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他非常苦恼，就在1924年11月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分别写信，表述自己的苦恼和艰难处境。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读到了他的来信。就于11月13日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到酉西会馆看望了他。屋子里没有生火，寒气刺骨，沈从文正在屋里裹着棉被写作。郁达夫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将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肩上。郁达夫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沈从文很羞怯地告诉他，连早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郁达夫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将剩余的三块多钱还给了沈从文。
在郁达夫的鼓励下，沈从文于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散文诉说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穷困和苦闷，写得十分动情，这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接着他又相继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逐渐被文坛所接受，也同时改变了他的艰难处境。到1926年和1927年他已经将自己的作品结集为《鸭子》和《蜜柑》，由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恩恩怨怨的交往：陈独秀与刘师培
陈独秀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而对刘师培却不一定了解很多。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陈独秀与刘师培相识于1903年，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互相提携，又互不服气，因而他们间的恩恩怨怨几乎贯穿于他们十六年的交往之中。当年陈独秀与邹容在日本强行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家乡安庆后，又被人告密，受到官府通缉，只得仓促逃亡上海。几乎与此同时，刘师培参加会试落第，心中不满，满腹牢骚，慷慨陈词地揭露会试的弊端，官府视为大逆不道，要对他兴师问罪。刘师培闻讯流亡沪上。
在上海他们都先后与章士钊取得了联系，开始给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和《国民日日报》写稿。刘师培将考场失意的情绪转而鼓吹排满革命，随即更名为“光汉”，以表示“光复汉族”的决心。《苏报》被查封后，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更名为《警钟日报》），目的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这期间，陈独秀与刘师培都参与了这些报纸的撰稿和编辑工作。但他们相处时间不长，陈独秀想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就到芜湖去创办《安徽俗话报》，离开了刘师培。他们各自编辑的《警钟日报》和《安徽俗话报》都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办报宗旨，互相配合得珠联璧合，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两个重镇。1904年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第二年转入同盟会。不久，刘师培向蔡元培举荐了陈独秀，而陈独秀却希望有自己的山头，就回到芜湖成为“岳王会”的头目。
光复会和岳王会尽管有着不同的名称，但其奋斗目标一致，因而陈独秀与刘师培还是经常联系，互为交流的。这一年的11月19日，刘师培参与策划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失利，他在上海难以立足，陈独秀便举荐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到芜湖任教。这时陈独秀已在芜湖成立了暗杀组织。刘师培得知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就以钦差大臣的架势，指手画脚，引起陈独秀的不满。后来刘师培在芜湖以光复会的名义与岳王会争夺会员，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间的矛盾。
不料，两江总督端方接到举报陈独秀和刘师培在芜湖鼓动革命，遂下令缉拿，他们只得一起逃亡日本。不甘寂寞的刘师培到日本就拉帮结伙，与章太炎争夺同盟会会员，使得他在同盟会的威信扫地。1909年他被王金发逮捕，在强权面前他变成了软骨头，但仍然没有得到宽宥。后来还是陈独秀出面给大总统上书，以“神经过敏”为他开脱罪责，出狱后刘师培到四川隐居。民国初年，关注时局、争名夺誉又脚跟不稳的刘师培参与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复辟帝制效力。
1917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此时的刘师培曾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过而流落天津，生活无着，度日艰难。陈独秀不忘旧情向蔡元培推荐了刘师培，被聘为北大教授。不料，刘师培在北大立足之后，就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十分反感，他邀集了一些师生创办《国故》月刊，形成国粹派，提倡复古，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有趣的是，在1919年陈独秀因散发激进传单被捕入狱，刘师培闻讯立即联名各大学的名教授，致函京师警察厅，保释陈独秀出狱。此后不久，刘师培溘然病逝，陈独秀为他主持了丧仪。到此，这对诤友的恩怨才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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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复复，有分有合：孙中山与章太炎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曾入诂经精舍读书，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后来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不料，甲午战争的风云惊扰了他书斋的安宁，性情秉直、关注时局的章太炎，拍案而起，随即申请加入强学会，并为维新派的《时务报》撰写了多篇宣传维新，救国图强的文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通缉，逃到日本。在这里他结识了孙中山，非常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旋即剪掉辫子，以示反清的决心。孙中山也很重视这位从书斋走出的革命家。在1902年章太炎第二次到日本时，孙中山将横滨兴中会的一百多名会员召集起来，在中和堂酒楼举行宴会，为章太炎洗尘。宴会开始时孙中山持杯起立，对章太炎和出席者说：“今天我们略备薄酒，为章先生洗尘。章先生乃是一代国学大师，对西学也很精通。学识渊博，文笔犀利，见解独到，救国图强不遗余力，是我们兴中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欢迎章先生的光临，为反清革命的早日成功，干杯！”出席者同声响应，纷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章太炎也持杯回敬大家说：“兄弟虽是一介书生，却也懂得反清革命的意义，我愿意与孙先生订交，共图革命、反清兴汉！这里，我借花献佛，感谢孙先生和兄弟们的盛情，让我们为革命的早日成功，干杯！”这次聚会，意味着章太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成为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了。
1906年6月，孙中山派人接他到日本，吸收他加入刚刚成立的同盟会，并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他与孙中山密切配合，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很快就成为同盟会有威信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不料，第二年章太炎就与孙中山发生了龃龉。缘由是日本政府发现孙中山搞反清活动，将他驱逐出境。临走时，孙中山接受了日本友人两笔一万七千元的赠款。孙中山急需这笔经费发动武装起义，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作为经费。章太炎则希望得到更多的经费。当时孙中山行色匆匆，来不及向章太炎解释这样做的用意，却被用心叵测的人钻了空子。日本浪人和章太炎在日本的朋友刘师培的挑拨，致使脾气暴躁的章太炎对孙中山心生怨恨。他意气用事，将《民报》办公室的孙中山的画像取下摔在地上，还在报上刊登文章谩骂孙中山，呼吁免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的职务。
孙中山回国后，为发动广东起义，派人到日本购买武器。章太炎对这种革命大局缺乏认识，只顾一己利益，仍然对孙中山划拨的经费不足耿耿于怀，心怀不满，竟然听信流言，公开泄露起义消息，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孙中山对他极为不满，从此两人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1908年底，日本政府封禁《民报》出版。章太炎想把《民报》迁往美国出版，但因经费不足，未能如愿。章太炎怨恨孙中山不拨经费，公然宣布与《民报》脱离关系。不料，第二年同盟会通过努力，《民报》又秘密出版。章太炎闻讯大动肝火，撰写了《伪“民报”检举状》，到处散发，指责汪精卫受命恢复的《民报》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不但如此，他还在1910年3月，与陶成章在东京成立光复总会，另立山头，公然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章太炎被聘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本来这是对这位老革命党人的重用，可是他却不识抬举，仍然与孙中山作对。他反对孙中山建议的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来向外国人贷款，反对定都南京，甚至连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解除黄兴的革命武装，他也表示赞同。可见，他为了与孙中山作对，以报当年的“经费”之仇，不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因此，1912年他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
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发，此时的章太炎已经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反过来站在孙中山的一边。袁世凯恼羞成怒，借他回北平之际，将他软禁，直到袁世凯死去才获得自由。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段祺瑞。这个阶段，章太炎被任命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为尖锐复杂的护法运动组织动员和出谋划策，与孙中山配合得较好。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针对一些军阀要求的“地方自治”、“联省自治”，提出要结束中国的割据状态，实现革命统一。而章太炎则反对中央集权，鼓吹“联省自治”，甚至连后来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他都嗤之以鼻。
章太炎与孙中山交往的二十多年间，有过默契的合作，也有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合而分，分而合，几经周折，反复多变。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在筹划陵墓的墓志铭时，大家推举国学功底极深的章太炎先生撰写。章太炎得到这个消息，很自负地表示：“从我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来看，他的墓志铭只有我能胜任，也只有我有资格写。”这样，他就为孙中山先生写了篇古朴典雅、凝练审慎的《祭孙公文》。不过，在中山陵建成后，作为中山陵建造总监的蒋介石，并没有用章太炎写的墓志铭，而是镌刻上孙中山生前手书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章太炎为此十分恼怒，但也无力争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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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实现的出版宏愿：鲁迅与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出版家。他是浙江慈溪人，从小家境贫寒，只读了小学，就为生活所迫当了酒馆的学徒。他是个不甘心于命运愚弄的人，凭着他对文学的热爱，顽强拼搏，自学成才。他从当记者起步，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在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在出版界崭露头角。此后，他相继创办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还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这些出版单位都由他担任经理或总经理。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担任联营书店总经理。在中国出版史上成为赫赫有名的出版家。
鲁迅与张静庐的接触，是在1936年张静庐担任上海杂志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事情缘于《译文》杂志的出版事宜。《译文》本来是鲁迅于1934年筹划创办的一个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起初由生活书店出版，黄源担任主编。可是，这本杂志出版一年之后，生活书店提出更换主编，鲁迅不同意，遂将《译文》停刊。不料读者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复刊。于是经孟十还搭桥，交给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张静庐对出版《译文》杂志很重视，尽管出版这个杂志并不能赚钱，但在1936年3月15日《译文》复刊号出版时，他特意在报纸上刊登了很大幅面的广告，还在公司门口挂起了一面白底红字的“译文”广告旗，以便造成声势，扩大影响。这种举措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是没有先例的。
《译文》是鲁迅心爱的刊物，张静庐接手出版后，双方合作愉快，鲁迅决定编一套《两世界丛书》给张静庐的出版公司。这套丛书既选译国外的新作品，也翻译国外的古典名著，鲁迅抱有很大的希望。恰在此时，某人传言说鲁迅担心上海杂志公司的版税靠不住，不想将《两世界丛书》给张静庐出版。鲁迅得到这个无中生有的消息十分生气，随即让《译文》主编黄源了解真相，致使这个出版计划暂时搁浅。等到传言澄清之后，鲁迅先生的身体又日渐衰弱，无力编纂，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出版宏愿，成为鲁迅和张静庐出版合作的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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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高参：梅兰芳与齐如山
在梅兰芳成长的道路上，有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就是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
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生于1875年，从小喜欢戏剧，北京同文馆毕业后到欧洲留学。在国外接触到外国戏剧，更激发了他对戏剧的兴趣。1912年回国后开始研究中国戏剧，著有《说戏》一书。
1913年的一天，他听说梅兰芳、谭鑫培在天乐茶园演出《汾河湾》，就慕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