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九九六年。
当时我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任队长，这是一个让人羡慕也让人敬畏的职位，同时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这天自八点钟上班开始，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有点儿奇怪，因为自我在办公桌前坐下后，竟没有一个电话打扰我，也没有一个人敲过我办公室的门。在记忆里，多年来难得有这样清静的一段时光。我找到那本已经看了一半的《廊桥遗梦》，想趁现在这段难得的时间能够尽量早点儿将剩下的部分看完。这本书是王芳借给我的，她说她已经看了整整三遍，并且每看一遍她都会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我是很少看小说的，特别是外国小说，里面的名字总记不住，往往一本书看完，除了对故事的情节有点儿印象外，主人公的名字一个都记不全。我不明白王芳为什么看了《廊桥遗梦》会哭，并且还痛痛快快地哭，就笑话她，说她不成熟，像个小姑娘似地多愁善感。她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习惯地反驳我的观点，而是很认真地将书塞给我，要我无论如何得将这本书认真看完，再发表对她的评论。表面上看是出于好奇，实质上是出于不服气，我竟接过了她塞给我的这本书，并且还如她要求的那样，一页一页地认真往下看。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月过去了，我还只看了一半多一点，但是我奇怪自己竟将书里面的两个主人公罗伯特&；#8226；金凯和弗朗西斯卡牢牢地记在脑海里了。但是我并没有像王芳那样痛痛快快地哭，因为这本书所描述的只是男女之爱，而男女之爱即使双方是爱得你死我活或者死去活来，我也不会流一滴眼泪的。我认为这是男人与女人在对待情感上的最大差别，最大的不同。
十点钟的时候，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罗伯特&；#8226；金凯和弗朗西斯卡的缠绵中拉到了现实。是游新民局长的电话，他的语气非常着急，什么原因，什么事由也没讲，只是要我马上赶到青龙山魔芋厂去，越快越好。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匆匆忙忙叫上在值班室里看电视的张明金，一道往青龙山赶。电视里不知演的什么精彩节目，竟将张明金的魂儿给勾住了，我叫他马上出发，明显感觉到他十万分地不满意。这不，即使现在已经坐在车上了，他的嘴里仍叽叽咕咕地不知嘟囔着些什么。张明金是局里的一个另类，除了看电视、喝酒以外，几乎没甚爱好。这家伙与游局长是同一天从部队复员到县公安局工作的，到现在仍是一个普通民警，这一结果完全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得过且过，与事无争，领导吩咐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主动揽事情。所以，不客气地说，在局子里，他真算得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吉普车到县电影院门口时，别在腰间的寻呼机叫了起来，我一看，是青龙山派出所所长李锐在呼我。我将车停了下来，在电影院大门旁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他回了电话。李锐告诉我，他们所里的那辆吉普又动弹不了了，他要我绕一下，顺便也将他带到魔芋厂去。青龙山派出所在青龙山公园的东边的街道口那儿，三年前，我在这个所当了四年所长。我到公安局任刑警队长后，李锐就接了我的位子。
车子在派出所前面的公路边还未停稳，李锐就挥着手臂跑过来。这家伙长得细高个，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个地方长肉的，在青龙山派出所时，我就喊他“麻杆”。现在，整个局里人在非正常场合，就都喊声他“麻所”。张明金看见李锐要上车，就从副驾驶座上下来，挪到后排，李锐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副驾驶坐上。
“魔芋厂发生什么事了？”车子开出一百多米后，我问李锐。
“小男一雄死了。”李锐将两根香烟一道点上后，将其中的一根递给我，“九点多钟厂里的保卫小况给我打了电话。”
我斜着瞥了他一眼，见他头发蓬乱，脸色发黄，原本没甚肉的脸上的皮肤皱得象蒙了一张核桃皮，但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轻松。不用猜，这家伙一定又打了一夜的麻将。
他妈的，不定是在麻将桌上接到小况的电话哩。我在心里说。
“小男一雄？是那个假日本人吗？”我有点吃惊。
“没错。不知这小子得罪了谁，竟被人做掉了。”李锐说着，将右手伸到车窗外，将烟灰轻轻地掸掉。
“你先向游局汇报了吗？”我试探着问。我太了解李锐了，稍大一点的案件他向来是自上而下层层汇报的。即使我是分管刑事案件的队长，也从没享受过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待遇，为此，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谁知我的话还真的歪打正着。李锐明显顿了一下，立时感觉到我问话的意思，就一脸陪笑地解释：“曾哥，你批评得对。只是这小男一雄是个外国人，案子重大，所以我就先向游局汇报了，待我再打电话到值班室时，说你已经接到游局的电话出发了。”
小聪明。我在心里狠狠骂一句，将才抽了两口的香烟扔到了窗外。我才懒得跟他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累！
李锐在我们局里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陈兴旺是他的姨父，平日里谁都在心底让他三分。这家伙脑袋瓜子是出了名的好使，一天到晚看似吊儿啷当，并且对麻将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但从没有哪件棘手的案子或者事情让他为难过，也从没有给局里添什么麻烦，因而每年他所在的青龙山派出所都被局里评为先进单位，去年甚至被市局评为唯一的优胜集体，他个人也荣立了一等功。许多人虽在心里不服气，但在成绩面前一个个也只能默认了。李锐看似年轻，但在为人处事上却修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比如他虽有陈兴旺在背后撑着，但平日里从不张扬，更谈不上霸道，始终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好象任何人都与他谈得来，玩得来。所以在我们全局几十号人中，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只有他李锐不仅活得轻松，而且活得有滋有味。说不清道不明，虽然李锐平日里对我曾哥长曾哥短地叫得热乎，并且我们之间不管是工作还是其他方面都从未存在过矛盾，但在心底，我对他总是抱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始终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私下里我也为自己的这种态度和感觉找了一下根源，最终我自己认为这种态度和感觉主要缘于嫉妒而导致的心理失衡。不是吗？他李锐高中未毕业，在局子里只干了不到八年，就当上了所长，而我呢，从户籍干起，起早贪黑，汗流浃背，一干就是十二年，才当上副所长。确实，在机关做事，若没一个有份量的人提携，得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混出个一官半职。同样是做事，或者做同样的事，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那些捷足先登的人，你除了嫉妒，还能怎样。
从县城到青龙山魔芋厂若从青龙公园穿过去，只要翻过青龙山就到了，这原本就是条老路，七十年代末修了青龙山公园后，这条路就封了。想去魔芋厂的车辆必须往东翻过郭家岭，沿青龙山公园的东边绕上大半个圈，才能到达魔芋厂，距离比老路起码要远四倍。离开青龙山派出所以后，我没犹豫就往青龙山公园的大门开。今天情况紧急，得抄近道。公园门口收票的是位小姑娘，长着一张圆圆的苹果脸，非常迷人地朝李锐笑了笑，挥手就让我们进去了。
青龙山公园因青龙山而得名，不仅是我们江夏县的骄傲，也是全县唯一的一处国家级森林公园。而所谓的青龙山其实是由五个首尾相连的山峰连缀在一起而成。这五个山峰说是峰，其实有点夸张，在我的记忆里，处于最东端的有龙首之称的那个峰才海拔358米，而处于龙尾处的那个峰，竟只有可怜的38米。俗话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青龙山就客观地印证了这一说法。五座山峰从东至西，一座比一座矮，逶迤近两公里，在雾气缭绕的日子里站在正东或者正南远看青龙山，确实象一条首部高昂，翩翩起舞的巨龙。之所以将这五座山峰叫着青龙，这主要源于这五座山上的绿化搞得好，在我的记忆里，这五座山峰上好象没有一块裸露的地方，全部植满了各色乔木。这些乔木都是八十年代中期植上的，每年植树节这天，全县各机关、学校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全部到山上植树。这一行为延习到现在几乎成了我们江夏县独特的传统，到了植树节这一天，县里竟无需动员，大家都扛了铁锹、锄头自觉往山里去。听说这一传统还是当时在县里当副县长的陈兴旺开创的。陈兴旺是我们江夏县的名人，人们可以不知道县长、县委书记是谁，但不能不知道陈兴旺。他是当通讯员出生的，因工作积极，脑袋瓜子灵活，深得不同时期不同领导的赏识和提携。先当公社的办公室主任，进而当公社书记，再后来是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在江夏县的官场上奋斗几十年，不管是草木皆兵的*，还是奋发图强的改革开放年代，他始终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不仅从未栽过跟斗，并且成为江夏县一言九鼎的人物，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不倒翁。青龙山是在*年开辟为公园的，县里下了好大一通功夫，将整个青龙山全部圈在两米多高的围墙里面，只在南北两个方向建了两个瓷砖铺面大门。青龙山开辟为公园后，山上的绿化保护更加完善，同时也为县里增加了不少的财政收入。这不，我们的车子进大门时，就看见大门两旁的停车坪上停满了各式车辆，绝大多数是武汉市的市民趁放假到这儿来游玩、踏青的。
我们的车子穿园而过，路旁的槐树花开得正艳，看上去象冬雪落在青翠欲滴的枝叶上。槐树花的香味儿浓得象一团化不开的雾，将人的五脏六腑填塞得满满的。各种各样的鸟儿长声短啼，在树丛中叫得正欢。实在话，我对槐花的香味儿情有独钟，浓但不醉人，淡但不轻窕，不管你是经意还是不经意，你都感觉它实实在在地将你包裹在它那化不开的香的氛围里。对了，水仙花的香味儿就有槐花的特点，都一样，闻后有神仙般的感觉。这几年我几乎是习惯性的在秋天以后到市场上买上几坨水仙球，目的在于在冬天也能闻到那让我陶醉的酷似槐花的香味。还有，水仙与槐树都应该属“贱命”，你看，槐树是无需刻意栽培的，在你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它在田埂上、水渠边，亦或是在石头缝里长出来，无需施肥，无需剪枝，在你无暇觉察时，它已长得异常高大了。水仙也一样，只要有水，无需你些许的呵护，它就能将大蒜般的枝叶长得青翠欲滴，并且悄悄地开发叫你感叹不已的花来。
出公园门口时，我突然看到了我的堂兄春阳的儿子远志。他的头发有点儿零乱，穿着一身明显小了两号，已洗得褪了色的学生制服，偎缩在公园门口的水泥柱子上，手上拎一串未卖完的五颜六色的气球。明媚的阳光照在上下翻飞的气球上，凝聚出一串串耀眼的光亮。
我将车子停在他的跟前。当他看清是我后，眼睛里闪过一丝羞怯。这是一种只有少年才有的羞怯，不仅单纯，而且只是在有意做了什么错事以后才会闪现在那张幼稚的脸上。我对这种羞怯可以说是太熟悉了。没错，在他还只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时，我就从他从门后偷偷打量我的眼神里看到了，并且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儿吃惊，这个流着青鼻涕的小家伙怎就有这样的眼神呢？
我跳下了车，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零乱的长发：“今天没上课吗？”
他没说话，只是将身子往水泥柱后面缩了缩。我知道他在内心里对我有所胆怯，因为我始终反对他这种以牺牲学习时间挣取生活费的所谓勤工俭学，并为此多次劝说过他。但他好像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仍我行我素。我在街上曾多次碰到他在兜售旧杂志，也曾不经意在菜市场上看到他闷不作声地坐在一堆苹果后面，更有甚者，我竟在电影院门前看到他在声嘶力竭地向人兜售电影票。开始时我只是劝他，后来就向他发火，并挥着拳头告诉他，若没钱吃饭可以上我那儿去拿，要多少给多少，管用管饱。但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和怒不可遏的发火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有向我伸手要过钱，甚至没有为钱以外的任何事情找过我一次。他是胆小吗？是固执吗？我不知道。但是一种失败的情绪却始终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默不作声地绕着他转了一圈，看着他略显菜色的脸，我的心里一阵发酸。我想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到他略显冰凉并且布满茧疤的手里，说：“拿去用吧。”
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手掌上的那张百元钞票，最后还是塞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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