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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杨卫*应快，他吩咐服务员赶快在父亲的旁边加上一套餐具，并走到两位老人的旁边，轻轻地说：“两位前辈，边喝酒边谈吧。”
在父亲向在座的介绍这位不期而至的老人是他的堂哥时，我才从迷茫中回忆过来。没错，在一九七四年前后，我曾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那时我称呼庆德大伯。
……那时的马鞍山镇，不，那时叫马鞍山公社，正热火朝天地建人造小平原，整个冬天，将全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召集到一起，将107国道东边的那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小山包全给削平了。应该讲，这人造小平原的活动就是当时的形象工程，全马鞍山镇那么大的面积，荒废的山丘水洼多的是，在哪儿造小平原都是顺理成章的，却偏偏就选在这107国道旁，并且要将五百多亩上好的农田整个儿翻过身，建成没有一点儿肥质的小平原。不说是好大喜功，起码也是劳民伤财。这把火是陈兴旺点起来的，那时他才四十来岁的年纪，在马鞍山公社当书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动员大会上带领几千社员群众向毛主席像宣誓时那虔诚、亢奋的模样。如果撇开政治色彩，单就劳动场面而言，确实让人激动。整个劳动工地全是人和旗帜的海洋，汗水和激情将寒冷的冬天烘烤得热烘烘的。现在我经常想这个问题，那时的人们是因为单纯，还是因为信仰，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感召呢？人们从不考虑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只要说这一决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达的，就狠不能将整个身心交付出去。现在的人们可就复杂多了，什么事情都会在脑子里划上数不清的问号，更不谈无偿劳动了。据说当时参加人造小平原劳动的社员群众有五千多人，全住在周边老百姓的家里，我家里住了五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全是我的老家新屋边这个村子里的，她们的辈份都比我大，所以那时父亲母亲要我称这个为姑姑，那个为奶奶什么的，我还老大的不情愿，毕竟她们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即使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对她们仍有清晰的记忆，感觉她们都长得很美，有的扎两根短得不能再短的扫把辫，有的蓄着两根长得过了腰际的长辫子，但都用红色的毛线扎着，看着就像一团团青春的火苗在不停地燃烧。晚上她们全睡在我家堂屋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晚饭后，她们都只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做针线活，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绣枕头，还有的在绣手绢。不说枕头，就是鞋底和袜底上都绣有活灵活现的花鸟，多是荷花、鸳鸯什么的。这个时候，现在这位老人就会到我们家来与父亲聊天。那时他不像现在这样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而是一副黑框的圆形眼镜，就像现在的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非常老式的眼镜。那时他的头发仍像现在一样很长，只是偶尔见上几根白发，但现在，全白了，一根黑头发也见不到。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时，都会带一些东西给我吃，好的几颗水果糖，差一点的是在水田里挖出的几颗蒲荠或者菱角，有一次他还带来了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龟，他对母亲说就将这乌龟扔火里烧熟，洒上盐，小孩吃了大补。母亲让我称他庆德大伯，至于他与父亲是什么关系，我就懒得去认真探寻了。他与父亲聊天非常投机，他们说话时声音都压得非常低，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一些，原来谈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等一些书里的故事。他还偷偷地借一些书父亲看，这些书父亲是从不让我动的，不看时他总是锁在箱子里。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书都是老式的线装书，没有封面，异常地破烂。现在想来，肯定是禁书，要不，他们为什么偷偷摸摸呢？有时，他们还就着母亲炒的一碟子黄豆喝酒。有一次庆德大伯在喝得半醉时说到毛主席去世后国家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句话确实吓了我一大跳，要知道那个时候在我们小孩子的意识里，毛主席是不会死的。心里就感觉这个庆德大伯思想反动，不是好人。还有，这位庆德大伯还喜欢与住在堂屋的那几位姑姑、奶奶开玩笑，都是找婆家什么的，经常将她们说得脸彤红彤红的，有胆子大的，还追着他打。我认为这位庆德大伯的年纪比她们大了不少，与她们开玩笑总觉得与他的年纪不相称，也就认为他这人有点儿不正经。由于在潜意识里对这位庆德大伯没甚好印象，所以我也懒得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整个冬天过去后，规模浩大的小平原也修得是模是样了。完工典礼时，省里还派来了一位领导。后来听说陈兴旺就是在这次完工典礼上认识省里派来的这位领导的，并且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和工作关系，后来这位领导在省里青云直上，陈兴旺在县里也就跟着飞黄腾达。完工典礼后，住在我们家的那五位姑姑、奶奶也在一夜之间全回到了新屋边，我也再也没有见到我没甚好印象的庆德大伯。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父母亲却经常念叨着他，多了，我也就对这位庆德大伯的以前有了一个抽象模糊的认识。庆德大伯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小孩时伙伴，两人几乎是同一天离开新屋边的，爷爷到北京读清华大学，而庆德大伯的父亲则跑到西北的一所军校里读书。庆德大伯的父亲最后成了一位职业军人，与共产党打过仗，与日本人也打过仗。解放战争快结束时，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师长的庆德大伯的父亲眼见大势已去，就脱下军装，在四川成都开了一家茶庄，原本想隐姓埋名，了此一生。谁知年幼无知的庆德大伯一时争强好胜，导致他的父亲最终落入法网。原来庆德大伯父亲所开的茶庄的对面住有一户军人，家中的主人是解放军的一位团长，这位团长有一位儿子，年纪与庆德大伯相仿。两位小孩常在一起玩，不仅投机也投缘。什么游戏都玩过后，最后就玩军棋。开始双方还互有胜负，但越往后面庆德大伯就赢的多输的少。孩子的天性就是争强好胜，输多了，团长的儿子就有点儿不高兴了，最终在一次输急的情况下，团长的儿子竟用一颗团长将庆德大伯的一颗师长给吃了。庆德大伯不服，双方吵了起来，团长的儿子强词夺理说团长的官大，他爸就是团长，庆德大伯一时忘记了他父亲的嘱咐，情急之下对团长竟不屑一顾，说你爸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我爸还是师长哩，管着三个团长。团长的儿子听后，一时目瞪口呆。那个时候，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警惕性都非常高，团长的儿子回去后将庆德大伯的话向他的团长父亲一说，那位解放军团长不敢马虎，一查就将庆德大伯父亲潜伏的国民党少将师长的本来面目给戳穿了，最终少将师长被团长枪毙了。不能否定，在特殊情况下，团长确实比师长大！只是庆德大伯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后来，小小年纪的庆德大伯就从四川成都遣送回原籍，即现在的江夏县马鞍山镇新屋边村，与他的瞎眼奶奶相依为命。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曾听父亲说起过庆德大伯，说他苦尽甘来了，因落实政策，他的亲生母亲在临死前在汉口利济北路一带给他留下了一片房产，让他去继承，就此他离开了新屋边。也不知母亲是出于什么想法，在八二年的时候，竟要我到利济北路去找一找庆德大伯，母亲的说法很简单，说只是去看看庆德大伯是否还是一个人过。后来我去过利济北路，也找到了母亲告诉我的红旗酱油厂，但却没有找到庆德大伯，即使到当地派出所查找，也没有发现曾庆德这个人。庆德大伯从此就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只是遇到家乡的老人说起以前的陈年往事，父亲和母亲才偶尔提起他，最后总是唏嘘不已，说他为他那当师长的父亲的死痛苦了一辈子。对于庆德大伯这一独特的经历我是深深地刻进了脑海，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是断不会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这是时代使然，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却不能不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同样，这也是时代使然。为此，九二年的时候，经过部分加工，我以庆德大伯的经历为题材写了一篇说是小说也不像小说，说是杂文也算不上杂文的文章将它发表在《江夏报》的副刊上，题目叫做《团长师长孰大孰小》，为此，我还得了三十元的稿费。在用稿费请客时，同事们问我，那故事是真的吗？我笑一笑，不置可否。确实，没有切身经历，即使我说是真的，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情愿他们更多拿此当一个笑话……
酒席继续进行着，但是随着庆德大伯的到来，主角及相关议题已经完全变了。父亲和庆德大伯成了酒席上的主角。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旁若无人地与庆德大伯谈论着过去，他们的声音是那样大，表情是那样丰富，情感是那样专注。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感叹连声，说到悲戚处，唏嘘不已。确实，一个人压抑了一辈子的心里话，到他有一个发泄的时机和对象时，外人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更没办法控制。我也从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放开来喝酒，比如谈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时，庆德大伯提议，为老人干杯，两位老人就会响亮地碰一下杯，喝下一大口酒。在谈到庆德大伯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国民党少将师长时，父亲也举杯提议，为少将师长干杯，在碰杯以后，两位老人也会爽快地喝下一大口酒。即使父亲在向庆德大伯介绍我时，庆德大伯也提议为我这样一个以前爱流鼻涕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有用之人而要求父亲与他一道喝下一大口酒。当然，对于杨卫平、汤振业以及在座的其他各位向两位老人敬酒时，他们也从不打折扣，豪爽地喝下一大口，并且夸张地用手指在酒杯上比试一下，征询敬酒人的意见：“可以了吗？”
从庆德大伯的谈话中，我对他在人造小平原建好以后的经历有了一个笼统的认识。其实非常简单，七五年他到武汉继承了他的亲生母亲遗留给他的一套房产后，他就将它卖了，好在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不存在遗产的分割问题。母亲所说的红旗酱油厂，也确实是他父亲留下的，解放以前叫做宏盛酱菜厂，解放后就被收归国有了，并改名为后来的红旗酱油厂。可能母亲将庆德大伯所说的话理解错了，认为他到武汉利济北路继承的是红旗酱油厂。七七年以后，庆德大伯一个人到了成都，因为他父亲在成都娶的那个后母还健在，但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二十年来，他就一个人与后母相依为命地生活在成都。怪不得他的话带有浓浓的四川口音，即使他努力地想将他的意思以我们江夏的本地话表达出来，其结果却显得非常别扭。“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还真有点儿怀疑古人的这句诗。
庆德大伯告诉我们，他这次从成都回来是想给家里的几座祖坟上坟的，在外几十年了，得了却一个心愿，再说年纪也不小了，说不定那一天就不能动弹了，想了却心愿也没办法了。但他担心，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太大了，围湖造田，开垦荒山，不知他家的祖坟还在不在？汤振业问他具体位置。庆德大伯说就在曹家墩上，以前就是一个乱坟岗，与鲁湖中间的螃蟹山隔湖相望。
汤振业想了一下，肯定地说，那片坟山还在。他说在就应该还在，他在马鞍山镇当了十多年的镇长，全镇的一草一木他都清楚，更不用说显眼的土墩了。“现在人们的传统意识比以前强多了，在那片坟山上植了许多的树。只是不知道你们家的坟头是否还在。”他补充说。
汤振业的回答虽然并不是十分地肯定，但庆德大伯听了还是非常高兴，他举起酒杯向汤振业敬酒：“谢谢你这父母官。”
父亲告诉庆德大伯，他这次也是准备回家祭祖的，明天可以一同回去。庆德大伯听了，更加高兴。
大家喝完酒已是十点多钟了。这天，父亲和庆德大伯两人喝得最多，两人搀扶着走出酒店的大门时，脚步都有点儿飘飘然了。
“今天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庆德大伯说。
“我也是。”父亲说。
这个晚上，父亲与庆德大伯住在一起。这是庆德大伯的要求，他说他与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和王平安住在镇政府的招待所里。杨卫平想邀我打麻将，但被我推辞了。这一整天马不停蹄的，我确实感觉有点儿累。我将明天下午准备到牛头山找小男一雄的母亲的事对他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他告诉我，小男一雄的母亲他认识，*年那日本人到牛头山还是他陪同的。他说明天下午他陪我一道去。
晚上，我躺在床上好久睡不着。一天的经历走马灯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