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去了。
我到重庆时，他早已开展一个时期的抗日宣传工作了。他利用制片厂摄制工作的间歇，把一些一时闲着的演员，组成了歌唱队，连活动布景一起，装在卡车上到各个热闹中心——大、小梁子及小什字等处唱抗战歌曲，有时在现场就对广大观众教唱。那时，在重庆运用歌唱对抗日宣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摄影厂内，家伦首创了用电影纪录抗战歌曲短片，在正片之前加演，教观众唱歌。这无疑也推动抗战歌曲的广泛流传，从而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情绪和斗志。
家伦是那样热情地工作。但在那频繁的演出中，他却是从不参加演唱的。那是为爱护歌喉吗？似乎不是，他为新歌谱曲，他用口吹的哨子，比一支笛子还要显得高亢悦耳，而且他在作曲时，也以口笛代替钢琴。
我来到重庆已五六天了，仍是从明星姑娘口中在传诵着关于家伦的功德。真可以说是口碑载道。但又听到有些人怨他太严，太古板，太固执。
那天是星期一，是歌咏队的例行假日，我在食堂碰见家伦，他瞪大双眼注视我一阵，然后表示惊异、高兴、欢迎。
我那时是一个闲人，每周开一次会，参加讨论剧本，此外无所事事。我便时常跟摄影队出外景，随着歌咏队出发，沿途兴高采烈地东看看西看看，也想尽量帮着干活。
我发现了，由于工作的劳顿，家伦明显地消瘦了。我们约了四五个人联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九元。这小馆的菜肴质量并不下于名菜馆，譬如我们的四菜一汤，那个汤基本上是全鸡全鸭，除一盖碗沱茶外，豆腐脑随便吃。家伦有时下厨直接点菜。
日寇侵略的烽火虽然胶着在贵州以东一带，但敌人想速战速决。于是，他们从诱降改变了策略，竟然用狂轰滥炸，企图逼降。
我那时在出版《救亡日报》航空版，小印刷所被炸毁了，香港的好友又力促我去另搞出版。家伦正好和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摄影队同去塞北，既为影片作曲，也完成搜集民歌的愿望，我们便各自南北而分道扬镳了。
我到港后适我哥也来港，他与我友商妥叫我去仰光主持一家“公司”。于是我又转搭轮船赴越南转昆明飞到缅甸。我在临行前接到家伦的信，他已动身随《塞上风云》摄影队到塞北去了。
他们经过延安的时候，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也看到毛泽东和应云卫比赛吸烟，毛只吸三口，一支烟便燃烧到手指捏住的边沿，应云卫立刻认输……后来，听他们说起而传为佳话。
陕北边陲的榆林，那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邓宝珊，他是国民党开明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塞上风云》摄影队到达榆林时，邓将军热情接待他们。因此他们拍摄外景的所有困难的问题，都很顺利地得到了帮助和解决。
一曲难忘（2）
邓宝珊从他的秘书那里知道这个摄影队，既是国民党军委会属下的单位，又是靠拢共产党的左翼艺术家。他想赠送他们一点零用钱，但是不能做得太直露，感到为难。还是他的副官足智多谋，他给他们安排了几桌麻将耍乐，在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二十块银元，说明不论输赢都是各人的，只是借此助兴罢了。
不久当副官离开以后，家伦很诚恳地与大家商量，麻将照打，不管输赢，玩它一晚，打完把钱放回原位，主人对我们的招待已经非常丰盛了，我们应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们这样做法不仅使邓宝珊感到非常赞赏，也赢得了司令部里人们的尊重。同时邓将军对家伦通晓天文地理是很钦佩和赞赏的，因此，他每次因公到重庆，总要前往看望家伦，或者邀请他作客，欢聚畅谈一番。
家伦对婚姻问题总是抱着他自己固有的态度。有一次，某将军有一爱女，颇属意招家伦为东床佳婿，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想方设法委婉地谢绝了。（我前年曾遇此小姐，她已与一位科学家教授结婚，几次想戏问她知否此事，但碍于在科学家面前不敢贸然启齿。）
家伦有三好：好吃，好看书，好议论天下事。在上海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女事业家，对他狂热地单恋，约他参加舞会、看戏，甚至听音乐会，他都是一个“不”字。后来知道了诀窍，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只请他一个人。他来了，二话不说，举箸便吃，但只是蜻蜓点水似地吃了一下。吃毕，他开了口：“嗯，不错，营养够了。”拿起大衣，拜拜。后面一个娇嗲的声音追来：“家伦呀，家伦呀！”他很客气地加了两句：“再见，再见。”
夏衍老人套用波斯古国的国名大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大食国王”。这名称不太恰切，他是精食，再好的美馔，他是从不暴吃的。
虞静子有一次请家伦吃饭，她烧了一只鸡，大家都吃得很有味，他吃了一口，立刻吐出来：“死鸡。”那鸡果然是死后再加工的，这不免使大家感到惊讶和叹服。
家伦的家世大概有美食家的传统。他的曾祖父吃鸭子只吃鸭掌，即架起一块薄铁板，围住，把一群鸭子赶上去，铁板下烧火，鸭子在上面跳，血凝向脚下，然后斩下鸭脚，炖而食之。抗战胜利前一年，忽报他父亲在北碚去世，前此谁也不知他父亲住在重庆。他去办完丧事回来后，我问他是怎么死的，他说：“吃……。”突然感到暴露了“家秘”，不说下去，我也知道了。不久，发现特伟（漫画家、上海美影厂长）和盛舜也是他的叔叔，还有一个小婶婶，两个十几岁的小叔叔，还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呢。
四川，真是名实相副的天府之国，八年抗战，大量的政府机关、商人、学生、文化界、难民等等争先恐后地蜂拥入川。前线吃紧，后方紧吃，物资丰富，永不匮乏。除土产外，军援的大铁罐牛油、克宁奶粉、SW咖啡也在市场上偷售。我买了几罐放在床底下。
重庆是举世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二流堂”有一间是男人集体睡通铺，像北方农村的长炕，可以睡八个人，家伦、沈剡等是基本睡户，吕恩的父亲来看她，也睡在这长铺上。我因房间让给方菁母女，也和他们同睡。因为天热，白天家伦便在铺边地下摊开一条竹席，躺着看书。那地方离开藏的牛油、奶粉、罐头太近，这些东西对他诱惑力太大，使得他不时伸手去抓一把往口里一塞，当然不包括咖啡粉。在香港，他也睡过靠床边的地板上看书，因为床底下有一箱苹果，看着书抓个苹果往嘴里一咬。有一次，用力太猛，把门牙嵌到苹果上去了。他也不修复，因为那只牙对吃并无大碍，只是他此后再也不吹口笛了。
谁也不知道家伦究竟读了多少书，就说“读万卷书”吧，但有人说，万卷恐怕也不止。你和他议论什么，他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手都是当代的名学者：翦伯赞、侯外庐、乔冠华、胡风、陈白尘、沙梅等等，至于一遇上音乐家那更是他行内的话题了。
家伦在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在北京那个被叫做“二流堂”的楼上数百尺的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又有多少，更不要说他在抗战前的藏书了。那时他买、借、拿、看、偷的书都有。上海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的大书店，他可以站在书架前看一整天，站得太累而觉得书又太可爱，爱不释手，他便把书带回家。当时有一说：“偷书不算贼”。有一回，他遇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胆子太小，不敢下手。在他怏怏走出书店大门时，家伦把他不敢下手的那册洋书塞在他手里，那人对神偷手的感激之情是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除了吃美食，议论天下大事，以及一些非常必要的事花时间之外，他所有时间都用在看书。重庆的夏天，就像蹲在大火炉旁，人们都找个阴凉的去处。一次他全身脱光仅留一条三角裤，靠在“炕”上看书，他似乎看得入迷了，有个女明星进来，他没有发觉。女明星坐在他身边，他还是不知道。女明星用手轻轻地在他的滑如凝脂、柔若无骨的胴体上抚摸着，他仍未感觉到，一直到读完一篇，他突然放下书，瞪着眼睛，全身登时白中带青从下往上直至脸上，倏地变成玫瑰色，同时用高亢的声音喝道：“干什么！ 干什么！ ”女明星一惊，花容失色，捂着脸抽噎着飞奔出门。
一曲难忘（3）
然而，家伦最出名的仍是美食家。这一方面出名也有好处，朋友们每逢有好吃的，其中必有此人。数不清有多少朋友喜欢这个人物，但也有人说他活在世上除了看书就是吃，光吃不拉。
当然，吃法是有各种各样的，吃可以坐着吃，站着吃，躺着吃，还可以走着吃。拉可就不同，它需要厕所，厕所还得看什么厕所。土改时期，他就因为上错厕所挨批，批他阶级观念模糊，丧失阶级立场。他到地主的厕所里去拉，为的是那里拉屎贴草纸。
在抗日战争前期，我写过了。中期，郑君里编导的《民族万岁》有一曲主题歌，孙师毅写词，我看家伦拉过：
“卢沟桥起了火，全民族起来抵抗，把□□□□的火，燃烧到了辽远的边疆，是回回，是苗瑶倮倮，是汉族蒙藏，是中国人，都挺起了胸膛，接受庐山的号召，响应委员长……”（在“响应”与“服从”两字上，曾发生过一场争执。）
家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谱曲的工作，那时家伦、丁聪和我同住在重庆临江门那个坡下，隔室是我们大家都尊敬的凤子大姐。丁聪是个 “神童”，他什么都使得，他为家伦试唱，我只能做帮腔，家伦用高亢悠扬的口哨伴奏……是魔笛，是神音，抑是梦幻的钢琴！ 歌声响遏行云，声震遐迩，慷慨激昂，雄壮悲怆，在山谷中回荡。
在为夏衍改编的《复活》话剧插曲谱曲时，家伦又以缠绵悱恻、凄厉迷人的调子：“有情人终究能相见，莫等来年再……”此外，家伦也为一些影片配乐，但工作量是不大的。他从来不主动谈报酬，使人感到似乎高不可攀。
日寇自广西挥军西犯，意图进犯重庆，企图逼迫蒋介石投降。家伦在“二流堂”提出一个组织游击队的计划，他曾把这计划告诉徐冰。
我当时热衷于盖房子，除“二流堂”，夏衍、黄苗子和郁风的新居外，还盖了几幢洋式的小屋。为了建屋需要木料，我在重庆乡间买了一座木山。让戴浩管理这座山，他是一个热心人，又是好惹事的人。在那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乱抓过两个特字号的人，其一是在柴山所在地，把一个在那里敲诈勒索乡民的家伙，押送重庆卫戍司令部。（有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必须说明一下：司令刘峙是哥们儿洪虹的姑父，是孙师毅的老表。刘峙的得力副官是我的邻居，他的小洋房是我设计，木料是我赠送的。警察局长的老婆是大家认识的明星，督察长常和我们一起玩麻将，戴笠的左右手老王是我们剧社的理事。……当然还有。——以上这些，“文革”中几个专案组穷数年之力，有的还到过这个木山的乡间，也没有摸出头绪。）
当时开采木山使不少乡民获得工作，木山有许多下脚料，它需要运输，总之，这使这乡间有小小的繁荣。戴浩的轻举妄动又使他获得 “戴青天”的名声。十五年后，他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戴了二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徐冰托我和孙鹤龄“堂医”（这位受所有友朋尊敬的人，不幸在上星期逝世了）让他写几句检讨，以便作脱帽的依据，却被他拒绝了。
我们在那里赢得了各阶层的好感，其中包括一位退伍多年的连长，他家有一座炮楼，有三十七条枪。
家伦和我们一同去乡下，在酒酣耳热之际，他以如簧之舌获得了在座诸人的赞许：“只要盛先生怎样吩咐就怎样办。”
日寇只是到了半路便停止不前了，原来我们组织游击队的计划也便停止了。在告别宴上，当地要送我一块有温泉的地皮可以建设“二流堂”。我们表示心领，最后接受了两条大活鱼。回到市内，当即把鱼转送孙夫人府上，“补偿”我曾经煮坏的鸡。那时她正在接一个电话。宋子文正准备去香港，问她要带什么东西不，她说：“就给我带一双丝袜吧。”（后来我才知道香港每双三角钱，大公司洋公司可能三十、三百元。）
抗战胜利前夕，我和家伦最后的相聚是在一架音色极好的英国收音机前，听###的日寇在美国的强烈炮攻之下发出的豺狼般嚎哭之声，真是一字一泪，不知就里的人听了，可能会对它发出同情的号啕大哭。
抗战胜利了，我提起一个小提包到仰光去，想捡拾点剩余的东西， “二流堂”的“动产”与“不动产”便托付给家伦处理了。
住在“二流堂”的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