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5）
（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
（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未刊。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辏А⒄啪步⑽庵申汀⑼跽ⅰ⒔鞅龅仍谫鹬萦虢槭嵋椤５比眨槭占窃疲撼浚劫鹬荨Ｉ衔纾费雨＇、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6）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页。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中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时写道：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事略稿本》（11），第550页。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镇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更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434页。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7）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参见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它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中日关系史料》，第1页。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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