中央号召，扭转北煤南运”等标语上，还可以看到这里以前的辉煌。
从马鞍山镇出发，往东走不到两公里，就是方家湾。村头的那棵巨大的老枫树仍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在周围各式精致的农舍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久远。一头苍老的正在闭目养神的水牛被人系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光秃秃的尾巴像钟摆一样有节奏地左右摆动。一群麻雀停在牛背上和那两根有点儿夸张的牛角上，搧动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过不停，经过的车子惊得它们像风一样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儿时的印象里，这棵枫树是成了精的，之所以有这印象，主要是方家湾周围的人们绘声绘色的讲述，说这棵树里面藏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晚上，树与蛇展开了殊死搏斗，整棵树像个巨大的火炬一样燃烧了整整一个晚上，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聋，人们敛声闭气，连门都不敢开。第二天早上，胆战心惊的人们发现一条碗口粗的蛇被烧得皮焦肉烂，像根烂麻绳一样悬挂在被烧得黝黑的没有一片叶子的枫树的枝干上。蛇死了，树却在第二年的春天，在残干枯枝中奇迹般地绽出了片片嫩叶，并且显得比以前更茂盛更有生机。人们从这诡异的自然现象中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自然而然地将这棵枫树演绎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并且无所不能的神灵。于是方圆十几里范围内的善男信女们蜂拥而至，在树下摆上各色祭品，在树干上裹满鲜艳的红色绸缎，在枝丫上挂上大小不一的纸花，寄希望于老枫树帮自己实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企盼和希冀。时过境迁，现在当然看不到往日那热闹、虔诚的场面了，但身临其境，我仍感觉那场面在脑海里莹绕，回荡。
穿过方家湾村后那片茂密的树林，就可看见灰蒙蒙的牛头山了。顾名思义，牛头山应该像一个牛头，但是，不管是儿时，还是现在，我怎么看都看不出这山有丁点儿牛头的模样。我曾以为看的角度不对或者距离不够，但是在换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距离进行观察以后，感觉除了较周围的山要高些以外，其他没有任何差别。江夏稍有点儿名气的并且有一定海拔高度的山我几乎都去过，例如青龙山、八分山、磨盘山和桂子山等等，在我的意识里，除了青龙山上的植被长得茂盛以外，其他的山感觉都是光秃秃的，山上除了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以外，就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间隙里那永远也长不高的茅草和叫不出名的灌木，成片成片的遮天敝日的乔木是非常罕见的。有人说丘陵地带的山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到现在为止我仍未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从眼前这牛头山上承载的一切来看，生活在周边的人们是难得在这山上获取什么的，当然，除了在这山上放牛，采石，或者在稀疏的草丛里逮上几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以外。牛头山在我的脑海里之所以留有深刻的记忆，那主要是缘于我读小学五年级时那位叫曾庆华的班主任。曾老师是从武汉市下放到我们江夏的知识青年，身材不高，长得白白胖胖，讲话非常幽默，时常做一些玩世不恭的事情。他教我们语文，照本宣科的话很少，经常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引申出一大串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讲到蚕豆，他会引申到南美的咖啡豆，讲到大熊猫，他会引申到狗熊和野猪什么的。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知识面也显得非常广泛，可以用学贯东西，包罗万象来形容。一堂课四十五分钟，讲课本上的东西他最多只用上十五分钟，其他的半个小时，涉及的就是其他方面的内容了。他这人爱活动，经常组织班上的学生打蓝球、排球。他也经常组织学生爬山，学校后来的官山太矮小了，爬起来没劲，他就组织班上的学生到牛头山上爬。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举着一面红旗，在他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从牛头山的山脚一直爬到山顶。在山顶休息时，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他边擦着汗水，边给学生们讲故事，讲的竟是《岳飞传》中的岳飞大战牛头山这一章节。当然，《岳飞传》中的牛头山与我们脚下的牛头山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但由于他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竟使大家产生眼前的牛头山就是《岳飞传》中的牛头山的错觉。全班大多数同学就是在这牛头山上从他的故事里知道岳飞这个爱国英雄的。在牛头山的山顶上俯瞰横贯南北的京汉铁路，就像两根细长的筷子，悄无声息地横亘在山脚下，南来北往的火车更像一只只毛毛虫一样喷着浓浓的黑烟，在筷子上慢慢地蠕动。站在山顶上，竟有这种奇异的感觉：若随便拣一块石头扔到山下，肯定能将雷霆万钧的火车砸趴下。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这牛头山山顶，我才有真正的体会。山顶往下五十米不到的距离，有一圈呈U字形的沟痕，从山的北面绕到面临铁路的东面，又从东面绕到南面，虽然有杂草的遮掩，但仍非常醒目。在这乱石山上挖这样的沟痕做什么呢？曾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沟就是打仗时挖的战壕，战争年代，这牛头山就像一把老虎钳，谁占住了牛头山，谁就能掐断眼下的南北大动脉。至于这战壕是什么年代挖的，由谁挖的，曾老师也解释不清楚。有几位同学跑到那条荒废的战壕中去寻找，没曾想还真找到几颗长满铜锈的弹壳。
我原想只要派出所里的小任陪我们一道去找小男一雄的母亲的，但杨卫平说什么也要亲自带我们一道去。他说八六年的时候，他陪那个老鬼子和县里的领导去过那个叫不上名字的村子，不仅知道路怎么走，而且还认识小男一雄的母亲。杨卫平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我也就没有推辞。一路上杨卫平就没停嘴地给我讲那个老鬼子。他说那个老鬼子名字叫板田，七十来岁年纪，五短身材，脸盘很大，一双眼睛虽然很小，但那眼神给人的感觉仿佛在冰水里浸过，盯着人看时，让人从骨子里都感觉到有一股寒气。印象最深的是那老鬼子的满头白发，一根根像针一样立着。还有那左边的耳朵，少了一大块，从正面看左右不对称，显得不是十分地顺眼。单从长相上看，就能感觉这家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跟老鬼子一道来的还有一个皮肤白皙，身材*的日本女人，她寸步不离地跟着老鬼子，对周围的一切好似熟视无睹。听翻译介绍，这女人是老鬼子的老婆，叫什么卓子。
杨卫平说，那时他在马鞍山派出所只是一个小民警，当时所长王大炮到襄樊出差去了，所里就他一个人值班。县委办公室直接将电话打到派出所里，说这是政治任务，要所里搞好保卫工作。他没有料到陈兴旺和当时县公安局的覃局长竟陪那老鬼子一道来了，可见县里对这老鬼子的重视。从见着老鬼子开始，杨卫平就没听他说过一句话，脸上的表情也始终冷冰冰的，像挂着一层霜。但是站在铁路边的那座炮楼前面时，老鬼子显然动了感情，嘴唇不停地抖动，脸上的肌肉也一阵一阵地抽搐。他在炮楼前呆呆地站了起码有十分钟，陈兴旺、覃局长等人都不敢上前打搅他，远远地站在身后。杨卫平只是一般的小办事员，当然不知道陈兴旺等人的良苦用心，并且他原本对日本人没甚好感，特别是眼下这个老鬼子，所以，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站在老鬼子的身后，而是一个人四处走动，装着在四下里警戒。但是，老鬼子眼里流下的那两行冰冷的泪水他是亲眼看见了，并且让他在内心里惊悚了好半天，他不明白这个看似冷漠老鬼子为何而流泪。临了，老鬼子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