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她的话，似乎对电视不起什么影响，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谁能干涉每一个人的“口味”呢。
不久前，这女强人又出山担任了电视台更高层的决策者，虽然时间过去了###年，她也许有了新的看法，但是我还是想把我的见闻、看法说一说。
先从我家说起吧。大前年，我的二十个月大的小孙女和我坐在一起看电视，荧幕上播放的是豫剧《柜中缘》。岳飞被秦桧陷害后，岳云逃进一家民户，官兵追捕敲门，民女将岳云藏在柜中，官兵入内抄家，逼问民女。这时，小孙女突然从沙发上跳下地，满脸怒气，指着荧幕大叫：“他怎么躲到箱子里不管啦。”
她早晨醒来，下地打太极拳，那是从电视上学来的，虽不熟练，但步法、动作也颇有味道。电视里变魔术，她也变魔术，拿一条手绢一挥，丢到背后，双手一拍，表示变没了，她在鬓角插一朵花，照着镜子，自言自语道：“新娘子！”也是前几天在电视中看来的。
在她两岁半的时候，她爸爸给她买了个电子琴，随着音乐的节奏，她跳起舞来了。那是什么舞？是她自己发明的，但跳得似模似样。问她在哪里学的，她说，电视里老师教的呗。
她看到荧幕上警匪互斗，然后警察捉住劫匪时，鼓掌大叫，说长大了要当一个警察。她看到医生诊治一个像她母亲的妇女，使那妇女张开眼睛微笑，便向母亲说：“将来要当医生，好替妈妈治病。”
看《柜中缘》那时候，她还不懂戏剧的情节；现在，她又进了一步了，已能看懂荧幕上的人在回述过去，边看边说：她在想过去的事了。
如果把电视看成仅仅是娱乐，认为对儿童不存在任何影响，岂不是大大贬低自己的工作的巨大作用！曾经有人对六十分钟时事杂志的记者表示，该节目的影响不如那些全球性的新闻周刊，这位记者回答说：我们的作用并不比《时代》周刊差。我是同意这一说法的。当年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电影这一宣传武器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活在今天，我相信他一定会把电视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政客都已经把电视作为头号重要的宣传工具了。
几年前，中国电影家协会开代表大会，那时全国电视方面的代表名额仅得一名，理事名额当然也相同。那位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想争取增加名额，我挨着她耳朵说：你何必争，过几天你们就得组织自己的协会了。现在电影电视大概已是“平起平坐”了吧。
就说电影，在我家也几乎出了一件大事。事情出在上海电影厂摄制的《飞刀华》。它描述过去一个姓华的江湖卖艺者，向紧贴在大树前面的女儿的脸两旁飞刀，刀无虚发。影片放映不久，全国即发生飞刀伤人事件多起，肇事者绝大多数是好奇的青少年。我家几乎出事的人物便是我这小孙女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一个九岁大的小学生。在他约好几个小同学到故宫的夹道去“表演”的那天，各小学校和家长已经接得通知，要严密防范学生摹仿飞刀出事故。我看到他手里拿了一包沉甸甸的东西，立刻就“人赃”并获，避免了一件可能是不幸的事故。像这类事件在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有人看了电影后上山求仙学道，或仿效自杀。前不久有一部叫Friend（中译《人小鬼大》）的电影，写一对十四五岁男女少年在荒僻的小屋中同居，女孩十五岁就养了小孩。在香港，一对男女小孩同居还没有听说过，但十五岁女孩子做未婚妈妈却不稀奇。现实有这样的事，但在电视上以“好玩”的形式表现出来，恐怕就不无教唆之嫌吧？！
至于暴力影视，无论是在戏院还是荧幕上，更多得不可胜数。作为影视官或影视传播媒介的负责人，若有社会责任感，对那种不正常现象，很难安然，熟视无睹吧！
一九###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