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未来的大画家还住在射洪这么个破地方实在太委屈了。我说，射洪就是小，你看街道好窄，我担心要夹住大鼻子苏老师的鼻子。两个心在别处的少年越想越气。后来，两个人叹一口气，还是回去画吧，画成大画家一切都有了。走，未来的达？芬奇。走，未来的毕加索。
我们成天都在画。文化馆、学校，还到处写生。行色匆匆，背着画夹，满身自己故意涂抹上去的颜料。我们最喜欢在学校里画。画时像大画家作画一样旁若无人，咪着眼睛，近前，退远，反复在画稿上凝视，眼角的余光却观察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在围观。男同学，更多的是女同学，包括那些平时骄傲得不得了的体育尖子和歌舞明星。等他们恋恋不舍地走远了，我们才将憋了许久的笑声释放出来，笑得在地上打滚。有时，我们还顺手在黑板上写上“打倒大画家陈霁！打倒大艺术家杨志勇！”当然，谁也看不出是我们的笔迹。我们最得意的作品是周恩来像。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全校悲痛。傍晚，校长把我们召到办公室，亲自把画遗像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志勇。明天上午9点开悼念大会前就要画好巨幅画像，时间紧迫，又是重大政治任务，校长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亲手端来火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过，我们不甘心当无名英雄，一定要让睡在隔壁的校长知道我们工作的辛劳和思想的革命。于是两个未来的大画家在你一笔我一笔地作画时，不是凳子响就是桌子动，还有两个革命小将的豪言壮语和激情对话，更严重的是校长的办公桌被烤糊了，满屋焦味，烟气熏人。一夜折腾让我们敬爱的校长彻夜难眠，次日主持悼念大会时满眼血丝一脸憔悴。全校师生十分感动，都以为校长悲伤过度。
太和镇是一个最宜于梦想的地方。我们成长的岁月被它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并点点滴滴地完成了对我们的基本造型。虽然我们美术小组的铁哥们中只有志勇现在是扛着大校军衔的专业画家，陈三在成都当着不大不小的官，孙扬在美国纽约干着当年曾被我们奚落的外科医生勾当，小平则在德阳研究他的三星堆，我更是早早地撂了画笔，但我们的理想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
我们没有成为大师，志勇也没有。但我们离开后的射洪画坛（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什么“坛”的话）一直热闹，出了不止一个“大师”和一批“著名”画家。这要怪孙竹篱——一个真正的大画家。他曾是四川画坛一个最响亮的名字，响亮得如同春雷滚过巴蜀的天空。孙竹篱几十年深山练剑，上探石涛、八大、吴昌硕，扬州八怪，下追黄宾鸿、齐白石、张大千，还有自成一绝的诗书画，所以一出山便以老辣的笔墨和清新的格调艺惊一方。画界都说他是中国又一个陈子庄，又一个黄秋园。他的成功让太和镇一些人眼红不已，蜂起仿效，一时卖得太和镇经常颜料短缺，宣纸脱销。然而孙竹篱命薄，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尝成功便被癌症夺去性命。这就成全了一批人：小城大师迭出，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孙竹篱的嫡传弟子。在他们脏兮兮的画案上，“孙竹篱”成了另外一种人民币，一版再版。成都市场上的假孙竹篱，大半来自射洪。 。 想看书来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6）
家
故乡的体味和体温让我对她像狗一样敏感。后来我明白了，对故乡的这种感觉最终还是来自家。对我而言，家是游移不定的，故乡在射洪的确切部位也就是不确定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那天怎么就把车子直接开进了广场。我本想绕开太熟悉的北门而选择了从河边入城，但我东拐西拐突然就到了这里。这不像是我开车来到了这里而是广场冷不防跳到了我面前，故意要吓我一跳。广场非常大，感觉中大得恐怕连成都也没有。这里根本没有下雪，阳光明媚恍若春天。阳光照耀下的整个广场被一种声音笼罩。像风声，像雨声，像放大了许多倍的蚕吃桑叶的声音。这是许许多多声音的高度拥挤、粘连和压缩，密不透风，浑然一片，因为其它一切杂音都被它席卷和消化。这是麻将！是麻将在成百上千双手的抚弄下快乐的大合唱，是麻将在广阔空间里在最自由放纵状态下的众声喧哗。人们在这里快乐地接受着它的统治，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快乐着彼此的快乐。我傻眼了：这种大规模聚集群众的功能，原本只属于*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啊。
看见了一棵黄桷树。还有两棵老槐树。尤其是槐树让我眼睛一亮，像时隔几十年后见到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儿时伙伴。这时，我才辩认出我就站在原来的家门口！那时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文化馆，是父亲在文化馆的卧室兼办公室。后来母亲因病进城，我，还有弟弟、妹妹，都跟着进城上学。一大家人居然能塞进那十几平米。好在那时父母骨瘦如柴，我们也老长不大。
母亲实在能干。除了治病，她居然可以用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对付五张嘴巴。甚至偶尔还照顾一下父亲在朋友面前的面子。她还以自己示范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勤劳、坚忍、谦逊和礼貌。父亲则一心扑在工作上。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常常是在宣传部某位干事指挥下，与包括孙竹篱、大鼻子苏老师在内的一帮子人不断地写，画。画伟大领袖，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用美术字写毛主席语录，在城墙上写“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他最出风头的是大跃进时在城西老鸹山上写的一条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每个字足有一幢楼大，笔划也粗如城墙。加上一个奇大无比的惊叹号，更像是全县几十万人民的齐声呐喊。这条标语是县委决定之后，由父亲带领整整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完成的。多年以后，父亲讲到此事时，脸上还堆满成就感。
父亲也是我最初的偶像。还在乡下时，他曾带了县宣传队就在我上学的学校戏台上为全乡贫下中农演革命节目，曾经背了枝用来打野鸭的小口径步枪从学校经过，曾经拿了本子在学校外的河边画一幢老屋，引得放学回家的同学都叽叽喳喳地议论这是谁谁的爸。这些是对我在那些乡下孩子面前虚荣心的强大支持。有时我与父亲从乡下进城，一路上金黄的油菜山洪一样从山腰流泻谷底，形成大小不等的金色湖泊。喜鹊欢叫，燕雀啁啾，我的想像在父亲的光辉照耀下飞翔。我不停地提问，比如汽车和摩托车谁跑得更快，美国和苏联倒底谁厉害，毛主席是不是天天吃肉等等。好像父亲从来没有被问住过。他几乎是城市的代言人，一部专为儿子打开的百科全书。我还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蛮标致。这更让我佩服。他说，你要多读毛主席的书，我就天天翻那本砖头厚的毛选。他说，毛主席专门把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乡下劳动，怕他把书读迂了。于是，我又真的怕成书呆子。就想，一天到底该读多少页书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7）
我进城上学后，小城投射到父亲身上的光环在不知不觉中淡去。并且他的谨小慎微和不谙世故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渐渐，我已在心中将他平视。还有，他胆小如鼠却常常对我声色俱厉，这让我好几次在同学面前丢面子。一天我又端起饭碗到文化馆报栏前边吃饭边看报。这报栏是我窥视小城之外广阔天地的唯一窗口。而父亲一贯活学活用伟大领袖的思想，经常在我面前批判死读书，读书死。当他又一次声色俱厉地硬将我召回家中，又继续声色俱厉地教育我时，一场反对旧秩序的起义终于爆发。当着他的面，我一脚将脚上的木板拖鞋使劲踢向空中。拖鞋触到天花板后，在父亲的惊愕中砸向地面，声音惊堂木一般响亮。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早已跑上了大街。我这次完全是想完成一个男子汉形像的塑造，也是一次精神独立的公开宣言。我觉得父亲那些陈词滥调早就听够了。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应该被冲个落花流水。激情让我充满了勇气和智慧。在大街上乱走时，我设计了许多报复父亲的方案。想得最多的是让自己消失，其中消失的方式中还包括死或装死。想着父亲知道我“死”后的无比震骇，就窃笑，就享受着报复的*。大胆的造反却以平淡收场。是母亲居间调停将此事摆平。从此，我与父亲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我变得比以前更加规矩，画画也更加勤奋；父亲则对我大加放纵，以致后来我在许多重大事情都自作主张，包括对美术的背叛。我的这种作派让妹妹加以仿效，唯有弟弟仍然是父亲面前的应声虫。
泊了车，我要了一杯茶，在虚拟的家门口坐着。母亲是因为糖尿病去世的，那病在那时被人称为“富贵病”，而它偏偏来到我们这种贫寒之家。弟弟也早已夭折，年纪轻轻也“富贵”了一回。妹妹与银行的同事正在麻将桌上。父亲不知去向，电话没人接。现在，只有让这棵老槐树陪陪我。这里原来有一条河，从涪江引入的城中之河。这槐树原来就长在河边。春末夏初，槐花开满枝头，一切都笼罩在它的清香中。这是一个季节的气味，也是家的气味。我坐的地方应是我家的窗外。在这里原来可以看见南北河上各有一座石桥。每到夏天，河里荷叶田田，一片蛙声。孙竹篱曾是我家邻居，他以荷为代表作，或许与此有关。现在河被填平了，水面被地面砖取代，小船被汽车取代，荷叶被麻将桌取代。这棵老槐树原来还有许多伙伴，其中一棵长在文化馆大院内，后来被风齐齐吹折。折断的地方我曾掏出好多颗子弹头。*乱世，造反派喜欢在这里朝树干开枪取乐。他们等于是在上面打了齿孔，让风撕了一回邮票。
好不容易问到了文化馆。原来的文化馆已片瓦不留，新馆被挪到了广场边的一个角落。那些报栏、展览馆、图书室和画室，已像水份一样从那座小楼里被挤掉。还有一个叫“红房子”的歌舞厅，大摇大摆地趴在它的身上。我听到了文化馆在重压之下的喘息之声。
河的秘密
拍打思乡之梦的常常有一条河。我梦中之河是涪江，位于城东。这是两滩之间形成的广阔水面，故乡称之为沱。儿时这里樯桅如林，太和镇几乎有一半人家与河上营生相关。中学时我的写生活动也主要在这里，因为它处处可以入画。那些船，那些芦丛，那些树林，那些水鸟，还有水中那些重叠繁复的倒影。夏天，我还天天在这里游泳。起初父母都是严禁游泳的。回家稍晚，父亲就要盘问，开始我撒谎，但父亲有他的侦查手段：用指甲在身上划。如皮肤上划起有白印，就再也无法抵赖。好汉不吃眼前亏，认错、低头。如桀骜不驯，就可能挨打。后来我们都有了反侦察手段：游泳后再去蹦跶一阵，打球，疯。臭汗一出，皮肤不再紧绷，侦察手段失效。有一次再以此去对付时，父亲嘿嘿一笑，说，我专门到河边了，看你娃儿还游得可以，放你一马，但每天必须准时回来！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8）
从此，我与几个同学经常在一起，充分享受着自由。藏赵二娃的裤子，害得他像夹尾巴狗一样躲在树林里不敢回家。在货船上学跳水，不是脑壳插进淤泥就是碰到石头。坐在木排上，想潘冬子小小竹排江中游的神气。赵二娃他爸是放木排的，我们好羡慕。
但小城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那条河。一条若干公里长的水泥长堤，利刃般切断了河与城的联系。三座大桥像三只爪子伸过河去，将对岸那一块小平原紧紧抓在手中，很快就要完成对此岸某一角的克隆。河滩已经消失。挖沙形成的深坑赫然密布，像是经过了多次饱和轰炸。终于看见了一小片树林。就在当年藏同学裤子的地方。并且还有一大群牛。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小城这一处最后的田园风景不过是一处牛的死牢。射洪牛肉自古有名，现在也是。它几乎与沱牌曲酒齐名。这些退役的耕牛，即将以自己的死亡成就人的盛宴。从牛鼻、牛蹄、牛尾、牛鞭、牛羞（从著名的麦加牛肉大酒店得知那是母牛的生殖器），到全部牛肉和牛杂碎，都是牛给人送上的最后的礼物。它们现在被拴在树上，忧郁地望着河边。它们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种叫“牛”的动物，而是未来的卤牛肉、红烧牛肉、酱爆牛肉、火爆牛羞和牛鞭汤。我曾听到欧阳夏丹在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中带着灿烂的笑容说，牛是多愁善感的动物，即使在交易、迁移过程中也会有被屠杀的恐惧感。我想起了行尸走肉一词。祖先们创造这个词，难道是专门配置给这些多愁善感的可怜家伙的吗？
小时候在河边看过杀牛。汉子们用绳子将牛蹄一串，然后冷不防一拉，绳子收紧，四蹄被缚一处，牛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