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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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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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洪深,人称“洪老夫子”,学名洪达,字浅哉,号伯骏。于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他的叔祖是清代乾隆进士、著名经学家洪亮吉。其父洪述祖,曾任清末直隶候补道和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深是在上海教会学校南洋公学读的中学,而且有幸聆听李叔同的教诲。在李叔同的倡导下,学校的演剧风气很盛,洪深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1912年洪深进入清华学校后,更是如鱼得水,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剧活动。他常常是身兼数职,既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1916年洪深清华毕业后,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化学工程。1919年他的父亲洪述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使他异常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认识到痛苦的人生需要呐喊,于是他放弃化工专业,到哈佛大学学习戏剧,成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1922年学成回国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任职之余,投身于戏剧创作。
  洪深的戏剧创作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在1924年他改编并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之后的事。他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这出话剧,在话剧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受到张石川和郑正秋的重视。张石川通过朋友认识了洪深。在1925年夏的一天,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张石川和其他的老板们决定聘请洪深担任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他们初次见面时,郑正秋见到这位与他那五短身材相仿的洪深,第一印象就很不错。郑正秋幽默地将洪深比喻为韩信,表示“十二分地欢迎”。洪深则很谦虚地说:“对电影我一窍不通,干一段时间再说,如不行就回学校教书。”从此,他们的过从越来越密切,经常在一起切磋电影艺术。虽说起初洪深对郑正秋吸食大烟,很不以为然,但后来关系密切了,也就不计较了。
  洪深给明星公司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冯大少爷》。在给老板们传阅时,郑正秋觉得剧本的心理描写的分量太重,不容易抓住观众。其他老板也赞同郑正秋的意见。可是,洪深却坚持拍摄,不想修改剧本。见此,郑正秋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让洪深亲自导演试一试。尽管得到了郑正秋的支持,但由于他初次尝试电影编导工作,心里没有底,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议论,也让他失去信心,甚至想鸣锣收兵了。郑正秋得知洪深思想动摇,找他谈心,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表示公司会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他探索和创新。
  在郑正秋的鼓励下,洪深终于完成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工作。虽说郑正秋一直鼓励洪深拍摄这部影片,可是他心里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在影片制作完后,他亲自为这部影片写广告词和说明书,以便弥补影片的不足。洪深看了他写的广告词和说明书,对他说:“你插手这部影片,把你的名气砸了怎么办?”郑正秋却说:“和你一起砸了名气,我不在乎。我是希望看到洪深的一炮走红!”果真不出郑正秋所料,《冯大少爷》公映时舆论界好评如潮,完全出乎明星公司老板们的意料;而且舆论界的评价也超出了以往对郑正秋拍摄影片的评价,甚至让郑正秋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尽管如此,为了让洪深在电影界树立威望,郑正秋与他合作拍摄了《早生贵子》。洪深在导演这部影片时,在内容上有所改动,削弱了郑正秋原本的思想意义,郑正秋并没有计较这些,反倒肯定了洪深的修改,为他在电影界立足而感到高兴。
  1931年5月郑正秋的新片《红泪影》公映时,请来洪深观看。不料,郑正秋这部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却遭到洪深的严厉批评。当时郑正秋真觉得脸上无光,气得他脸色发紫。可是以后他每次拍了新片,都要请来洪深观看,让他给提意见。可见他们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互相尊重,相处直率,结成了真正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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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享誉三四十年代剧坛的剧作家赵清阁,生于1914年,河南信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美专。为了支付读书的费用,她利用课余时间写稿和在天一电影公司打工,开始接触到剧本创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她跟随抗敌协会撤退到重庆。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她除了主编《弹花》杂志外,还像许多作家一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创作了多部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话剧。
  赵清阁就是在重庆时期与女作家沉樱相识的。沉樱,原名陈锳,初用笔名陈因。1907年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年末,沉樱的课业习作《回家》,在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第二期发表。茅盾读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撰文说:“《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此后沉樱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从1929年8月,她发表短篇小说《欲》时,开始用“沉樱”的笔名。更名的因由是她很喜欢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就将自己的本名陈锳,换成谐音的“沉樱”。
  1938年,赵清阁到重庆后住在北碚,第二年沉樱与她的丈夫梁宗岱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也来到北碚镇。赵清阁恰好与沉樱夫妇租住了同一栋楼房。原本他们虽不相识,但其名互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在北碚住着很多文化人,大家联系较多,加上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乐意接近她。这又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由于家务之累,又怀孕在身,无法写作,心情不快,经常与梁宗岱发生口角。赵清阁自然为他们和稀泥,进行劝导。后来沉樱夫妇搬到嘉陵江对岸的黄桷桠的复旦宿舍,一旦遇到夫妻口角,也常来赵清阁处诉苦。
  抗战结束后,赵清阁和沉樱都回到上海,他们又一度住在一起。当时,赵家璧创办了晨光出版公司,邀请赵清阁编选一本女作家小说散文集,她首先想到的就有沉樱,收入了她的小说《洋娃娃》。接着,赵清阁编辑《文潮月刊》时,为沉樱编发了几篇创作和译文。1948年离了婚的沉樱跟随母亲和弟弟去了台湾。临行前曾到赵清阁家辞别,赵清阁劝她留下来,可是沉樱却表示,她要离梁宗岱远远的,不想再见到他。她到台湾后,接连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茨威格、毛姆的小说,还自办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1972年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1982年4月沉樱回到上海探望朋友。在赵清阁的安排下,她在上海、北京看望了老朋友。临回美国前,赵清阁送给她两件国产绸衣料,她将一件锦纶背心和一个血压计赠给赵清阁。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她们的永诀。
  

《阿Q正传》的催生者:鲁迅与孙伏园
鲁迅在《〈城与年〉插图本小引》文中曾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的文人实在不算少了,其中就有孙伏园先生。
  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孙伏园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伏园游记》(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一本是《鲁迅先生的二三事》(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与同时代的文化人相比,孙伏园的著述确实太少;但他却为新文化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
  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四大文艺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北京的《京报副刊》、《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北京的两大副刊都由孙伏园刻意经营。除此之外,《语丝》的创办也有孙伏园的一份功劳。对于默默无闻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鲁迅从来没有忘记。他从不抹杀这些编辑的功绩。鲁迅比孙伏园大13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当孙伏园初任北京《民国新报》编辑时,就向鲁迅约稿。该报于1918年8月起连载了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它是鲁迅应孙伏园之约而译的。鲁迅曾有一段文字记录此事:“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此前,鲁迅的作品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
  1921年10月12日《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为第一主编。他团结了大批作者,包括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作人、黎锦熙、蒋梦麟、江亢虎、吴稚晖、胡适之等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所有的名流和新秀,一篇篇佳作层出,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两个月后,鲁迅便以“巴人”的笔名在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正传》。这也是孙伏园的约稿之功。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回忆:“那时候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三年时间里,鲁迅为副刊写了50余篇稿件。而《阿Q正传》的催生者是孙伏园。
  此后孙伏园还主办了《语丝》和《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正式出版),鲁迅先后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杂文《咬文嚼字》、《并非闲话》、《忽然想到》等30多篇文章给副刊发表。由此可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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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柯灵从1930年就做编辑,煮字烹文,几十年来从未间断。1943年夏,他接手《万象》杂志。在清理堆积的读者来稿中发现了署名“李恩绩”的文章。用的是直格的毛边纸稿笺,毛笔楷书,字迹娟秀,行文娴熟。文稿是一篇阐述殷墟文字的学术论文。《万象》是一家通俗读物。这种“阳春白雪”的作品当然不适合。可柯灵认为此文作者是一个很好的组稿对象。当看到稿末的通讯处是“静安寺路爱俪园”,不觉怦然心动。于是就主动和作者联系,请他写自己熟悉的爱俪园。作者同意了,于是有了后来在《万象》上刊载的长篇掌故《爱俪园:海上的迷宫》。
  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哈同(Silas Auron 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富翁,一位典型的西方“冒险家”。他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爱俪园则是他梦中的现实。爱俪园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的猎奇心理及道听途说,使爱俪园披上神秘的色彩。而李恩绩的文字与众不同,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信史。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揭开爱俪园神秘的面纱。文章连载近一年,好评如潮。后来李恩绩因故搁笔,柯灵也无可奈何。
  事隔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接到李恩绩寄来的一卷手稿,题为《爱俪园梦影录》。这是《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的姐妹篇。爱俪园的前尘影事,历历如绘;其中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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