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赶上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她就报考了这所学校。半年后结业，进入大中华影片公司，开始了演艺生涯。当时的演艺人员都不用本名，为了叫得响亮和带有艺术韵味，她就给自己取了个“胡蝶”的艺名。
胡蝶进入电影界之初，在友联和天一电影公司，但都未受到重视。直到1928年天一公司拍摄《蒋老五殉情记》时，她饰演片中的一个*，才有了“小荷崭露尖尖角”的机会。因为这部影片是根据郑正秋的话剧改编的，公演时就邀请郑正秋去观赏。郑正秋对片中饰演*的胡蝶，很感兴趣，觉得她天生丽质，感情丰富，很喜欢这个年轻演员。看完电影，他与张石川联系，告诉他天一公司有个叫胡蝶的女演员，很有才气，并说：“咱们准备投拍的《白云塔》要是有这样的旦角，一定能卖座。”张石川对郑正秋一向是言听计从，于是就找到天一公司的老板邵醉翁，凭着老朋友的关系，要借用胡蝶拍戏。同时他还找到胡蝶面谈，以月薪两千块大洋的重金诱惑，将胡蝶挖到明星公司做签约演员。
胡蝶在《白云塔》里饰演凤子一角，她根据郑正秋的启发，细心琢磨角色心理，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创造，郑正秋和张石川都很满意，觉得她能体会导演的创作意图，遂将胡蝶列入与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等齐名的明星公司的“新四大名旦”之首。
郑正秋为了培养胡蝶，开始为胡蝶量身定做，编写适合胡蝶演出的剧本，仅在1928年这一年，郑正秋就为胡蝶创作了《大侠复仇记》、《女侦探》、《侠女救夫人》、《黄陆之爱》等四部影片，更为展示胡蝶的艺术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胡蝶总是称郑正秋为郑先生，她说：“我进入‘明星’后，很得郑正秋、张石川的教导，不仅在艺术修养上，在各个方面得益也不少。”
1932年3月卓别林到上海访问，在会见电影界的朋友时，郑正秋德高望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郑正秋却举荐了胡蝶作为中国电影界的代表会见了卓别林。胡蝶与卓别林相处了一个下午，收获很大，卓别林也很满意。郑正秋对胡蝶的器重，开阔了她的眼界，也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1933年1月1日，供职于《新闻报》的资深编辑陈蝶衣以业余时间创办了小报《明星日报》，为了打开局面，扩大影响，陈蝶衣与《大晶报》创办人冯梦云、《铁报》社长毛子佩商量，打算仿效欧美报刊选举电影皇后的先例，在创刊号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陈蝶衣别出心裁的设想，得到了冯梦云、毛子佩的赞同，于是由他们三人组成“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筹备委员会”。由上海《明星日报》发起，在电影界开展选举电影皇后活动。经过两个月的投票，于2月28日晚上，《明星日报》社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揭晓选举结果。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四十余人。在律师监督下检票，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得21334票，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得10028票，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多数票当选为电影皇后。
1935年2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并特地邀请胡蝶莅临。会后她又应邀去德、法、英、意等国考察。在7月代表团回到上海时，郑正秋抱病到外滩码头迎接。胡蝶见到郑正秋，快步走到他面前，左手挽着未婚夫潘有声，右手就伸向郑正秋，在大家的欢迎声中离开码头。这天晚上，胡蝶不顾与未婚夫的别离数月缱绻深情，到郑正秋的家里看望抱病的恩师。他们谈了好久，胡蝶后来写道：“郑先生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经过这次出国访问，观众对你的期望更高了，必须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才能不负众望。我自己也怀着兢兢业业的心情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连婚期也推迟了。”几天后，郑正秋不幸去世，胡蝶悲痛不已，在送葬那天，胡蝶亲自扶灵柩送行，一直送到墓地下葬。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悉心呵护青年才俊：胡适与杨振宁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原籍安徽凤阳，于1922年9月22日出生在合肥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是我国第一代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与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过从甚密。
1949年初，杨武之搭乘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的专机到上海时，曾拜胡适多多留意，给儿子的婚事帮帮忙。不久，胡适到美国后，杨振宁已经与杜智礼女士结了婚。胡适对这对夫妻很满意，曾多次到他们家做客。
1956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合作，完成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胡适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酝酿院士候选人时，他给院长朱家骅写信，提议杨振宁、李政道为候选人。他还联络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共同提名，并建议适当延展提名截止日期，以便从容补办提名手续。
1957年初，杨振宁应邀到瑞士讲学，他父亲杨武之奉周恩来之命到日内瓦看望了他。这件事引起了台湾军统特务的注意。胡适得知后，给一位朋友写信，请他转告特务头子郑介民，“切不可轻信小报告，使忠贞之士感到不安”，“这些人是国家的瑰宝，国家应该完全信赖他们，不必多疑自扰”。在1957年10月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蒋介石给胡适写信，让他转达祝贺并希望他们回台讲演。对此，胡适婉辞拒绝了蒋介石的“盛意”。其实，胡适并不是故意违背蒋介石的心意，而是出于对青年才俊的爱护与保护，不希望他们被卷进政治的旋流之中。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院士会议，审查通过了14名院士，物理学界就有胡适极力举荐的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人。接着，胡适提出设立“国家客座教授”的建议，以便延请国外的中国学人回国作短期讲学。吴大猷、杨振宁等学人都作为延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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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编辑与“鬼才作家”：施蛰存与穆时英
新感觉派小说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经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身体力行，我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也发展起来。
1928年他们创办了旨在介绍日本新感觉派作品的杂志《无轨列车》，但只出版了8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来，刘呐鸥自己掏钱先后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并创办《新文艺》月刊，由施蛰存主编，他就是这时候认识穆时英的。
有一天，还在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读书的穆时英风尘仆仆地来到水沫书店，见到施蛰存，拿出自己的小说手稿《黑旋风》，请求批评指导。这篇小说经施蛰存稍加修润后发表在《新文艺》上，接着，施蛰存又为他发表了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穆时英才17岁。他年轻有为，受到施蛰存的重视。在交往中，施蛰存发现穆时英虽然学习成绩不好，古文基础不足，但他相当聪明，无论学什么，一学就会。他就鼓励穆时英积极地进行创作实践。不久，穆时英又送来了小说《南北极》，施蛰存就将这篇小说推荐给《小说月报》发表，穆时英由此一举成名。因其年少多产而又风格独特，被称作“鬼才作家”。
1932年5月，应现代书局的邀请，施蛰存开始主编《现代》杂志，承续了《无轨列车》的编辑思想，成为新感觉派作家的一个阵地。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穆时英《公墓》，并作为头条刊出，还发表了施蛰存、杜衡的评介文章。这种安排更加激发了穆时英的创作热情，也进一步确定了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健将地位。此后，他相继出版的小说集有《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则被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围绕这个杂志，一个思想驳杂，以解剖畸形都市文化、另辟蹊径的艺术探索为其特征的“现代”小说流派便羽翼丰满，在现代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
穆时英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施蛰存在《现代》杂志每期都为穆时英发表一篇小说，良友图书公司也相继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生活得非常富裕。这时，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堕落起来。经常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此后，穆时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
1935年施蜇存退出《现代》编辑部，穆时英的作品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积蓄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被消磨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徐志摩与沈从文
1923年沈从文独闯北平，本来是想进入大学深造，可是他只是高小毕业，大学的门自然不会向他打开，只好在北大旁听，开始自学。到1925年，沈从文的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四处投稿，挣稿费来维持生活。
当时徐志摩正担任《晨报·副刊》主编，他几乎隔三差五地收到署名“休芸芸”的稿件，而且有的写得相当不错，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是欣赏，就陆续编发了他的一些散文、诗歌、小说。其中有一篇《市集》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后，沈从文又投给了《晨报·副刊》。徐志摩很欣赏这篇散文，他写了篇《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称赞沈从文这篇散文：“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育，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徐志摩的点评，无疑将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新人正式推出了。不过，有位读者发现这篇《市集》是作者的一稿两投，就对《晨报·副刊》提出批评。沈从文闻讯马上向徐志摩解释和道歉，并表示从此不再用“休芸芸”的笔名，开始用沈从文的名字发表作品，目的是“就让他永久是两个不同的人名吧”！可是，徐志摩并不在乎这些，他对沈从文说：“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
这件一稿两投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徐志摩与沈从文的关系，他还多次带着沈从文参加诗歌朗诵会和各种文艺活动，让沈从文结识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抒情诗人，使得这个只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的沈从文进入了“新月派”作家群。
1928年，沈从文的生活又陷入困境，他给徐志摩写信表示，想到上海美专去跟刘海粟学画画，徐志摩却劝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信举荐沈从文去教书。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1931年的暑假后，徐志摩又推荐沈从文到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沈从文悲恸万分。他撰文悼念师友徐志摩时写道：“志摩先生的突然死亡，深一层次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别一个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奖掖、举荐之恩是难以忘怀的。正是徐志摩的扶助，使沈从文得以立足于文坛；也正是徐志摩的举荐，使沈从文这个只有高小文凭的人，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教坛。
鼓励与举荐：老舍与许地山
许地山是现代作家、著名学者。1917年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许地山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这之前许地山已经来到英国研究宗教比较学，两人在伦敦住在一起，在一起谈佛学，谈文学，对老舍的启发很大。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