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了，我提起一个小提包到仰光去，想捡拾点剩余的东西， “二流堂”的“动产”与“不动产”便托付给家伦处理了。
住在“二流堂”的金山，在国民党里搞到一个接收长春伪满洲电影制片厂的任务，他便招兵买马，家伦也被收罗进去。于是，他把“动产”分给各位堂友，我的妹妹分到一件皮袍和一只银盒；一架收音机送到曾家岩；一架手提电影摄影机赠给延安电影团当时正在重庆的陈波儿；出售房屋的钱则分给被招兵安置家属之用。
说时迟，那时快。全国将解放了，家伦帮助偷运人口进入解放区，自己也来到了北平。
此刻，敌人远去了，现在都是同志，分别只是高层的同志与低层的同志，他必须服从上层同志的安排，为了革命的需要，你不能任意挑选。家伦被分配管理一个小资料室几本电影的书籍，工作是清闲的。于是，他时常丢下这正业而去搞不务正业的事，他诚意要教给新凤霞识乐谱。新凤霞参军到总政文化部去了，陈其通蓦然感到一种新型的歌剧就要在中国涌现，家伦和他想摸着石子过河。
但新凤霞需要服从组织安排“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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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难忘（4）
家伦避过了“肃反”、“镇反”、“三反”的关，这些关似乎和他连不上，但“胡风分子”那个关却是险过的，他当然不会承认依附于某人成为分子，但你曾经和他亲切谈话，此时解释权已经不属于你了。
家伦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心情的抑郁，生活与饮食的失调，使他再次走向鬼门关。
二十余年前，青年家伦已经在杭州苏堤上死过一次，他倒在堤边整整一天，过往的游人奇怪这死尸怎么没有人来收埋。在被阎王赶回阳世之后，他回忆起死亡是多么美妙：在一段不短的时间，他像腾云驾雾，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一直到失去知觉。
在他第二次进入鬼门关前，朋友们一批批络绎不绝到同仁医院和他告别。我最后见他的时候，心想：他的远行是分秒之间的事。但是，他却无事人一个在谈笑同院的病人马师曾……
“尘归尘、土归土。”他带着处子之身来到人间，仍带着那完整的处子之身回归故土。
一九九四年元月于北京
％％％ 悼盛家伦
我们没有能够留住你，再也听不见你雄辩的声音。
长久以来，你用微笑遮盖着疾病，用沉默回答别人的不了解，用书籍淹没了孤独；你尽力使寻求知识的朋友得到满足，因为那也是你最大的欢乐。
但是你能死无遗憾吗？当你那一点一滴的耕耘开始收获的时候，当你正准备献出花朵，而你却又带着花朵去了！
戴浩 郁风 邬析零 唐瑜 葛一虹
一九五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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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通摆龙门阵
——忆念中国电影巨匠蔡楚生
阴阳界上一别，倏忽已是二十年。
我现在又来到这个风光明媚的南岛，它不久就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你曾经在这里耕耘，播种，你在这里孕育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你在香港仔那个蜗居写下了《自由港》、《乱世儿女》。在你等待奔赶自由天地的期间，你也曾辅助、策划一间新生的“南国影片公司”的诞生。
我曾到香港仔探视你旧日的蜗居，但那里已经无法辨认，你和云姊的旧居学士台，已改建了高楼，只有那间潮州天发酒家，四十余年如一日，你所喜爱的“鱼饭”，如今仍摆满玻璃橱柜。难怪宋之的要说： “你们潮州人太保守。”潘汉年说你像一只猫，把那么腥的“鱼饭”视作天下第一美食。数十年来，你吃过多少鱼？潮剧明星姚璇秋去北京时在你家晚餐，你想请她吃鱼而不可得。在拍摄《南海潮》期间，你到广州，珠影只能以市场上仅能买到的那种比香烟盒大一些的罐头摩洛哥沙甸鱼为你佐膳。
我徘徊在我们的旧游地，浪花依然狂吻着海畔，遥望远方，晴空万里，水天一色。
记否，我们坐在礁石上憧憬着中华民族真正的解放，编织着一个一个的美梦，这些美梦包含着国家人民，甚至全人类，连萧红应该有一块刻着墓志铭的大理石墓碑也想到了。我们陶醉在未来的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海浪一样在奔腾，和海鸥一样在无边的天际自由地飞翔。
一九四九年大军势如破竹的胜利，激发你的诗人气质的奔放热情，我们为全国人民终有一天能获得自由幸福欢欣鼓舞。
你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你们踏上了光明之路。潘不许我们送船，于是我们在临别前夕闹到深夜，最后，我们轻声哼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呵嗨！嗨！呀呵嗨嗨依呼呀嗨……
我在默默地计算着你的行程。终于，你到了人民的北京了。你邂逅了多年前的“合作者”，那一个女人，她对你口口声声尊称老师。那时，我从你的信中，也感染到你的喜悦。一代天娇的她把你邀请到中南海便宴。也难怪她要对你表示她的无比的尊敬。假使当年没有你敢于启用她做《王老五》的副主角，那她连后来被称为第三流演员也不能入流呢！
你不断来信催促我迅速北上，说“袁牧之欢迎你来当幻灯大王”。那时我无法分身。两年后我到北京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大忙人了。虽然忙，但彼此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你在为整个电影艺术事业绘制蓝图，我则为部队战士的看电影问题到处张张罗罗，因此和你们那里的若干发行、器材供应部门颇有磨擦，但彼此都是在为国家、为人民辛勤服务。
陈波儿的逝世使我们极为难过，那不仅因为她是我们的同乡，更重要的是她对战争年代电影的贡献，我们送殡到八宝山，这里原是日本侵略军的“忠灵塔”，忠灵不灵了，尸骨翻掉了，它今后是人民的了。看到那些新的坟茔，我们也曾为逝者自今而后可以入土为安欣慰。我们为生者的自由美好的日子欢畅，也为逝者永远安居而喜悦。
逝者的功勋给予我们力量，我们一往无前工作。那时，我率领一个制片厂的一批艺术、技术干部参加了你们一系列的会议，我们日日夜夜沉浸在会议的海洋中（所谓日日夜夜是白天开会，晚间还要为会议做准备工作），我们任劳任怨。我们以为是必要的。
就在这次冗长的疲劳会议中，我听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话，有人几乎是指着你的脸骂街似地侮辱，身心疲劳使你失神地有一次几乎晕倒。我在休息室的角落，细声地说：“老通，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不是当官的料，这工作对你很不适宜呢，你还是跟千万群众对话吧！”你沉默了一会，苦笑了。
三十年代，从我认识你之日起到我离开上海之日，你以慢工著称，但即使如此，你在五六年中，也编、导了十七部电影与剧本。
你在那年代的创作激情呢？你的“烟丝披里纯”哪里去了，你的艺术细胞失落在何方？！
我不知道后来你再重新拿起导演的话筒，是不是受了这话的影响，但你终于到珠影拍摄《南海潮》了，那时正是全国人民都陷入苦难中。《南海潮》不能尽如人意，那不是你和为一对工作不认真。那些巨匠、天才：茅公、郭老、老舍、曹禺等等。那些作品：《蔡文姬》、《龙须沟》、《西望长安》、《胆剑篇》、《王昭君》，又怎么样呢？
不久，一场惨烈的暴风骤雨到来了！
真是存在决定意识，当她走上了疯狂的野心家的道路时，这老师却成为绊脚石了，你被造反者从病榻上拖出狠斗，生命在生死线上挣扎之时，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位能使你起死回生？ 然而，那些小狗腿，他们是熟知你和那女人的关系的。她不闭起双眼，他们敢放肆么？
“学生”的秘事，你怎可以知道得太多！
缅怀往事，徒增凄怆。我还有许多许多话，想和你长摆龙门阵，且待来日重会时。
唐按：蔡楚生逝世二十年，友朋和有关方面为追思他对中国电影的功勋，推举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等为筹委，于一九###年夏初在广州、汕头、潮阳举行“蔡楚生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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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和忆念（1）
——潘汉年、董慧二三事
一、混沌
你被“推倒”的时候，大地的一角发出了闷雷似的巨响，良久、良久，才像山谷中的回声，渐渐消逝。
那是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事。
那一天，艳阳高照，我的心上却蒙上了一层深厚的乌云。从早晨看到报上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新闻之后，
耳朵里一直在嗡嗡地轰响，脑子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蒙蒙。我想我必须提早回家；我是早已熟读材料，经过多次的谈话；我早就应该有对这个“反革命分子”满怀愤恨的心情了。可是，妻前天晚上还在谈论他大概是改了行期，否则应该早到北京了。她哪里知道，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马上就要爆出了。
妻初见潘时，只见其人神采奕奕，态度温文，谈吐尔雅，平易近人，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征，但这人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断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总之，看不出来像个官。然而，潘在她家乡上海短短几年间的业绩，她的体会是尤其深切的，她感到党因为有这种模式的党员而给党增添了绚烂的光辉。这个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将如何作解释？！
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一闭上眼，报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跃。中午过后，我听到铁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啜泣的声音由远而近。走进屋，她张大泪眼，瞪视着我，冲上前，扑倒在沙发上，放开嗓门嚎啕痛哭。哭也许能使人得到某种解脱，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一个多月前，我出差广州回京，途经上海时，潘接了我同到国际饭店十四楼，杜宣也在那里等他谈剧本的事。在车上，他说他要去北京，我说我们正好一起走，但他还有别的事，于是我单独回到北京。
过了几天，吴祖光来问我有没有见到小开（潘的绰号，我给他信时则称之为K），他说青岛寄来一封信，有两个人坐汽车赶到他拍外景的场地，要他马上回家取这封信。他认为必有严重的事，我当时也摸不清底细。接着，我看到有关潘反革命罪证的材料，同时报上以快速的步伐在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宣布他的罪行。
妻放声大哭，把小儿子也吓哭了。孩子，你可会知道，那位在照相簿上贴着你照片的昨天的潘伯伯，今天已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了。
我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是为潘而流的吗？……
二、苦忆
往事如烟。根据公布的“罪行材料”，从时间推算，一九三九年夏秋以后，潘汉年已经是投了敌，当了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他竟能埋藏如此之深，隐蔽如此之密！
一九三九年日军滥炸重庆，《救亡日报》航空版的小印刷厂厂房炸毁了。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和迁厂问题，我几乎每天奔波于重庆的郊区乡间。一天，在小龙坎遇到一个朋友转达潘汉年的口信，他要我去香港搞出版工作。同时，一位姓郑的朋友也来信要汇一笔钱给我，我请郑把钱交给那时在香港剪辑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吴蔚云替我购买幻灯器材。等我解决印刷厂的问题时，我的脑子也比较清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可能让我搞宣传抗日的幻灯的。于是，这年冬天，我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在仰光经商的哥哥。我告诉潘，他眼睛一转，突然问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摇头。他就对我谈他在仰光搞一个据点的设想。我介绍我哥哥和他见面，由我和蔡楚生当翻译。爱国主义加上革命道理，综合官话加双手比划，很快说通了，我和蔡只是偶尔作必要的补充。哥哥答允为我专开一家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哥哥离开香港时，潘交给他三个人——范长江、蔡楚生、陈曼云 （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备受折磨致死） 的照片，由他在仰光办理入境证，随后，我也离港经越南、昆明转乘飞机去仰光。
一九四一年春，潘打电报叫我去港，他告诉我：因皖南事变，周恩来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了解仰光的情况。当时已有一些人陆续到港，我们商量筹集了一笔开办剧社的经费，然后叫我乘飞机去重庆转回仰光。
我到重庆的次晚，孙师毅陪我去曾家岩五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