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81页。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中日关系史料》，第12页。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8）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317页。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79页。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中日关系史料》，第21页。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冯玉祥当时亦是“不抵抗主义”的创意者之一。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1）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是*，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虽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1页。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游击战时又说：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352页。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时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的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2）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订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3）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