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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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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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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宣布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随着武汉的沦陷，“文协”迁往重庆。
有一天在“国立编译馆”任职的梁实秋到“文协”去看望朋友，听说老舍也在这里。他就在朋友的引导下，在楼梯拐角处的小屋里，找到老舍。他们异地邂逅，真是有点不敢认对方了。老舍精神委顿，显得很苍老。交谈中得知，原来他们都住在北碚，相距不远，只是他的“雅舍”显得偏僻些。既然都是“天涯沦落”的老北京，又是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显得很亲近，彼此的联系也很多，很密切。
在他们的交往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们说相声的一段逸事。当年，由国立编译馆牵头，邀请驻在北碚的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举行晚会。这个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的主轴戏是京剧《刺虎》，由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与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在演出主轴戏之前，需要演出个“帽戏”。可是没有这类节目，老舍就自报奋勇，来个相声小段来“垫一垫”，并且要梁实秋给他做搭档。老舍是在北平的平民家长大的，喜欢曲艺，对相声很有研究。梁实秋虽说也是北平人，也听过北平相声名角儿焦德海、草上飞的相声，可是毕竟不如老舍熟悉。他本不想出演，老舍却说，你不上台，我一个人怎么演？为了劳军，梁实秋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他们商定这两场的演出，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进行互换。在排练时，老舍告诉他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梁实秋听了，觉得心里没有底，老舍就鼓励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他们说得相声段子是老相声《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凭着记忆写出本子。
相声里面有些粗俗的玩笑，例如一方说到“爸爸”二字时，另一方就要赶快答应一声。梁实秋觉得这样的内容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改，他认为这些传统段子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擅自改动就容易失去相声的至美的境界。接着梁实秋又提出用折扇敲打头的时候，只比画一下，不要真的下家伙。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穿着长衫，走到台前，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每说一句就抖落一个包袱，观众更是笑声不断。当表演到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一时激动忘形，竟然忘记了事前的诺言，举起折扇就朝着梁实秋的头顶打来。梁实秋急忙躲闪，折扇落处，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幸好梁实秋反应敏捷，用手接住了眼镜。这个动作更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在轮到表演梁实秋用折扇敲打老舍时，老舍担心梁实秋报复他，就有意站得远一些。梁实秋想真打他却没有打成。大家对他们说的相声很有兴趣，要求再演一次，他们就答应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再演，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大家分散了，没有机会演出。
后来，老舍与梁实秋天各一方，可是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当梁实秋听说“*”期间老舍自沉湖底的消息，非常悲伤，一连写了三篇悼念亡友老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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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杜月笙自幼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只好辍学，之后就来到上海滩闯荡。1925年7月，杜月笙在上海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章太炎是学界泰斗、辛亥革命*，名重海上。一次，章的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来头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无奈之下只好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后立即调动关系把事情摆平，并亲自到苏州造访章太炎，见章经济拮据，便赠两千银元以示关心。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
如何回报杜月笙的盛情？章所依凭的惟有才学和名气。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便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自然高雅多了！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他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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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来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