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接到李恩绩寄来的一卷手稿，题为《爱俪园梦影录》。这是《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的姐妹篇。爱俪园的前尘影事，历历如绘；其中还有不少学术界珍贵的轶事遗闻。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极具史料价值的《爱俪园梦影录》却未能公之于世。直至拨乱反正之后，尘封了三十年的李恩绩唯一幸存的精神遗产：《爱俪园梦影录》才得以在香港的《百花》周刊连载。这也了了柯灵多年的心愿。
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位画师。他从小跟父亲学画，懂得词章和文字学，还通晓甲骨文；但多才多艺并没能使得李恩绩富有。他的作品虽在社会上流传，却无人知晓；因为爱俪园的主管姬觉弥是捉刀人。世人只知晓姬觉弥，却不知有李恩绩。抗战胜利后，李恩绩偃蹇困居在故乡绍兴安昌。新中国建立后在南市区的书画合作社，靠卖画糊口；“浩劫”中被揪斗，默默的含恨死去。他的书画古董，都落在“造反派”的手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盛名没世，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最大悲哀！
十七年尔汝旧交：刘半农与周作人
刘半农卒于1934年7月14日。周作人是在日本东京乡菊坂町听到这个消息的。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绝不相信是真的；但言者言之凿凿，又让人无话可说。刘半农与周作人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因为很熟，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就觉不安。两个月后，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周作人送去一副对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甘余日驰驱大汗，归来竟作丁令威。
因学校决定要周作人为致词人，虽是应酬之作，还是讲出刘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半农的率真，对什么人都无恶意，他不装假，不投机，敢讲话，不怕骂；其二，半农的杂学。他的专业是语音学，但兴趣广泛，文学、美术、书法、照相、音乐都喜欢，于处世与治学都有好处。
在此前《人间世》第16期上有半农的一篇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记砚兄之称》：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时余二人相识，余以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阅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民国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好，读了如见其人。此前两人还谈起菜厂胡同一节，相约一定要请客纪念一下。结果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周作人又作打油诗以示怀念：
昔时笔获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1）
马叙伦章太炎是余杭人。民初的国学大师。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章疯子。个性孤傲狂狷，难得有人能入他法眼，不过，他也有几个知己，马叙伦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俩还有一段故事呢。
民国四年的下半年，马叙伦被北京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那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的是前清某贵族后裔的房子。软禁期间，大门口总有五六个吆五喝六的便衣警察，负责安全保卫。开始时门禁极严，只许两人进去，后来马叙伦、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等才可以陆续进出。而马叙伦常在北大上课后或星期日去看望章太炎。两人一谈就是一天。有时章太炎还要留马叙伦吃晚饭。四菜一汤，菜不算坏。章士钊照例只吃近前的两盘菜，而使用的碗筷汤匙都是银的，他是怕袁世凯给他下毒。软禁对章太炎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第一次是被软禁在南下洼龙泉寺，那回就绝过一次食。当时就是马叙伦和黄节都给政府的政治会议长李经羲写信，请他向袁世凯说话，尽快恢复章士钊的自由。
这回被禁，他又绝食了。马叙伦得知信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东北城钱粮胡同。进了卧房，看见章太炎裹着三条棉被睡觉。冬天的北平，屋里都是要生火炉子取暖。而章太炎的卧室是北房，房子又高又大，可一个炉子也没有。不是不给他生火炉，而是他不要；他提防袁世凯会用煤气熏死他。这可把马叙伦冻坏了，他穿着裘皮大氅，还得在屋里兜圈子。马叙伦一边转一边开导譬解，凭着三寸之舌，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说到理学，章士钊来了情绪，兴致大增，原来他正在这门学问上用功。可一说到复食，他就引了《吕氏春秋》的话：“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用来说明绝食的理由。马叙伦只好又把话岔开。两人从早一直说到晚上八点，章太炎倒是越说越来劲，可马叙伦的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叫了，他便趁机要太炎陪他吃点东西，太炎居然答应了。马叙伦赶紧吩咐听差兼司厨做两碗鸡子儿汤来。一会儿，蛋汤端上来了，放在他的床边。先递给他一碗，他一口一个，不一会儿就落肚了；又递给他一碗，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马叙伦又吩咐听差给章太炎洗脸，然后才与他辞行。到了大门口，站岗的特务都恭恭敬敬地向马叙伦致谢。马叙伦不虚此行，尽管自己饿了一天肚子。此后马叙伦时常去看章士钊。
这年寒假将近，马叙伦与汤尔和等不愿意在袁皇帝的“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的“登基”之前辞了职。离京之前，马叙伦向章士钊辞行。两人依依不舍。在回南后一年的春天（民国五年），马叙伦始终没有得到章太炎的消息，便做了一首《高阳台》词，以示怀念。
烛影摇红帘波卷翠，小庭斜掩黄昏。独倚雕阑，记曾私语*。
杨花爱扑桃花面，尽霏霏不管人嗔。更蛾眉暗上窗纱，只是窥人。
从前不解生愁处，任灞桥初别，略损啼痕，争道如今，离思乱似春云。银笺欲寄如何寄？纵回文写尽伤春，奈人遥又过天涯，断了鸿鳞。
事隔一个月，章太炎的信来了，马叙伦的心方才放下。发信的钢印是洪宪元年五月三日，收信的时间，钢印仍是*五年。这个信封可是个宝贝。马叙伦一直保存着。柳亚子：熊佛西 r 。。
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2）
人称疯子的章太炎熊佛西对柳亚子仰慕已久，却未能结识。那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某日。熊佛西和几位朋友跑警到了丽泽门外的白石洞。在洞外的人丛中见到一位长者，他道貌岸然，飘逸洒脱的站在那里和朋友们谈话，下唇挂着一撮稀疏花白的长须，面目清秀，两目炯炯；穿一套湖色的中式短褂裤，右手拿一顶衡阳草帽代扇，左手握着一根黑色漆手杖。面对这位美髯翁，佛西禁不住问身边的欧阳予倩。“这位炯异凡俗的长者是谁？”“那就是南社诗翁柳亚子。”当时不便打扰，决定次日专门到旅馆拜访柳亚子先生。
熊佛西的住所环境噪杂，白天无法写作，只能偷闲睡觉。次早佛西刚躺下不久，就听得空了在敲门，“有贵客到！”不待起床，门外人已推门而进。其中就有白石洞遇见的那位美髯公。我们一见如故，少去那些客套话。两人虽初次见面，却有“早已见过并且非常熟习”之感。几句寒喧后，熊佛西即张纸向柳先生求书，柳亚子欣然写了四句诗：“万里投荒愁欲死，何期此日美颜开，老熊当道故奇绝，入座豪宾尽俊才。”
看着这秀丽洒脱的书法，熊佛西贪多无餍的又递上第二张纸。柳亚子又欣然写了一首：“恶诗劣字平生恨，惭愧熊郎谬赏音，春蚓秋蚊两愁绝，赧颜羞说伯牙琴。”
对于旧体诗，熊佛西自谦不懂。“不过我所认识的诗人中允推亚子先生才华第一，其构思之远运笔之快，世无其匹，诚有万马奔驰之气势，曹植的七步诗在我们看是天才，而在亚子仅是极平凡的事了。”
后来熊佛西编辑《文学创作》，需要报导苏联战士抗击德寇的文字，便走访柳先生索稿，他不加思索的写下诗句：
锁钥高加索，名城血战场，三周华不注，一赋鲁灵光。
民气终堪仗，天骄莫漫狂，元凶希特勒，会见汝崩亡。
故国创*，恒洵诞巨人，赤明洹古劫，黑狱自由神。
肥瘠宁秦越，安危托齿唇，坐惭天上士，排难竟无闻。
柳先生的书法亦如其诗，清丽潇洒，惟字迹不好辨认，他写字就好像疾风卷落叶，速度很快。他的书法与诗文令人钦佩，而让人景仰的则是他的人格，他热诚率真，不虚伪；竭诚帮助朋友，又敢于直言。一年花朝节，方镇华先生约我们到郊外赏梨花。主人没柬请瘦石和白凤，而柳先生有意携他俩同去，熊佛西则认为不妥，主要是怕主人所备食品不足。瘦石和白凤认为熊佛西所言极是，便没有前去。次日，柳先生的第一首纪事诗便斥熊佛西。诗云：
“酒人几辈尽堂堂，整旅前驱似雁行，
谁遣歧途麾尹李，迂墟败兴怨熊郎。”
并注云：“偕佛西仲寅孟超红莨赴方镇华招宴，佛西尼瘦石同行，白凤亦拂衣而去。其实不速之客，何伤雅道耶？佛老硁硁小节，余我弗喜。”
由此可见柳亚子先生的性格。
熊佛西也留有胡子，郑振铎时常提出异议，希望他剃掉。而佛西只是手抚摸着胡子，笑而不答。倘若被逼急了，他就说：“我一定剃，到中国真正实现*的时候，我就剃胡子了。”于此可见熊佛西的爱国之心。 。。
“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章太炎与周作人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