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这是蔡元培对我国文化界的一大贡献。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时，亲自执绋送葬。《鲁迅全集》编纂好后，蔡元培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蔡元培为这部全集写了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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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鲁迅与冯雪峰
湖畔诗人冯雪峰是1928年12月9日，经柔石引荐与鲁迅相识的。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古代都属于会稽郡，冯雪峰非常敬仰这位浙东同乡，就请柔石引见。第一次见这个小同乡，鲁迅说话不多，当时让冯雪峰有些灰心。柔石看出了冯雪峰的心意，就告诉他：“鲁迅对新结识的人总是谈得不多的。”这样才增强了冯雪峰与鲁迅交往的决心。
后来在交往中，鲁迅得知冯雪峰在翻译*文艺理论著作，非常高兴。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在接触中有了共同的话题。于是，他们谈话的话题越来越广泛。冯雪峰不仅在鲁迅的指导下完成了苏联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还协助鲁迅编辑文学期刊《萌芽》。1929年2月，冯雪峰为了便于与鲁迅接触，索性就搬到鲁迅居住的*里11号，恰好与鲁迅的住所17号斜对门。有时冯雪峰站在阳台上看见鲁迅没有客人，就到鲁迅家去。他们谈得很投缘，有时候兴致来了，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谈到深夜。鲁迅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同乡，对于冯雪峰的执著性格从不计较。他们在交谈时，冯雪峰经常坚持己见，总想在某些争论的问题上说服鲁迅；开始鲁迅接受不了，但冯雪峰仍然坚持摆明自己的道理，最后使得鲁迅能够接受下来。鲁迅与冯雪峰的忘年交非同寻常，冯雪峰作为鲁迅的后学，从鲁迅那里汲取了成长的营养，但同时他又作为鲁迅的战友，对鲁迅发生了影响。
当时，冯雪峰的文学事业只是掩护，他主要在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费不足，生活十分拮据。鲁迅就采用预支稿酬的办法接济他。正因为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如此密切，在1929年9月，当时任*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让他与鲁迅联系，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要冯雪峰向鲁迅讲清楚：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订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先生决定。1929年10月的一天，雪峰将党中央的意见同鲁迅讲了，鲁迅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肯定“左翼”用得很好，显得旗帜鲜明。这样“左联”就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当时“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做记录，事后，冯雪峰根据记忆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亲自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1931年冯雪峰承担了瞿秋白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他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第二年初夏的一天，冯雪峰陪同瞿秋白拜访了鲁迅。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成了忘年知己。
1936年4月经过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向鲁迅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当时鲁迅一见到冯雪峰，就将周扬等人如何“摆布”他的情况告诉给他。此时，正在鲁迅家的胡风就与冯雪峰研究，并征得鲁迅的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10月鲁迅病逝，冯雪峰以鲁迅的学生和地下党的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鲁迅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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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乡，也是同窗：冯雪峰与姚蓬子
姚蓬子本名姚梦生，“蓬子”为笔名，取意于“蓬瀛之子”，以仙境自况，雄心抱负，非同小可。他于1905年出生在诸暨的一个土财主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湖畔诗人冯雪峰来到北大当旁听生。在北大读书或旁听的浙江籍学生很多，他们经常联系，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关照。两人因此相识，并很快就成为交往较多的朋友。
1924年的夏天，姚蓬子因为母亲病故，中断了北大的学业，经人介绍到上海的光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编辑的《幻洲》，由光华书局出版。这种业务关系使得潘汉年认识了姚蓬子。他们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以后的接触更加频繁，成为很不错的朋友。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姚蓬子的思想逐渐激进起来，并于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潘汉年作为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与冯雪峰一起筹备成立“左联”时，也邀请姚蓬子参加，并被选举为“左联”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这样，冯雪峰与姚蓬子的联系就越来越多。在“左联”创办机关刊物《北斗》时，冯雪峰提议丁玲担任主编，并委派姚蓬子和沈起予协助丁玲工作。
1932年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到河北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的冬天，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个叛徒供出了姚蓬子。姚蓬子被关押，当时他的儿子姚文元才一岁多，是冯雪峰将他送回自己的义乌老家抚养，几年后才送回上海。
抗战爆发后，姚蓬子到汉口参加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后到重庆创办“作家书屋”。1943年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后逃到重庆。被董必武安置在姚蓬子的书店休养和隐蔽。尽管姚蓬子只能提供十分简陋和狭窄的住处，但是冯雪峰对于他在自己危难时期的保护，一直心存感激。
可是，在1957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时，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冯雪峰的《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文章，投井下石。特别是冯雪峰在1976年1月病故时，主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却批示对此“不见报，不致悼词”。如果冯雪峰地下有灵的话，他是该多么伤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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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进行教育实验：叶圣陶与王伯祥
叶圣陶与王伯祥都是江苏苏州人，他们年龄相差四岁，王伯祥居长。他们从读中学就在同一所学校，后来又相继在角直小学、北大预科、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任教及工作，有着六十多年的交往和深挚的友谊。
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1907年他与同学叶圣陶同时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草桥学堂），并结为好友。他们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很活跃。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俩就与同学顾颉刚、吴宾若一起组织了个诗社。因为受到白居易的诗歌《放言》的感召，给诗社取名“放社”，意在放言高歌。这个“放社”经常组织社友作诗、填词、联句等活动，更主要的是交流思想，畅谈抱负和政治见解。他们毕业那年，正赶上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王伯祥怀着一腔热情投笔从戎，而叶圣陶则到上海尚公学校为郭绍虞代课。
不几年，王伯祥因不满野蛮的军阀作风，离开了军营，到老同学吴宾若任校长的苏州角直镇第五高等小学任教。1917年，叶圣陶也应聘到了这所学校。
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谈心，无话不说。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最多的还是教育。他们愉快地回忆起苏州中学的校园生活，谈到顾颉刚从北京大学写信告诉他们的见闻，蔡元培办学的新思想，黄炎培“国文新教授法”的主张；觉得教育必须改革，于是决定亲自试一试，并着手组建角直镇教育会，研究教育改革的问题。他们从自己做起，从本校做起，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教材、教法、写作练习等方面入手，开始提倡讲授白话文，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亲自编选白话文的新教材，亲自写“文话”，还发动师生在校园荒地上开垦了生生农场；并带头捐款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购买中外名著，南社诗人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供师生阅读。他们还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室、修建戏台，组织师生演出文娱节目和远足等。这些措施扩大了学生的眼界，使得他们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他们还在北大《新潮》上发表了对教育改革的评论《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等论文，受到教育界的重视。
他们在角直的实践，使得古镇角直洋溢着新鲜的气息。他们在角直镇第五高小执教期间对我国小学教育改革的最初尝试，是我国教育改革史上不可遗落的一笔财富，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
扶植与关怀：巴金与罗淑
巴金与罗淑都是四川成都人。罗淑本名罗世弥，生于1903年，年长巴金一年。他们相识于1929年的秋天。当时罗淑的未婚夫马宗融从法国回来，将罗淑从四川接到上海，准备去巴黎结婚。此时巴金已从法国回到上海，在宝光里见到了这对未婚夫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宗融夫妇回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淑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院教书。1936年3月，罗淑夫妇去看望巴金，巴金与他们谈起法文翻译的事，问他们能否译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诺后，巴金就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今译《怎么办》）法文本给他们翻译。一个多月后，罗淑就将她的译稿交给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一年的9月，罗淑给巴金送来她写的小说《生*》。巴金本来就很重视培养作者，见到文学新人无不大力扶持。如今这位同乡创作了小说，非常高兴，给她提了些修改意见，鼓励她继续写作。还给她取了个“罗淑”的笔名，将这篇《生*》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号上。
《生*》问世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写作，罗淑又发表了《刘嫂》、《橘子》和《井工》等小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宗融应聘到四川任教，此时罗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与女儿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罗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让他的弟弟给罗淑买了船票，送罗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后，罗淑于1938年2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少弥，却因产褥热不治而辞世。
噩耗传来，巴金非常悲痛。为了纪念罗淑，巴金将罗淑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创作集。还亲自为这些集子写了编后记。
罗淑逝世不几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对孤儿孤女。巴金和萧珊就将罗淑的一双儿女接到家里抚养，一直供养他们大学毕业。至今这对姐弟如同巴金的亲生儿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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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乡党情怀：巴金与艾芜
被称作“流浪文学之父”的艾芜是四川新都县人，与巴金的故乡成都相邻。或许是这种乡党的关系，巴金也像关心罗淑那样很关心艾芜。
艾芜，原名汤道耕，与巴金同龄，都是生于1904年。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文学产生兴趣。后因反抗旧式包办婚姻而出走，在云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流浪了五年。期间，他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也曾流落仰光街头，乞讨度日，饱尝人间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层经历和体验。这种艰辛的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从最底层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人性的至善与至美。
后来，他从厦门来到上海，为了生计，开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创作小说，并于1935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南行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艾芜因此成名。两人也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交往。
抗战爆发后，艾芜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时，艾芜与从广州来到桂林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