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并建议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吴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插班生，可是吴晗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胡适得知此种境况，就将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建议校方给予吴晗工读的机会。翁文灏旋即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协商，商定让吴晗在历史系整理清代档案，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就解决了吴晗的学习费用。胡适对吴晗及时伸出援手，成就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宏伟理想，也为我国史学界培养了一个史学新星。胡适对他给予了厚望，曾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勉励吴晗，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吴晗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大后方，看清了中国的出路，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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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在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回故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母校担任中文系教授。
胡适在北大三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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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扶植与推荐：鲁迅与周文
周文是在鲁迅的关怀与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本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四川荥经县人，幼年丧父，中学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后来他为了摆脱封建的包办婚姻，只身到外地寻求真理。几经周折，他来到安徽，在教育厅找到个当文书的职位。在这里他结识了叶以群，经叶以群介绍加入了安徽“左联”。1932年叶以群到上海“左联”担任组织部长，周文也跟随到上海担任了“左联”组织干事。
周文到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看书，开始接触到一些介绍*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世界名著，但这里很多书都是日文版的，读起来很困难。就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共同请了一位日文教师学习日文。他们学习完一本日语基本教材之后，仍然感到不满足。有一次周文到内山书店看书时，恰巧遇到鲁迅先生。他就冒昧地向鲁迅请教如何深入地学习日文之事。鲁迅当即为他推荐了一本《志贺直哉集》，让他边读边学，并说：“读完了再来。”鲁迅的热情指导对周文的鼓舞很大，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也提高很快。
1933年春，周文根据鲁迅倡导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将苏联文学名著《毁灭》、《铁流》改编成大众通俗读本。这项改编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念。同年夏天，周文针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困惑，请鲁迅给大家讲了如何把握创作题材与方法的问题。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根据他在军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雪地》，经鲁迅推荐发表在《文学》杂志上。1934年美国作家伊罗生编选中国小说《草鞋脚》时，鲁迅特地推荐了周文的《雪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日本《改造》杂志要求鲁迅推荐十位青年作家和作品时，鲁迅都将周文和他的作品《父子之间》列入其中。
周文在小说创作之余，还喜欢写些杂文。他每写一篇就请鲁迅给提提意见，鲁迅除了给予赞赏之外，还推荐给《申报》的《自由谈》。1935年周文将短篇小说结集，请鲁迅帮助出版时，鲁迅当天就给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写信推荐，于几个月后周文的第一本小说集《父子之间》问世。
鲁迅对周文的帮助与重视不只限于文学创作，对周文的革命活动也是如此。1934年周文两次在法租界被捕，出狱后生活拮据，鲁迅则托人送钱给他，解决燃眉之急。1936年春天的一天，鲁迅要他去会见一个“故人”。见面时才知道是老朋友冯雪峰，原来冯雪峰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鲁迅推荐了周文，从此他就担任冯雪峰的秘书和内部交通。1936年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等物品给毛泽东，就是由周文采购和护送的。美国记者斯诺与宋庆龄、鲁迅提到访问延安的要求，也是鲁迅转告冯雪峰，由冯雪峰派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向党中央请示批准的。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终以恩师鲁迅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将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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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珏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的女儿，18岁时考入北大政治系。当年，鲁迅与马裕藻同为浙江乡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经常互相走动，因而与马裕藻的女儿马珏也很熟悉。
马珏年轻貌美，在当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称。鲁迅对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器重，马珏曾经写过一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写鲁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鲁迅对这种充满着少女天真和调皮的描写非常欣赏，也很重视马珏的文学才华，后来每有新著出版，总要赠给这个忘年的小朋友一本。这种赠书在《鲁迅日记》中就有五十多次记述。
1934年秋，马珏毕业后与杨姓夫君结了婚，鲁迅出于尊重当时的社会风俗，就不再直接给马珏寄赠自己的著作。在鲁迅编的《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可见鲁迅在与年轻女*往时，很注意分寸和社会影响，即使是他很重视的才女，在交往时也很慎重。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胡风在1923年从《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时，就受到了震动，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文章。1924年《语丝》问世后，为了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几乎每期都要买。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尽管胡风有机会亲自聆听鲁迅的教导，他却觉得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很大，不敢去打扰鲁迅。甚至有一次他在书店碰见了鲁迅也没敢上前问候，因而在校期间他一直没有向鲁迅面对面地请教。
后来胡风退学回到家乡湖北教书时，他选取了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文章，讲授给学生们。他认为这样的补充教材，对学生们认识鲁迅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3年日本政府疯狂*左翼社会运动，正留学日本的胡风因介入日本左翼斗争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国。在上海，胡风住在司高塔路四达里的韩起家。有一天，周扬在内山书店碰见了鲁迅，告诉他胡风回到上海了。胡风的归来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于是鲁迅便与周扬一起去看望胡风。鲁迅向他介绍了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情况，介绍了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和左翼文艺面临的压力等，并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风与鲁迅会面后，就加入了左联。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后来左联书记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友谊，胡风与鲁迅的联系日渐增多，胡风也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做些事情。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出版时，胡风亲自拟写了广告，为鲁迅的作品扩大影响。
1935年年底，鲁迅找到胡风，说萧军和聂绀弩都曾写信给他想办刊物，让胡风与他们协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起初鲁迅拟名《闹钟》，胡风则建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当即同意，并在几天后写好了《海燕》的刊名。这个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留有相当好的印象。鲁迅多次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而胡风在与鲁迅交往中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胡风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求鲁迅为他办的那种不能付酬的刊物写文章。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经冯雪峰授意，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个口号公开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1936年鲁迅辞世后，胡风为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还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1937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分别以《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为题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辑，搜罗鲁迅的遗著，宣传鲁迅思想。胡风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的。后来他到湖北创刊的《七月》和在重庆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从而使他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鲁迅一向爱护和重视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对勇于向旧的营垒宣战的青年作家更是这样。女作家陈学昭就是在鲁迅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因为她很喜欢读《昭明文选》，就取了个“学习昭明”的笔名“学昭”。1923年冬，参加《时报》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征文，被评为第二名。《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5年，陈学昭在北京适存中学和黎明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并借此机会在北京大学旁听和从事散文创作。9月9日这天，陈学昭通过朋友引见，去拜访鲁迅先生。他们刚一进门，鲁迅就对陈学昭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鲁迅说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陈学昭曾经给周建人主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