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地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6页。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张治中*》（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昆明*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但本质上仍然是爱国运动和反贪腐运动。对有缺点、有不足的*，只能引导、教育，而不应敌视、*。蒋介石这里指斥联大的三青团员参加“倒孔”是“反革命的工作”，其矛头所指当然是整个的昆明*。其1月23日日记云：“对各大学*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这就为国民党日后**预埋了伏笔。1月25日，他认为“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但有些城市还在因此发生*，怀疑背后有“汉奸、反动派”挑动，因此通令各省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制止学生之越轨行动”，“切实戒备，洞瞩其内幕，严防其煽动”。《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25。以1942年年初的昆明*为标志，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校工作逐渐向以防共、*为主转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8）
昆明*反对孔祥熙个人，并不反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敦促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的警讯，但是，蒋介石却主要视之为敌对势力挑动，对内政危机漠然不觉。他处理郭泰祺虽然坚决、明快，但处理孔祥熙却长期优柔寡断。1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主管官员训话，大讲其“于安定中求改正”，“于宽大中求核实”，不得互相讥刺、攻讦，不得旁观冷视，不得造谣生事，不准姑息腐朽，不得以中立态度自居，以及“成败荣辱皆不能分离”等道理，然而，并无改革内政的任何实质性措施。《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6日。27日，重庆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使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抱有希望的人大失所望。自此，国民党的腐朽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步入膏肓。
附记
本文写出初稿后，承闻黎明教授赐示重要资料，得以修订完善，谨此致谢。
又：关于“洋狗飞渝”事件的再考证
我在《“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文中论证：1941年，自香港抵达重庆的飞机上所载洋狗非孔家所有，而是美国驾驶员所带。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报社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对拙文考证提出质疑，认为以国民党的*和孔二小姐的跋扈，洋狗应仍为孔家所有，当年《大公报》的抨击“合情合理”。云云。
说老实话，我感谢这位读者来信，但并不以为然，其原因在于，拙文所列三证中，宋庆龄致宋子文函是铁证。当年，宋庆龄与宋蔼龄、孔令仪等人同机自港抵渝，她于事后写给弟弟的函件中批评《大公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是一种“言语中伤”，应该可信。因为宋庆龄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直女性。如果洋狗确为孔家所有，她不会有意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而且该函是私函，只是与弟弟叙述家常，生前从未发表，自然不会有任何宣传或政治目的。有这封信作证就足够了。
拙文所列第二件证据是当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的调查声明。这一证据有可能被认为权威性不够，因为官官相护，它很可能包含着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的政治目的。这就需要严谨地考察该调查声明的出笼经过。好在《张嘉璈日记》就藏在胡佛档案馆，而我又正在胡佛研究院访问，还是调出来查查吧！这一查，有关事实就更清楚了。
张嘉璈民国31年12月10日日记云：晨起，知昨晚开港三机均返。一为孔夫人、孙夫人等一机，余二机为中航同事及孔夫人介绍一部份人，又泛美公司及美机师等数人。多人往机场接眷，均未接到，均迁怒于美人携狗。蒋先生来电话责问，即往中航公司查询，并规定今日起，不许运公司职员，正在规定办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时有被日军攻占的危险，在重庆的许多人“往机场接眷”，然而亲人不见，见到的却是几条肥硕的“洋狗”，自然，接机者非常愤怒，“均迁怒于美人携狗”。事情很快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来电责问，张嘉璈亲赴中央航空公司调查。
又，12月29日日记云：下午，蒋先生以《大公报》攻击孔夫人飞机带箱箧、老妈、洋狗事曾询问孔夫人，绝对无其事，嘱交通部声明更正。当遵嘱拟稿办理。《大公报》的社论发表于12月22日，蒋介石见报后立即向宋蔼龄调查，得知“绝对无其事”后，要求张嘉璈发表声明更正。
据此可知，交通部的声明虽是奉命之作，但张嘉璈早在12月10日，即事发的当天，就得知洋狗为美国人所携，并且亲自向中央航空公司调查，进一步确知：“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
至于交通部声明“因有空位”，而拙文所引孔令仪回忆则称：“连位子都没有”，两者似乎矛盾。这种情况，或因共有三架飞机，各机情况不同，或因客舱、货舱有别，或因孔的回忆系在晚年，年深日久，不会所有细节都十分精确。人们不应因为此类细枝末节的差异而对宋庆龄致宋子文函这样的铁证也不予置信。此外，关于孔二小姐在此事中的角色，孔令仪的回忆讲得很清楚，她是接机者，是在到机场迎接宋蔼龄、宋庆龄等人之际，“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如此而已。
拙文完成后，读台湾《传记文学》2009年12月号林史少敏所作《永远的大小姐孔令仪》一文，中云：“当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夕，孔夫人和子女由香港飞渝，当时机位是一票难求。几十年来以讹传讹，说孔府的狗占用载人的机位。而事实上孔夫人根本对猫狗敏感，从不养狗。当时飞机上确实有狗，但该狗是飞机驾驶员Pilot所有，孔府是横遭嫁祸。”作者与孔令仪极熟，其说可作为本文的补证。当然，该文也有细节错误，即当日宋蔼龄仅携长女孔令仪与管家赵惠芳，并未携“子”。对于回忆文章，应从总体上考察其真实性，个别细节的错误是难免的。
2010年4月1日晚写于斯坦福大学之Escondido Village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1）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就很难掌握全貌；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张、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在*中，人们为了所属政派、集团或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常常掩盖事件的部分特性，夸张、扭曲另一部分特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常见，有时还会很严重。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必须采取冷静、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而只留下一个需要和目的，即还原历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
【一】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的事件。
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统制烟酒产销，禁止私制及进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六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并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参见《高等法院记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585页。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开枪，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1992年版，第226页。《缉烟血案被告傅学通等判决书》，陈芳明编：《台湾战后史资料选》，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91年版，第229…232页。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