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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务部街，最初的记忆（1）
有人说，当你发觉自己爱回想往事了，说明你已经老了。爱参加同学聚会了，爱对下代人摆老资格，经常把“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或者像我这样，想出一本自己的书了，就真到了一把年纪。行走匆忙的人生，当你驻足思量：咦，我怎么就走到这了。眼瞧着镜中的自己：“我当年可不这样。”
　　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打从记事儿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不过，说是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个胡同。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时车水马龙，是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的中间儿。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胡同东口。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日式的两层小楼，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二楼我家住，楼下还有两家。那时，我爷爷还健在，他个儿很高、人很清瘦，还留着一撮胡子。他曾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长，后来到东北做过两任赈灾县长，“九一八”日本人来了，他来到北平。1942年辞职，赋闲在家，以变卖字画为生。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个人生活中，也从不置房产，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现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有祖上传下的一方印章，刻着五个字“清白吏子孙”。看着它，便会想到我爷爷。我们濮家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但知道有一方玉玺，是皇上赐的。同治年间，我们濮家出了双榜进士，皇上做表彰，就赐了这方玉玺，后来被我爷爷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捐给了政府。
　　内务部街邻着史家胡同，以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命名。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谁的爸爸、妈妈演哪出戏，扮什么角色，学校老师都门儿清。学校还经常请人艺演员到学校作报告，我父亲也是受邀的演员之一。
　　父亲来学校作报告那一次，我大概正上三四年级，是个夏天，正在操场上玩，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爸走向礼堂。他那时刚刚在广播电台朗诵过长篇小说《红岩》，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都能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我也是在那会儿知道了江姐、许云峰这些英雄的名字。学校请他来，自是作革命烈士的主题报告，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在礼堂外，听到了他在台上讲，台下是一片片的掌声。第二天很多同学问：昨天作报告的是你爸爸吗？我表面装得没什么，心里却乐开了花—作为演员的儿子，那种被关注的荣耀。
　　对于父亲是个演员的记忆，最早缘于他带我去人艺。20世纪60年代初，各家生活都挺困难，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觉得那儿的饭好吃，比家里的好吃，一顿下来还花不到两毛钱。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你好。哦，这是昕昕，又长高了啊。小时候做孩子的总是免不了被要求有礼貌地叫人，慢慢地就认识了许许多多做演员的叔叔阿姨。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这当然算走后门，按规定是不许的，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点头也就过去了。后台有个姚大大，人特别好，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干得特别的细心周到，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看你来了，胡噜一下你的脑袋，笑呵呵的，我也就进去了。
　　父亲洗完澡就上台，我则赖在后台化妆间玩。后台有许多道具特别好玩儿，尤其是排战争戏时，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人艺的道具枪可都是真的，只是没撞针。玩多了，看会了，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于是就在学校的犄角旮旯找，找到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硬是抠出一把枪，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手柄那儿再刮出些鱼尾纹，还用墨汁刷黑。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挺得意。慢慢地一点点发现，和戏有关的东西实在太神奇了。就说我父亲吧，演个八路军，就会到部队体验生活，穿着一身军装，没衔儿没星地往外走，胡同里的人看了就问：怎么，当兵啦？他回答一句：体验生活去。就坐上人艺的大车走了，牵走许多羡慕的眼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内务部街，最初的记忆（2）
还有一次，父亲从剧院回来，带了一盒油彩给我们化戏妆。先给我弟弟化上一个孙悟空，完全是京剧勾脸那种画法；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我呢，被化成小生妆。第一次上妆，心里那叫兴奋。趴在二楼窗前，惹得胡同的人都仰脸看。美了一天，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
　　父亲当时有一身西装，天蓝色，还有顶礼帽，出席活动，都是这一身。我们就围着他左看右看，都说他穿上这身西装，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即使作为孩子旁观，我也隐隐能感到，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即使是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演戏的事情。
　　还记得父亲曾参与过一次剧本创作。是为支持布拉柴维尔刚果（布）人民革命斗争，一个世界革命题材戏。我父亲是编剧之一，其他两位是英若诚、梁秉。三个人常在我们家聊剧本，那个没黑没白地聊啊，还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但他们那种对戏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印象特别的深。戏排练时，我看了，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儿，比如跳非洲舞。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或者把胯伤了……
　　你如果是个演员的孩子，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儿的是朱旭老师花瓶，演一场就碎一个。我坐在台下就想，这么好的花瓶，得碎多少个啊？还有《祖国万岁》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南方来信》中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丝袜筒裙、戴船形帽，烫着头发，涂着眼圈。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就觉得好看，怎么那么好看！还有一些，你不用去看，乐子也会自动灌到你的耳朵眼儿里。有一回，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父亲演男主角，演完戏回家，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吕齐叔叔演男爵将军，到他演戏时，吊杆上一只灯泡突然碎了，吓得他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的笑还没止住。我父亲就是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妈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
　　戏看多了，自然会模仿。还是看这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引起的，其中有个情节，是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有个单膝跪地的动作。我正上小学四年级，这个年龄正是男孩儿又皮又淘的时候。课间休息，也不知怎么了，就想来那么一下，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就给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的一通大叫。老实说，这个恶名难受了我好一段时间，我也懊悔，没有什么恶劣动机啊，不就有点儿人来疯吗？
　　这就是戏的影响。在你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已经一点点浸入你的血液与肌体里了，连同一些感官记忆。你看我现在经常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但要让我说起儿时的记忆，我还能说出那时化妆室的感觉，就是一种老化妆品的味道，大概是用食用油调出来的。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的后台早没这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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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岁上镜，曾经被叫做“濮瘸子”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两岁时，我上托儿所，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大夫拿她当感冒治，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很快就瘫痪了。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儿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两岁就上镜头了，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
　　没就此瘫痪下去，但也不算全治好，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出院时医生说，等孩子发育发育再做整形手术。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是踮着脚走路的。上的是宣外大街西侧的人民银行康乐里幼儿园，一上就是全托，很少能回家，偶尔被剧院叔叔带出去吃顿饭，我就会特别高兴。我对幼儿园记忆不多，只记得有个女老师挺漂亮，她对我很照顾，还老带着我晒太阳。
　　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我的外号叫“濮瘸子”。作为剧院孩子，我还不算最惨，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表情都很焦虑。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当然你说我完全不在意吗？也不是，比如上体育课，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我生气，也伤心，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拆完线，脚慢慢能放平了。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一跑还是露馅儿，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让它变得有劲儿。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在边上等着，总会缺人，逮着机会我就上。跳皮筋也是，男孩子一般不玩儿这个，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我个儿高、腿长还软，“大举”时别人够不着，我一跷腿就够着了，一叫我就去。总之就是想多参与，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
　　我还敢跳房呢！那时我们家小楼伸出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一边是楼下李奶奶家住的屋子，另一边是小学校的后院。一次上学要迟到，我就从阳台上翻到学校平房的屋檐上往下跳，下巴磕到了膝盖上，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太悬了，一想都后怕。骑自行车也出过好几档子事。之所以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正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的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４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
　　这都是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也亏着淘，自卑心反而没那么强烈，即使体育课跑接力赛，人家不要我参加，恨得我牙根痒痒，可睡一觉，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
　　

三、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文革”来了
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被推举到台上，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也自然先被想到。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老师说：“你去考吧。”姐姐就带着我，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试要考节奏、考乐器，问我会什么，我说就会唱歌。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当场得学会唱，结果没考上。
　　不过，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有一年年底，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

《我知道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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