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重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4）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石叟丛书？言论第5集》，第146－152页。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61页。上述意见，和蒋方震（百里）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大概在1928年左右，蒋方震就对他的学生龚浩说过：“将来中日战争我们应以三阳为根据地”，主战场“在平汉路线以西”。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页。后来陆续发表过相关观点，如：
“中日战事必难免，而沿海一带必不能守。”
“无论从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
“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
“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
“（战局）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37、139、184、188、229页。
他甚至还谈到：“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4页。可惜，蒋方震的上述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5）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至于“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则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1页。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552页。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浙、闽两省以及两广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