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识了刚从法国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宗岱。在交往中，他们感到彼此志趣相投，特别是梁宗岱的渊博知识，翻译作品时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使沉樱十分仰慕；而梁宗岱也很欣赏沉樱的创作才华，在交往中日久生情，恋恋不舍。1934年梁宗岱离婚后，遂与沉樱东渡扶桑，同居于叶山。第二年回国，梁宗岱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沉樱与梁宗岱正式结婚。婚后，沉樱闲居家中，偶有所作，于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梁宗岱与沉樱，本来是很匹配的一对，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有着志趣相通的文艺天地，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语言，这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可是，自从1939年梁宗岱夫妇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北碚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沉樱追求创作的欲望出现矛盾，夫妻二人经常发生口角，感情出现裂痕。
1944年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时，偶尔看了一场粤剧《午夜盗香妃》，对主演甘少苏非常欣赏，托人搭桥，互相认识了。他们二人一见钟情，不久同居。沉樱得知这个消息，愤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重庆。当时，赵清阁劝她冷静处理这件事，沉樱却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她离开梁宗岱的同年，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沉樱依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终于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
沉樱和梁宗岱并没有履行离婚手续，在名义上仍是夫妻。沉樱的大女儿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并没有化解不开的心结，彼此欣赏，相互关爱，应该说是一对不错的夫妻。但是，他们的个性都太强，脾气都很倔犟，互不相让，这就难免造成感情的裂痕。在他们分居后，彼此惦念之情并没有熄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恢复了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这种“怨偶”的关系，正好是这对“又爱又恨”的夫妻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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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感情归宿”：胡风与梅志
胡风的夫人梅志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她就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等儿童文学作品。她本名屠玘华，“梅志”是她在20岁发表处女作时取的笔名。
梅志与胡风的相识与相恋，始于1933年6月。当时，胡风因在日本组织留学生的抗日团体而被驱除回上海，住在左联作家韩起的家里。胡风回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梅志是经韩起介绍加入左联的，她被划分的活动小组不甚方便，就想要求调动一下。梅志找到楼适夷，他们一起到韩起家向胡风申请此事。胡风与梅志见面后，彼此的印象都很好。胡风见梅志衣着朴素，清纯秀美，温文尔雅，很有好感。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他久久寻觅的好姑娘。当楼适夷向胡风提出梅志的要求后，胡风当即答应予以调整。
几天以后，胡风约梅志在上海巴黎大戏院门口的冷饮店会面。他们在饮橘子刨冰时，胡风告诉她，活动小组已得到调整，将梅志安排在他主管的法南区。此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机会接触，在接近年底时，胡风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就当面向梅志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我感到只有你才是我的感情归宿，我实在是离不开你了。”对于胡风的感情，梅志早有预感，她的内心里也有斗争，当时胡风已经31岁，而自己还不满20岁，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合适么？不过，随着左联工作的深入开展，他们接触机会的增多，胡风的人品、才智，以及成熟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梅志的芳心。这对被人们称作郎才女貌的作家，在1933年12月24日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无怨无悔地走过了51年坎坷的生命历程。
甘愿为爱作出牺牲：朱自清与陈竹隐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与陈竹隐的婚恋，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趣闻，完全是朋友们撺掇成的。对他们来说，1931年是个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的初春，朱自清应聘到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是这一年他结识了后来与他相伴三十三年的陈竹隐。
陈竹隐是四川人，四川女师毕业后，就与好友廖书筠等同学闯北京。她们找不到工作，就一边做家教，一边学习戏曲。她的老师叫溥桐，字西园，是清室贵胄，精通戏曲，经常到清华大学讲授戏曲选修课。与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叶公超等教授相熟。有一次溥西园与叶公超闲聊时，提及他有个女弟子已经28岁了，还待字闺中，请叶公超代为留意。叶公超当即就想到了他的好友朱自清，于是就由溥西园做东，安排一次聚会。事先溥西园向陈竹隐大体透露了请客的目的，让她留意些朱自清。这是春暖花开的四月的一天，溥西园在西单大陆春饭庄请客，带了他的两个女弟子出席。出席宴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叶公超、朱自清等人。陈竹隐对朱自清的印象很不错，这不仅是因为朱自清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分头，老成大方，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还因为她早就读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产生了以心相许的念头。
可是，与她同去的廖书筠却很瞧不起朱自清。她奚落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廖书筠的话并没有让陈竹隐灰心，内心里还是愿意与朱自清交往。朱自清对陈竹隐还是很满意的，经常进城去看望她，也时常邀请她来清华玩。日久天长，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投契。陈竹隐虽说仰慕朱自清，可是当她想到自己才二十多岁，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真有些害怕。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感觉到与朱自清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她想：既然爱慕朱自清的才华，爱朱自清这个人，就应该为他分忧，为他做些牺牲，而且六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也是可怜的，为了朱自清也应该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两个月后，陈竹隐就同朱自清订了婚。
闪电婚姻不久长：郁达夫与王映霞
著名作家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恋，发生在1927年。当时创造社的出版部很不景气，大家希望郁达夫到上海主持出版部的工作。不料他却在这里置结发妻子于不顾，陷入了情网。
那是1927年1月的一天，他到尚贤坊去看望老朋友孙百刚。在孙百刚家里除了他的夫人外，还有一位风姿绰约，雍容华贵的姑娘。经孙百刚介绍，郁达夫才知道她是杭州的闻达人士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王映霞小姐。她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曾与孙百刚在温州的中学一起任教。郁达夫见到王映霞这个小老乡，就觉得很亲切，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似的。王映霞得知郁达夫就是小说《沉沦》的作者，更是对他满怀好奇与仰慕。
这一天，郁达夫本来是来看望孙百刚的，但一见到王映霞，便把孙百刚夫妇抛到一边，和她天南地北地侃起来。他们无所不谈，话匣子收都收不住。到中午时，郁达夫坚持请孙百刚他们三人吃饭。他要了辆汽车，一行人一起来到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共进午餐。席间郁达夫频频向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举杯相邀，他自己更是开怀畅饮。饭后郁达夫还请他们看了部美国影片。傍晚临别时，郁达夫用日语对孙百刚说：“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只希望出现一片绿洲。你看绿洲能出现吗？”孙百刚一听就猜测出他是看上王映霞了。果不其然，日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单独约会越来越频繁。孙百刚特地赶往郁达夫的住所，耐心地劝导他不要头脑发热，要想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也要顾全王映霞的前途和幸福。孙百刚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动郁达夫。他与王映霞的交往反倒越来密切。终于在他们相识五个月后，在杭州的聚丰园酒楼举行了订婚仪式。
在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之后，王映霞提出郁达夫必须与元配夫人孙荃离婚，为此一再拖延婚期。不料郁达夫却将他与王映霞交往的日记，以《日记九种》公开出版，弄得的王映霞又气又尴尬，无奈于1928年春天在日本与郁达夫举行了婚礼。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没有得到几年幸福，就亮起了红灯。经历了夫妻冷战，文字攻讦，当面争辩，折腾了好几年，终于在1940年5月31日协议离婚，各奔前程。
她给了他诗的灵感：郭沫若与安娜
与安娜的相爱，是郭沫若人生的转折点。他们相处的二十年间，是郭沫若取得文学、史学和考古学成就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安娜的爱，就没有跨时代的《女神》的诞生，也没有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显赫成就。
1916年8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到东京圣路加医院，为一位病逝的朋友料理后事时，认识了护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对佐藤富子很有好感，他感到自己的心灯被她拨亮，原来千百度寻找的真爱却在这里。于是他开始用书信编织情网，彼此往来书信十分频繁，每周要有三四封信。郭沫若还为佐藤富子娶了个“安娜”的名字。他将安娜比喻为圣母、女神。《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为安娜而作的。纯真的安娜也陶醉于郭沫若横溢的才华，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安娜因为她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还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从1924年开始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子女，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漂泊不定，时聚时散，直到1928年他们又回到日本。此后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监视，无法从事文学创作，只得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安娜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毫不嫌弃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通缉犯。她努力为郭沫若创造的平和环境，也让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还在沉睡中的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客轮。日本当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还逮捕了安娜，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当年，安娜两次给郭沫若写信，通报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后，双方就中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子女来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大连，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后来加入中国籍，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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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与友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只身回到上海后，马上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来。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创办《救亡日报》，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就在这项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健。
郭沫若与黎明健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仔细一问，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时过从甚密的朋友。这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尤其当郭沫若从于立群手中接过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诗稿交给他时，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不已。此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而于立群对这位姐姐的挚友，更是敬重与爱戴。
上海失陷后，于立群想到延安读书，郭沫若劝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到延安。于是于立群就与林林、郁风等人结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从上海到了香港。为了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