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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岁时，陈蝶仙便受《红楼梦》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这部描写儿女情长，家事纠葛的小说使人耳目一新，印行后风靡一时。在《申报·自由谈》任职期间，他开始在王纯根主编的《礼拜六》上，发表长篇小说《孽海疑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满园花》、《郁金香》、《新官场现形记》、《新泪珠缘》等十多部小说。这些小说语言文白相间，大都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柳荫湖畔，像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分拆不开的故事，属于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意义。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此时在上海立足稳定，也有了一定财力，制造牙粉抵制日货的想法又萌生起来。1918年他放弃了《申报·自由谈》的工作，成立家庭工业社，依靠在监狱担任工艺指导员时学得的新知识，继续研制牙粉。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多方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取名 “无敌牌”在包装上还特地标明“中华国产”，这种牙粉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成为我国牙粉的驰名商标，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陈蝶仙的长子陈小蝶，不仅是赓续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在文学创作上也不让乃父。父子二人曾合作创作了《弃儿》、《二城风雨录》、《嫣红劫》、《柳暗花明》等共11部长篇小说，其中的《柳暗花明》还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成电影。他自己独自撰写了《塔语斜阳》、《香草美人》等小说，内容风格上都沿袭其父的鸳鸯蝴蝶派传统。此外，他在绘画理论研究及诗文方面也很有造诣，出版有多种论著。
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陈蝶仙经营的家庭工业社遭到毁灭性破坏。他面对打击并不气馁，带着儿子陈小蝶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继续办厂。到1939年陈蝶仙积劳成疾，由陈小蝶陪伴返回上海，第二年就病逝了。此后陈小蝶无力力挽狂澜，父亲开创的实业逐渐萎缩。后来他在杭州开了一家饭店，根据当年的电影著名女明星胡蝶和徐来的名字，取名为“蝶来饭店”，在开业那天特地请来胡蝶和徐来剪彩，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新闻。1937年他更名为陈定山，专注于美术事业，曾与吴湖帆、钱瘦铁等画家在上海名噪画坛。1949年初他赴台定居，在台北以作画为生，于1989年病故。
父亲劝她不必上大学：林语堂与林太乙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最为机灵聪慧，从小就效仿爸爸写稿。当年文坛发表文章多用笔名，玉如就让爸爸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谓其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玉如觉得“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是这样。那天他正在翻阅《吕氏春秋》，忽然发现了“太乙”两个字，觉得用作为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林语堂给她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出于好奇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主张她们从小就多接触社会。女儿们三五岁的时候，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文学聚会，好让她们增长见识。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找几个三陪女助兴，称作“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三陪姑娘到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行为对孩子们来说多有不雅，可是林语堂却不在乎，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能让孩子们分辨出社会的不公来。
在太乙姐妹小时候，林语堂就鼓励她们写日记，告诉她们写日记不要写成流水账，也不必像作文那样拘泥，平时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要紧的是个“真”字，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后来赛珍珠读了林太乙幼时的日记说：“从她的文笔和行事观察，都看得出她刚毅的性格；她聪明、活泼，却从不自觉高人一等。”
1936年林太乙已经10岁了。这一年林语堂携家离开上海到了纽约，不久他们全家又到了欧洲。太乙她们姐妹虽然在外国的中小学读书，可是林语堂总是教她们学习中文，向她们介绍中国文化，为她们打下了厚实的中文基础。在林太乙13岁时，就与姐姐和妹妹一起合写了一本《Our Family》，在美国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叫《吾家》。在林太乙17岁时，独自创作了英文小说《战潮》。第二年太乙中学毕业时，林语堂劝她不必考大学，父亲对她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于是林太乙高中毕业后，就以高中的学历应聘到耶鲁大学中文系去当教师了。
后来林太乙与他父亲一起创办过杂志《天风》，还应邀出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她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相继出版了英文小说《金盘街》及《丁香遍野》等三本小说，被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
父亲对林太乙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怎样做人。林语堂常对她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林太乙不负父望，承继了父亲的事业，在写作和传扬中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受联合国文教组委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
1988年林太乙提前退休，与丈夫黎明定居美国，专事写作。她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了《林语堂传》，编纂了《语堂文选》和《语堂幽默文选》，并将林语堂曾经畅销欧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重新整理出版。在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林太乙最为杰出地承续了林语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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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起始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旧交。张印塘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1853年太平军大军入皖，李鸿章父子受命回安徽办团练。李鸿章与张印塘是在共同*太平军时结为患难之交的。1854年张印塘与石达开作战期间，病死在徽州，李鸿章出于对老友的怀念，资助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北丰润县。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生于1848年，河北丰润县大齐坨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27岁时擢升为“侍讲”。张佩纶为人刚直不阿，经常议论时政，上呈奏章，与陈宝琛、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合称“清流派”。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张佩纶的庶母病故时，李鸿章也曾资助他白银千两，作为运灵柩回乡安葬和守孝之需。
在张佩纶故乡守孝期间的1879年，李鸿章邀请张佩纶来到天津充当幕僚。张佩纶同李鸿章的另一幕僚薛福成一起，为天津海防建设出谋划策，讨论了组建海军、修筑铁路和加强天津海防等问题，对李鸿章推行洋务很有启示。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通信往来，互通消息。当时李鸿章推行洋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张佩纶、张之洞和吴大澂等人却极力鼓吹办洋务。清廷最高统治者批准成立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组成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唐胥铁路、扩修胥各庄到天津的铁路，以及在台湾招商引资，修铁路等举措，都与张佩伦等人的多次上书奏章有直接关系。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办理海疆事务。他到福建时，法国军舰已经进入马尾港停泊。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抗法心切，将陆战战法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集结战船兵力，冀图孤注一掷而取胜。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被法舰击沉。战后，张佩纶遭到弹劾。年仅37岁的张佩纶被遣送察哈尔、张家口充军三年赎罪。
1888年，张佩纶结束了三年的充军生活，返回天津。正当张佩纶仕途蹭蹬之时，李鸿章再次接纳他为幕僚，主管文书。当时，张佩纶的妻子病逝不久，李鸿章遂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藕许配给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准备出任前敌统帅带领军舰迎战，张佩纶出于他的马尾失败教训，坚决阻止，结果两人闹得如同路人，甚至这个郎舅竟然想杀掉妹夫。后来李经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皇帝，要求弹劾张佩纶。因此张佩纶只得携妻南下南京。第二年清军战败，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直陈自己的反对意见，却没有被李鸿章所接受。此后，李鸿章两次保荐他回京任职，他都坚辞不就。于1903年在南京因患肝癌病故，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终年56岁。“*”初期，红卫兵挖开张佩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有腐烂。红卫兵用锹镐将他们夫妇的遗体捣烂，令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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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郑正秋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祖籍广东潮阳，1889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他在读中学时就接触到新文化，对刚刚传入上海的新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与张石川一起编导了电影《患难夫妻》，成为我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创办新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积极推进新剧活动。还与张石川一起创办明星电影公司，由他编、导、演的影片达到50多部。
他的儿子郑小秋，原名郑鸿彬，生于1910年。1922年其父郑正秋导演《劳动与爱情》时，需要几个孩童在一个水果摊前跑跑跳跳，小秋就被选中。这次演出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成了他进入电影界的敲门砖。
1923年正当明星公司陷于困境时，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了一部儿童影片《孤儿救祖记》，由郑小秋担任主角，饰演一个12岁的儿童余璞。他不负众望，将一个纯朴、机敏的儿童表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公演时不仅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为明星电影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当年有“《孤儿》救（明星）公司，《孤儿》救（中国）电影”之说。从此，他的艺名郑小秋就替代了郑鸿彬，成为电影界的一颗童星了。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鼓舞了郑正秋。从1923年至1926年，他又相继摄制了12部儿童影片。其中的《小朋友》、《好哥哥》、《一个小工人》、《苦儿弱女》等都是由郑小秋主演的。因而郑氏父子被誉为我国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小秋开始介入成人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相继主演了《火烧红莲寺》、《空谷兰》、《碎琴楼》、《红泪影》、《啼笑因缘》等影片。他还与著名影星胡蝶、宣景琳联袂主演了影片《姐妹花》。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的农村木匠桃哥的形象，质朴、忠厚，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33年夏衍加盟明星公司之后，郑小秋主演了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他的演技得到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观念挑战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他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1935年7月郑正秋病故后，郑小秋子承父业，开始担任导演。他起初作为张石川导演的助手，导演了《压岁钱》、《女权》等影片，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抗战爆发后，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他无力重振父业，但作为长子，只得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相继受聘于国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为导演，拍摄了《碧玉簪》、《夜明珠》、《新美人计》、《花溅泪》等影片。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抗战胜利后，他为大中华和大同等电影公司导演了影片《秋水伊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洪深联合）、《欢天喜地》、《热血》、《梨园英烈》等影片。他导演的这些影片思想健康，体恤民生，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同时在艺术上很注重在脉络清晰的故事结构中，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开始致力于科教片的导演工作。我国的电影界没有制作科教片的经验，但经过郑小秋的积极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