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洪深，人称“洪老夫子”，学名洪达，字浅哉，号伯骏。于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他的叔祖是清代乾隆进士、著名经学家洪亮吉。其父洪述祖，曾任清末直隶候补道和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深是在上海教会学校南洋公学读的中学，而且有幸聆听李叔同的教诲。在李叔同的倡导下，学校的演剧风气很盛，洪深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1912年洪深进入清华学校后，更是如鱼得水，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剧活动。他常常是身兼数职，既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1916年洪深清华毕业后，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化学工程。1919年他的父亲洪述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使他异常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认识到痛苦的人生需要呐喊，于是他放弃化工专业，到哈佛大学学习戏剧，成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1922年学成回国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任职之余，投身于戏剧创作。
洪深的戏剧创作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在1924年他改编并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之后的事。他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这出话剧，在话剧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受到张石川和郑正秋的重视。张石川通过朋友认识了洪深。在1925年夏的一天，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张石川和其他的老板们决定聘请洪深担任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他们初次见面时，郑正秋见到这位与他那五短身材相仿的洪深，第一印象就很不错。郑正秋幽默地将洪深比喻为韩信，表示“十二分地欢迎”。洪深则很谦虚地说：“对电影我一窍不通，干一段时间再说，如不行就回学校教书。”从此，他们的过从越来越密切，经常在一起切磋电影艺术。虽说起初洪深对郑正秋吸食大烟，很不以为然，但后来关系密切了，也就不计较了。
洪深给明星公司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冯大少爷》。在给老板们传阅时，郑正秋觉得剧本的心理描写的分量太重，不容易抓住观众。其他老板也赞同郑正秋的意见。可是，洪深却坚持拍摄，不想修改剧本。见此，郑正秋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让洪深亲自导演试一试。尽管得到了郑正秋的支持，但由于他初次尝试电影编导工作，心里没有底，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议论，也让他失去信心，甚至想鸣锣收兵了。郑正秋得知洪深思想动摇，找他谈心，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表示公司会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他探索和创新。
在郑正秋的鼓励下，洪深终于完成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工作。虽说郑正秋一直鼓励洪深拍摄这部影片，可是他心里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在影片制作完后，他亲自为这部影片写广告词和说明书，以便弥补影片的不足。洪深看了他写的广告词和说明书，对他说：“你插手这部影片，把你的名气砸了怎么办？”郑正秋却说：“和你一起砸了名气，我不在乎。我是希望看到洪深的一炮走红！”果真不出郑正秋所料，《冯大少爷》公映时舆论界好评如潮，完全出乎明星公司老板们的意料；而且舆论界的评价也超出了以往对郑正秋拍摄影片的评价，甚至让郑正秋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尽管如此，为了让洪深在电影界树立威望，郑正秋与他合作拍摄了《早生贵子》。洪深在导演这部影片时，在内容上有所改动，削弱了郑正秋原本的思想意义，郑正秋并没有计较这些，反倒肯定了洪深的修改，为他在电影界立足而感到高兴。
1931年5月郑正秋的新片《红泪影》公映时，请来洪深观看。不料，郑正秋这部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却遭到洪深的严厉批评。当时郑正秋真觉得脸上无光，气得他脸色发紫。可是以后他每次拍了新片，都要请来洪深观看，让他给提意见。可见他们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互相尊重，相处直率，结成了真正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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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享誉三四十年代剧坛的剧作家赵清阁，生于1914年，河南信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美专。为了支付读书的费用，她利用课余时间写稿和在天一电影公司打工，开始接触到剧本创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她跟随抗敌协会撤退到重庆。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她除了主编《弹花》杂志外，还像许多作家一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创作了多部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话剧。
赵清阁就是在重庆时期与女作家沉樱相识的。沉樱，原名陈锳，初用笔名陈因。1907年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年末，沉樱的课业习作《回家》，在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第二期发表。茅盾读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撰文说：“《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此后沉樱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从1929年8月，她发表短篇小说《欲》时，开始用“沉樱”的笔名。更名的因由是她很喜欢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就将自己的本名陈锳，换成谐音的“沉樱”。
1938年，赵清阁到重庆后住在北碚，第二年沉樱与她的丈夫梁宗岱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也来到北碚镇。赵清阁恰好与沉樱夫妇租住了同一栋楼房。原本他们虽不相识，但其名互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在北碚住着很多文化人，大家联系较多，加上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乐意接近她。这又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由于家务之累，又怀孕在身，无法写作，心情不快，经常与梁宗岱发生口角。赵清阁自然为他们和稀泥，进行劝导。后来沉樱夫妇搬到嘉陵江对岸的黄桷桠的复旦宿舍，一旦遇到夫妻口角，也常来赵清阁处诉苦。
抗战结束后，赵清阁和沉樱都回到上海，他们又一度住在一起。当时，赵家璧创办了晨光出版公司，邀请赵清阁编选一本女作家小说散文集，她首先想到的就有沉樱，收入了她的小说《洋娃娃》。接着，赵清阁编辑《文潮月刊》时，为沉樱编发了几篇创作和译文。1948年离了婚的沉樱跟随母亲和弟弟去了台湾。临行前曾到赵清阁家辞别，赵清阁劝她留下来，可是沉樱却表示，她要离梁宗岱远远的，不想再见到他。她到台湾后，接连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茨威格、毛姆的小说，还自办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1972年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1982年4月沉樱回到上海探望朋友。在赵清阁的安排下，她在上海、北京看望了老朋友。临回美国前，赵清阁送给她两件国产绸衣料，她将一件锦纶背心和一个血压计赠给赵清阁。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她们的永诀。
《阿Q正传》的催生者：鲁迅与孙伏园
鲁迅在《〈城与年〉插图本小引》文中曾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的文人实在不算少了，其中就有孙伏园先生。
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孙伏园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伏园游记》（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一本是《鲁迅先生的二三事》（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与同时代的文化人相比，孙伏园的著述确实太少；但他却为新文化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
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四大文艺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北京的《京报副刊》、《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北京的两大副刊都由孙伏园刻意经营。除此之外，《语丝》的创办也有孙伏园的一份功劳。对于默默无闻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鲁迅从来没有忘记。他从不抹杀这些编辑的功绩。鲁迅比孙伏园大13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当孙伏园初任北京《民国新报》编辑时，就向鲁迅约稿。该报于1918年8月起连载了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它是鲁迅应孙伏园之约而译的。鲁迅曾有一段文字记录此事：“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此前，鲁迅的作品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
1921年10月12日《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为第一主编。他团结了大批作者，包括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作人、黎锦熙、蒋梦麟、江亢虎、吴稚晖、胡适之等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所有的名流和新秀，一篇篇佳作层出，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两个月后，鲁迅便以“巴人”的笔名在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正传》。这也是孙伏园的约稿之功。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回忆：“那时候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三年时间里，鲁迅为副刊写了50余篇稿件。而《阿Q正传》的催生者是孙伏园。
此后孙伏园还主办了《语丝》和《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正式出版），鲁迅先后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杂文《咬文嚼字》、《并非闲话》、《忽然想到》等30多篇文章给副刊发表。由此可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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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柯灵从1930年就做编辑，煮字烹文，几十年来从未间断。1943年夏，他接手《万象》杂志。在清理堆积的读者来稿中发现了署名“李恩绩”的文章。用的是直格的毛边纸稿笺，毛笔楷书，字迹娟秀，行文娴熟。文稿是一篇阐述殷墟文字的学术论文。《万象》是一家通俗读物。这种“阳春白雪”的作品当然不适合。可柯灵认为此文作者是一个很好的组稿对象。当看到稿末的通讯处是“静安寺路爱俪园”，不觉怦然心动。于是就主动和作者联系，请他写自己熟悉的爱俪园。作者同意了，于是有了后来在《万象》上刊载的长篇掌故《爱俪园：海上的迷宫》。
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哈同（Silas Auron 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富翁，一位典型的西方“冒险家”。他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爱俪园则是他梦中的现实。爱俪园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的猎奇心理及道听途说，使爱俪园披上神秘的色彩。而李恩绩的文字与众不同，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信史。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揭开爱俪园神秘的面纱。文章连载近一年，好评如潮。后来李恩绩因故搁笔，柯灵也无可奈何。
事隔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接到李恩绩寄来的一卷手稿，题为《爱俪园梦影录》。这是《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的姐妹篇。爱俪园的前尘影事，历历如绘；其中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