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问世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茅盾与妻子孔德沚离开上海，到香港，去新疆，转移桂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德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始终贤惠地照顾丈夫、儿女的起居，再苦再累，毫无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孔德沚遵照周恩来“照顾好茅盾同志”的指示，没有参与社会工作。她亲自上菜场买菜，烧菜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竭尽全力照顾好茅盾的起居，以便使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来。
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间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恋情，与他相恋的人就是与他一起去日本的女共产党员秦德君。
秦德君是四川忠县人，生于1905年，比茅盾小九岁。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成都上中学的秦德君与两个女同学一起，带头剪成短发，用以表示与旧传统的决裂。她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做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失掉了组织联系，辗转来到上海，投奔在平民女校读书时的老师陈望道。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建议她先去日本设法找到那里的*组织，办理去苏联事项。
当时，被蒋介石下令通缉的茅盾流亡到上海，不敢外出，终日躲在家里写小说，以便赚稿费糊口。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他，发现他形容憔悴，精神不振，建议他到日本休养一段时间。茅盾夫妇觉得这样也好，就委托陈望道代办了去日本的手续。陈望道告诉他，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秦德君女士。几天后，茅盾到陈望道家会见了秦德君。茅盾在上海平民女校教过书，对秦德君似乎还有点印象。他们商定了行程，约定了时间。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德君化名徐舫，在1928年7月初的一天，就登上了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商轮。
到东京后，秦德君住进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住进本乡馆。两地相距不远，他们经常有机会见面谈心。特别是秦德君的生活经历丰富而坎坷，给茅盾很多创作的灵感。为了维持生计，茅盾开始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自己或朋友的经历创作小说。这样，他们日久生情，不久就同居了。1928年年底，茅盾与秦德君移居京都。这里的居住环境幽雅，加上身边有秦德君的照料，茅盾心情舒畅，精神焕发，面色红润，创作的激情接踵而至，成为茅盾创作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茅盾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朋友胡兰畦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虹》。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秦德君给取的。后来茅盾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编出版时，也是秦德君给他取了《蚀》的书名。
1929年冬天，日本当局到处搜捕*党员，许多流亡日本的革命青年纷纷回国。他们本不想回国，但因日本通货膨胀，度日艰难，不得不在1930年4月回到上海。在上海茅盾和秦德君借住在朋友家里，依靠创作维持生活。后来一个朋友的妻子告诉秦德君，她见到茅盾和他的妻子孔德沚在先施公司买东西。秦德君打听到孔德沚的住址，突然造访，不料茅盾正和她很亲切地说着话。这激怒了秦德君，向茅盾提出分手。茅盾舍不得离开秦德君，但他又是个孝子，母亲不认可他与秦德君的关系。最终他们于1930年8月分手，临别前照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这张合影，茅盾并没有亲自保存，而是交给胡风保存。1966年5月，“*”开始之初，胡风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成都，临行前胡风夫人把这张合影照片转送给了秦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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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的夫妻：巴金与萧珊
巴金在《怀念萧珊》中深情地写道：“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几句朴素的语言凝注着巴老对妻子萧珊30年风雨与共的挚爱。这对伉俪结缘于文学，是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使他们走在一起的。
1930年，巴金小说《家》的出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瞩目，特别是《爱情三部曲》出版后，巴金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年轻的女士，很含蓄地向他表示爱意。当时的巴金还没有将自己的婚事提到人生日程。只是出于作家对读者的感谢的心情，给读者写回信。在来信中有个署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读者，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巴金觉得这个女孩很单纯、热情，和她保持了大约半年的通信关系。有一次她来信说：“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见面谈呢？”信中提出与巴金见面的请求，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还附上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阿雯 193686”。这个叫“阿雯”的女孩就是后来的萧珊。因为她在兄妹中排行第三，1941年她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她们宿舍住着三个女孩，她年龄最小，两个师姐管她叫“小三”，后来就取其谐音“萧珊”为笔名了。
巴金如期履约，来到新亚饭店。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一点也不拘束。就连不善言辞的巴金也觉得谈得很开心。在交谈中，萧珊告诉巴金，她叫陈蕴珍，很喜欢文学，曾用“程慧”的笔名发表过作品。当时正在上海爱国女中读高中。她特别喜欢巴金的小说，对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很有感触。她告诉巴金，她父亲是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的大股东，思想很古旧，处处限制她，不让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她对巴金说：“李先生，我真想像觉慧那样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巴金马上安慰这个18岁的女孩说：“你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应该多读书，增长知识与才干，才能在社会上立身。”巴金的诚挚教导，使萧珊感到他们间的距离更近了，便寻找更多的机会与巴金会面。在交往中他们成为无所不说的忘年朋友。
有一次，她来找巴金，说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富家子弟，问巴金她该怎么办？巴金虽说很喜欢这个女孩，可是他们的年龄相差14岁，觉得应该给予萧珊更多的选择机会，就说：“你的终身大事，还得你自己决定。”这句违心的话，使得萧珊很伤心，她没有料到巴金竟然会这样回答她。巴金的邻居见萧珊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巴金家，就去问巴金怎么不就此成全了自己的婚事？巴金说：“我的意思是让她考虑，要是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有意见的。”巴金的表白，很快就传到萧珊的耳朵里，两个人的心意相同，往来更为频繁，感情进一步升华。萧珊经常到巴金住所帮助巴金处理家务事。
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与靳以到广州筹办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同年萧珊高中毕业后，也来到广州，协助巴金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巴金与萧珊撤退到桂林。第二年，巴金送萧珊进入西南“联大”读书，自己回到上海继续写他的小说《秋》。当时，巴金老家人口多，负担重，原来是他的三哥和他一起承担家里的生活费用。如今在战乱时期，只得依靠巴金提供生活费用，因此巴金拼命写书、译书和编书，大部分的收入都寄到四川老家，结婚的费用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跟萧珊商量，要她再等一两年结婚。到1944年，巴金已经40岁了，萧珊也27岁了，不能再拖了，他们就在5月8日来到贵阳花溪租了间房，举行了婚礼。
“*”期间，巴金被关进“牛棚”，萧珊也被揪到上海文联，参加陪斗。她为了保护巴金，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的抽打。平时还要在人们歧视的眼光下扫大街。最终她不堪忍受折磨病倒了，患上直肠癌，于1972年8月病逝。她的死，犹如晴天霹雳，给巴金很大的打击和刺激。巴金将萧珊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为了怀念爱妻萧珊，他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散文，深情地回顾了他与萧珊的交往和对萧珊的无限怀念。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1）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于对西洋文学的热爱，他在1930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系二年级。曹禺一进清华，学生们就纷纷传说从南开来了个会演剧的万家宝。这一年的冬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剧社，为迎接新年请曹禺导演《娜拉》。曹禺还在剧中饰演了娜拉。他的精彩表演引起轰动，很快就成为清华的知名人士，接着学生们又将他列入学生名流的“龙虎狗三杰”。即，钱钟书为“龙”，曹禺为“虎”，颜毓蘅为“狗”。
1932年曹禺执导了高尔斯华绥的《罪》。剧中有三个人物，曹禺的好友孙毓堂和曹禺分别饰演两个男角，还有个女主角汪达，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大家建议请个女生扮演。于是找到法律系一年级女生郑秀，她在贝满中学读书时就演过戏。这出戏演了七八场，都十分成功。而曹禺和郑秀也藉此由陌生而进入浪漫的恋爱之旅。
郑秀祖籍福建，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时任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她从小就跟随姨母来到北平读书。她性格活跃，面容姣美，身材苗条，穿着时髦，在学校里是一枝独秀，曹禺从见到郑秀的第一面，就对她情有独钟了。演出结束后，曹禺经常到女生宿舍门外等郑秀，约她去玩。郑秀通过与曹禺一起演戏，对他也有好感，但觉得自己刚进入大学，谈恋爱未免太早了，担心同学们说闲话。可是，在193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曹禺大胆地向她表白了爱情，海誓山盟的表白，触动了这位少女的心，接受了曹禺的爱！
1934年暑假曹禺毕业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这里他创作了《日出》。1936年南京成立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曹禺应聘到南京。郑秀中断了学业随从曹禺到了南京，并于1936年11月举行了订婚仪式。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汉都从外地匆匆赶来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第二年，由于抗战爆发，南京戏校迁移到长沙，他们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姻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在婚后两年就遭遇了暗礁。当时，南京戏校迁移到四川江安县，生活条件很艰苦，小城物资匮乏，生活单调，使得郑秀很苦恼。而曹禺又忙于事业，没有更多的时间呵护、关爱妻子。他们的感情逐渐有降温的趋势。恰在此时，戏校的一个叫邓宛生的女生，带着她姐姐邓泽生（后更名方瑞）来拜会曹禺。邓泽生此来的目的，一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二是想请这位英文科班毕业的曹禺给补习一下英文。这样，邓泽生就经常到曹家来。有时补习完英文，她回去时，总是恋恋不舍的样子。曹禺送她出门，也故意绕到城外再回来，边走边谈，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后来郑秀感觉到他们关系异样，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为此，夫妻吵了几次架，他们此时才感觉到彼此的性格、脾气和情趣的差异太大了，婚姻难以为继，开始触礁了！
1946年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第二年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郑秀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她父亲家。1948年冬天，郑秀的父亲一家准备飞往台湾，其父要郑秀和孩子同行，郑秀也想让曹禺一起走，可是曹禺没有践约，因此郑秀和两个孩子也留了下来。但是他们的破镜已不能重圆，于1950年的春天，曹禺与郑秀正式离婚。
郑秀和曹禺还是有感情的。“*”初期，曹禺被审查，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很同情曹禺，但又无力相助，便在每天早晨站在史家胡同，看着曹禺扫大街。他们虽然不能说上一句话，可是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册”的曹禺感到温馨。1989年郑秀病故时，曹禺正在住院，让女儿送上一个花篮，表达了对郑秀的怀念。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2）
幽丽闺秀动心怀——曹禺与方瑞
正当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因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而触礁时，一个23岁的姑娘方瑞闯入了他的心怀。
方瑞本名邓泽生，安徽怀宁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因其母是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又取名方瑞。她自幼在家自学，没有读过大学，但文化素养很高，书法和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40年3月，她撤退到大后方，去四川江安县投奔在国立南京戏校读书的妹妹邓宛生和表哥方琯德。她住在妹妹的宿舍里，与曹禺的住处，正好对门。她早就读过曹禺的剧本，对他很是景仰。尤其是听说曹禺是清华英文系毕业的，就想请曹禺指导指导她学习英文。这样，邓宛生和方琯德就带她拜会了曹禺。
曹禺在与方瑞的交往中，他不只是被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