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陆是个爱说怪话的家伙，这下子找到话头了：“说不定老细和设计师就是和武大郎一样高呢！但是潘金莲怎么睡，怪不得潘金莲找西门庆去了。”
老严不理小陆的碴，拉长着脸，拿了说明书在仔细看：“人家倒是有法律根据的，说明书除总面积一万零几〔平方〕毫米外，还注明本说明只可供参考用，所有细节应以最后政府批准图则及法律文件为准。”
“政府也不会叫人长矮呀！”老太婆气呼呼地说。
“我倒是注意过这个一万多〔平方〕毫米，但我只知道八毫米小电影的画面只有两粒绿豆那么大，他们不用尺或米计算，我却只注意安放床柜沙发桌椅的比例。”我说。
小陆马上又接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应该买几斤绿豆来排一下，究竟有多少粒绿豆，就知道有多宽了。”他抢过老严手里的钢尺在客厅一量，摇摇头：“看来，连客厅都不能安大床，除大房门能开之外，到睡房、浴室、厨房都只能从大床上跳过去。”
老严并不理小陆的插科打诨：“就连单人床甚至帆布床都要伸出房门的一半，房门根本不能关，只好拆掉，搞两块二十三〔英〕寸的板子做床，老太矮一些，睡在沙发的地位吧！”
小玲玲半天不开口，现在插嘴了：“我睡哪儿？”
“你睡在窗台上。”小陆说。
“掉下去怎办？！”
“把窗关起来。”
“关起热死人。”
“给你一把扇子。”
“睡着了谁扇？”
“睡着了就不用扇了。”
突然，老太婆叫了起来：“这算个什么厨房？！人进去了，不能关门，双口的煤气灶也得丢了，在哪里切菜，在哪里煮饭？！”
“不要紧，你站到洗碗钢盆里不就可以关门了吗？”小陆说着，用手指敲敲门板；“咦，这是一面实心门呢，还有这么大的弹簧铰链，恐怕是整个屋子最讲究的一样设备呢！”一转身，他又笑了起来：“我在好些二三千〔英〕尺的大屋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煤气热水炉呐！”
…………
老太婆哭丧着脸搬进来了，小玲玲还是留在她父母身旁，大床、冰箱、洗衣机、书架、书桌、钢柜、沙发、餐车、靠椅、圆桌、双口炉等等只好割爱了。
小陆发现电梯有人贴了一张布告：通知那些对房屋不满意的人到某层楼商讨对策；找地产商交涉，向消委会投诉。大家一致赞成，但过了几天，杳无消息，于是各人也只好忍气吞声，纷纷自我安排过日子，以下是我见到和听到的：
——我的邻居一直空置，愿意比原价低一万〔港〕元出让（也即是愿亏大约二万〔港〕元）；又据某地产代理商说：地产发展商愿以低两万〔港〕元收回。
——有几家把睡房与客、饭厅的墙拆除，我见到的有四十余竹筐碎砖等，有二十多只门清除出去。（听说清除二只木门要一百〔港〕元，我准备买一只电锯将它锯成若干小凳子。）
——一对中年夫妻以睡房住小孩，夫妻俩只得睡客厅地板。
——有几家花装修费四五千〔港〕元至一万三千五百〔港〕元不等。
——全楼四十余单位，至今月余，夜间有灯光者不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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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蚊居
想起我的“旧居”，那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单位，正如地产商的说明书写明的：“房屋四正，三面有窗，坐北朝南。”只是三百三十二〔英〕尺的房屋，不知怎地就缩成一百〔英〕尺了。
像鸭子逼上架子似的，我们终于搬进那个全港最小而又相当漂亮的单位。
无线电视在黄金时间把这屋子播出去了，《明报周刊》也用四大页的篇幅仔细介绍，并誉之为“蚊型房屋”，现在就差进入吉尼斯大全的门槛了。
开始时老夫老妻走来走去总碰屁股，一碰就吵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习惯的逐渐习惯了。我们两人又都是从大陆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接受既成事实。加减乘除一核计，原来认为都是缺点的，现在却都成为优点了，我有点“阿Q特色”的得意。于是，首先把睡房、浴室、厨房的门都拆换成折门，二老各搭一块二十三英寸宽的木板做床架（只能二十三〔英〕寸，宽一点都将挡住客厅和浴室的门）。其次，两英尺宽、三〔英〕尺二〔英〕寸深的厨房看来只能烧开水，除非不得已，吃饭只好到隔邻的快餐室。既节约了煤气，还可以堆一些小东西。
最实惠的，要算电费了，如果按照地产商那份图纸上的“示范单位”，除睡房的顶灯之外，梳妆台还得有一盏。客厅呢，沙发旁边那只摆电话机的几子没有一只台灯怎么行？但现在，都免了，客厅上面一只顶灯，睡房、浴室、厨房全都照到了。
在客厅（当然也是饭厅）吃饭，想到厨房取什么东西，由老太伸一只右手就解决了，如果要在睡房或浴室取东西，我的右手可伸至睡房，左手则可取浴室的东西；我坐在马桶上，电话铃响了，当然也是举手之劳。
浴室是最叫人满意的，可惜热水炉太大，使得进小浴池很挤。还必须提一下，这浴池也可以使人自动节省用水。
打扫卫生之痛快利落，就甭提了，五分钟，全部解决。
更令人满意的是这种单位，既不能开设纯粹租房的别墅，那些青春妹、洋小妞也不能用来做架步，这两种行业再寒酸也得备有一张双人床，而整间睡房摆一张床尚差两英寸。
人怕出名猪怕肥，对这座大厦亦然。自从电视和报刊宣传之后，不知是不是我疑心生暗鬼，我每天出门进门，总觉得有人在议论这座楼，有几位朋友，从来只在茶楼酒馆谈天的，却忽然登门造访了，问他们有什么事，但他们却只寒暄几句，东张西望走了。于是，我后来就宣布：不论亲朋好友，前来参观者一律须购券入屋。
是不是受我这宣布的影响，《大公报》的老潘夫妇带来了一盒外国茶具作为礼品；某君夫妇带来两袋水果；苗子、郁风来信说有一个画家代表团来港，某某等数人将前来购票参观云云。
我说：“既然住下去，我们就装个冷气机吧，大概装个小巴用的冷气机也足够了。”
“我看还是设法卖掉，另买一个清静点的。”
“谁要买这样的房子？”
正是所谓“各眼有各花”。几天后，碰到一个朋友，我随便说起想卖屋，他来一看，说：“卖给我。”并且自己开了价，虽然低了些，我还是立刻答应下来，但我声明要买到屋才搬。
老太说：“这房子再多五十〔英〕尺就好啦，我实在舍不得搬。”
三天后，我看好了一个房子，量了一下，实用面积百分之八十一。从整个建筑装修情况看来，估计三四个星期准可以入伙，于是签约。
三四个星期结果变成三四个月。我想：香港的万千座楼如果都像我这买楼的经历，怎么办？
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新屋，面积比以前几乎大了两倍。有一天，老太又说了：“要是能再大三十〔英〕尺就好了。”
“不满足”大概是人的天性吧？！不满足推动社会的发展，推动富者不择手段地去夺取财富。到了晚年，回想过去的所为，赎罪感油然而生。于是，赎罪、善事、散财等各种矛盾在脑子里交叉打架，这就难免使人发愁了。
那座“蚊型屋”的二百余尺哪里去了？毛病究竟是出在地产商？建筑师？或者是谁在瞎指挥，瞎批条子？但这“蚊型屋”也许将来是会列入“文物保护”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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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天
有人以为我是一个“食评家”，其实，作为食家，我最高也只能算是二流食家罢了。
香港的“食评家”是不是也和“影评家”时常被制片人请去白看电影一样，被酒楼、餐厅请去品评菜肴呢？有一天，我和一位“食评家”闲聊。我说：香港有万千家酒楼餐厅，午点基本上是虾饺、烧卖、叉烧包……当然有一些味道略有不同，吸引了某些顾客。现在有不少酒楼已经变成混血儿了，所以有的餐厅就干脆标明粤、川、京、沪菜，食评家们如何定出品评标准呢？
“食评家”王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今天这桌三千余元就不贵，这样高级装修的厅堂，豪华的餐具，第一流的服务。
这话也不假。试想：路边的小贩一元一大块的萝卜糕，到酒楼的餐桌上可以分两碟，变成七八元。连菜市场的鱼、肉、虾、蔬菜，都有高低不同的价格，这也许就是香港的特色。它不必讲求统一规格、统一价钱、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语言。这是一个一锅煮的社会，适者生存。
所以在香港品评食品，要比评选美女难得多。有一回，一位朋友请客，他请四位女客下厨各表演一个菜。四川太太炒宫保鸡丁，辣的。宁波太太烧鲫鱼，咸的。无锡太太的狮子头，甜的。湖南太太炒油菜，脆的。这位湖南太太是王人美，可惜就只吃到她这一个菜，它当然不是湖南菜。以后我也不曾在别处吃到那么脆的油菜。你说这四个菜怎样评选呢？
朋友的太太们能烹饪一手美食的太多了，我也只能说这几十年在困苦的日子中运用智慧加手艺变出来的美食。
张光宇太太的无锡菜在友朋中是非常著名的，她今年八十多岁了，逢年过节仍招儿、女、孙等大吃一顿。
我吃过宋之的的太太做的红烧蹄膀，真是美味。
后起之秀有戴浩的太太苏曼意，除烹饪突出外，还加雕上花装饰，她端上菜后便和客人一起吃，使人有亲切感。在不知不觉间，她又进厨房去了。她不当高级厨师而当演员，真是糟蹋人才。
当今北京朋友的烹饪能手，莫过于画家胡考的太太张敏玉了。她是三十年代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兼导演张石川的女儿。胡考每年只下楼几趟，但他太太几乎每日提菜篮绕北京城一周，为的是使画家每天能吃到青草，以便挤出优质牛奶。浅予、之方、丁聪、我以及许多朋友都为她每天饭桌上的无穷变化钦佩莫名。
上海工笔画家玄采薇送我一幅大画，倘非每天埋头画桌，恐怕花一年工夫也画不完。我一夸奖，第二年她又送我一幅。几年前和乐小英、龚之方被她请一次家宴，我们对她的烹饪手艺夸奖一番，她又多次约请，害得我两次过沪都不敢让她知道。但那确是不可多得的家宴美味。当然不是朝鲜菜，看来一定是她的夫君老正兴姚小开的传授了。
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此等太太烹饪奇才，必然英雄辈出，但大多怀才不露，有的怕麻烦，有的数银纸没空，我亲友中就不少。
有一位大家所熟知的港姐们叫她宗伯母或妈咪的林静，老宗在世时她烧几碟清淡的小菜，现在似也荒疏了。
前几年本港有一份大报，出版的第一天刊出一篇访问记，写的是一位贵夫人，不仅漂亮，而且能做一手好菜。当年史东山在拍摄《恒娘》之后，他说：他将再拍一部描写女人：夫人、女佣、妓女三位一体的影片，这就是出得厅堂（夫人），入得厨房（女佣），上得圆床（妓女）。这三者常常被倒置了，变成：在家像夫人，出门像妓女，上床像仆人。
夫人们做得怎样好吃且不管它。我突然想起郑应时父亲的厨师，那时他住在跑马地，那间厨房足有三百余尺，天花板、墙上挂满火腿、鱼翅、鱼胶，等等。我现在只记得两个非常普通的菜：一、茄子；二、芋泥加燕窝，厨师把它叫做贫富合作。光宇、灵凤、苗子、小丁等都去吃过。
四川有一个大军阀开一家大酒楼，他并不为赢利，只是叫管事的每天把剩菜倒入大桶送到公馆，他就喜欢吃这东西，叫做“择禄”（音）。
不幸，我也有此嗜好，但我不是军阀。有一年在新加坡，我和夏衍老人到巴萨吃饭，最后我把剩菜倒在一起准备回锅后作吃粥的菜肴，夏老人口中念叨着：“富贵胎，叫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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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筵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未能尝到姑姑筵为憾。我得先声明一下，与其说是馋涎欲滴，倒不如说是好奇心重。
这姑姑筵是抗战初期在四川重庆的一种豪华酒席，当时每席定价法币二百元。按那时的物价水平，我试举几个例说明之。
两毛钱小蜜橘，没带口袋，拿不回去，大约总有四五斤；推前一年在汉口，张发奎和黄琪翔常在一小巷内一家小饭馆吃饭，共二元三角；中国电影制片厂开编导会议，十一个人在市内最大的重庆餐馆吃一桌丰富的饭菜，共六元。包括进门每人一盖碗沱茶，一碗鸡汤面点心；我和几个导演、演员，在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饭菜费九元，一人点一菜——坛子肉、干烧鲫鱼、宫保鸡丁……，一大砂锅汤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