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12）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登台不久的陆相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今井武夫*》，第160页。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
【三】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张季鸾从和知鹰二处得知张治平、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的谈判情况后，极为震惊，他一面研判事件性质，探究真相，汇报重庆中央；一面则力图通过和知鹰二，拆穿日方的“把戏”。
除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外，和知鹰二实际上同样负有找寻与中国方面谈判机会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和知鹰二的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前后，和知鹰二的任务转为在香港和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萧振瀛谈判，当时即与张季鸾相识。但是，和知与板垣征四郎等不同，主张抛弃汪精卫，专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他对张治平与铃木、今井之间的谈判，不仅不支持，而且“立于竞争、暗斗之地位”，“曾力予破坏”。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动，和知即致电他的中国助手何以之，嘱其设法向中方揭破：“今井来意为蒋汪合流，实际为汪奔走，故亟应破坏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何以之，亦作何益之、何毅之，他既为和知鹰二，也为中国方面工作，是个“两面人”。
1940年7月，和知鹰二在澳门会见张季鸾。8月17日，和知回东京向陆军省官员报告，声称“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条件，重点放置于兴之所至之打听。”“蒋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华彻底合作，不拟苟合。”《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29日，和知在澳门会见时在香港的重庆工作人员王季文，要求王转告孔祥熙的秘书盛某，请其促进宋子良工作，但是，却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进行之工作，那是一桩谋略。”《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9月1日，和知向张季鸾打听“真相”，告以所知，张季鸾感到震惊之余，认定“铃木活动，彻底为捏造之故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和知向张季鸾通报情况，时间不明，但8月30日和知尚在广州，与张季鸾谈话时间必在9月1日。。谈话中，和知向张季鸾透露，东京方面对板垣领导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东条英机陆相怀疑；外相松冈洋右也怀疑；只同意板垣等办至9月底；“若届时不成，决由政府自办”。《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因此，张季鸾暗示和知，将此事向东京报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溃，使敌人内部发生重大争吵”。张季鸾估计：“该板垣把戏一旦揭穿，定会发生重大责任问题，而敌人之乱，即我之利也。”《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9月3日，张致函陈布雷，告以即将向外界“放出消息”，说“委员长震怒，正彻查其事”，“如是则敌人自知失败而板垣倒矣”。《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应为9月3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桐工作”辨析（13）
和知鹰二在与张季鸾谈话中，曾向张故示宽大：如中日双方停战言和，“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其他无大问题”。张答以“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对和知所称中日谈判今后将由东京“收回自办，另作准备”，张季鸾表示：“如作准备，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简单一句话，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张季鸾通过铃木和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故事”，认定日方“愚昧凌乱”、“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证明去中日可以谈话之程度甚为辽远”，“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因此，他不准备与和知鹰二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张通过何以之转告和知，“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当时，张季鸾听说，日本陆军正在力主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又嘱咐何以之劝告和知：“决不可对苏联乐观。苏联之事，中国知道的多，苏联对中国，近来也很好，个中消息虽不能多谈，总之苏联对日本，可说是无丝毫好意。”《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9月4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自称当于15日返回华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终不脱蒋汪合流之主张，故必须撇开板垣。”张季鸾不愿与和知作泛泛空谈，托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关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觉悟，见我何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军南洋，抢夺英、法在当地的利益。张季鸾估计，日方“因南进不能决策甚为焦躁，板垣等又闹此大笑话。和某归后，敌人内部，将呈鼎沸之态。”《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9月6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对日方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他估计，板垣、铃木工作失败之后，日本内阁必将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与中国的谈判路线，因此，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观察”身份向日方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即日军自中国完全撤兵，完全交还占领地，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张季鸾分析，当时日方急于与中国议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为了进军南洋。他说：“敌对南洋，势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争，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问题，一动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势也。因此海军坚持非结束对华战争不能南进。”2摆脱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张季鸾称：日军在中国的部队，共69个师团，约计在130万人以上；每日军费由2000万元到3000万元。最近半年，日军几乎毫无动作，今后的作战计划也无法确定。“老师糜饷，毫无效果，而同时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后将失去南进机会，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9月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请示下一步谈判方针，函称：综观大势，委员长对于全局之判断，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现观敌方殆有逐渐就范之可能，其酝酿应需一两月之时间，故十月、十一两月恐为重要时期，现拟得和某来电，再知悉最新敌情之后，即先回重庆。然若彼竟南来，当与一见。总之，现时为适于宣传之时期，倘蒙指示机宜，不胜厚幸。《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桐工作”辨析（14）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作者注），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入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带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云云。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铃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在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时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页。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15）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原函未署名。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九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