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对围绕自己的一系列谜团的困惑不解，由此竟有所顿悟。
先结合本篇博文的标题做阐释。郑州市经五路和纬四路交叉口，是本人一个时期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说起来可能有读者不相信，几乎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有特别的“路人”在表演西洋景。现在清楚地记得，应该是在去年“七五”事件发生前一段时间，这一路口突然出现了几个新疆人在叫卖，甚至站在路中央游荡。如同在许多特别场合一样，那几个人在我走斑马线时还显然是有意挤在我身边制造与我在一起的场景。我还想起在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公司在郑东新区金水西路的鑫地大厦办公室时，有一天的下午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说是一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谁的人的介绍来求职的，并特别强调自己的在新疆的工作经历，我拒绝并打发走此人。我写出以上是想说，每每国内国外有异常特别的事件发生，在我的身边或身上就会有一场特别的事情出现。实际上自我从美国回国后一直是被特别“关照”的，我不明白的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对“七五”事件竟没有从这个交叉路口得到一点儿线索？
这里所说的一点儿也不玄乎。我不能说自己在美国的近五年没有过失，但绝对没有投靠，那些人也正是因为没有得到我而死命要毁掉我，离间计算是小儿科，回国近十年了，那些人搞了多少阴谋诡计已是数不胜数。必须指出的是，原来我还以为仅仅是一些黑道帮派之类的小玩闹，现在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根子上是职业特工在幕后甚至前台猖狂活动，施展种种阴谋，玩弄样样诡计。过去我一直认为是在美国结下梁子的法论功残余分子在挑衅，现在看来他们是联姻并联手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能否定并无视的复杂的政治背景。
说来无处话凄凉，回国近十年来，我一直为生计艰难打拚，每日为五斗米奔波，除了偶尔写上一篇博客短文做一些无力的表白之外，无暇也无心顾及其他，况且还要面对盯梢、偷窥、刁难等等非常人所遇，以及一些低级下作的挑衅。有意思的是，有人的胡乱忙活反而暴露了自己，这是不是弄巧成拙？我还真开始相信无为而治。
曾有北京新闻界老友规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也。对个人来说，生计与生存远比“七五”事件重要一些。写本文要说的是，有人而且还是过去的友人，这一回可能把玩笑开大了，游戏也玩大发了，如果是仅仅想纠缠历史旧账的话，也犯不着跟法论功残余分子甚至恐怖组织搅合在一起，就不怕危机自己的政治生命么？要知道那些境外的遥控着还要靠你们施展诡计呢！国内那些马前卒、小喽啰还要靠你们当保护伞呢！
庸人自扰。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本人从来光明磊落，为人厚道，从不耍小聪明，从不搞小动作，从不玩小把戏，倒是有人做则心虚并贼喊捉贼，无端怀疑，无事生非，伤害本人且牵累无辜，也把自己弄得整日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何其毒也又何苦何必呢？现在恐怕想收场也难了，游戏已经开始并玩大发了，有关部门和机关不容你不跟着玩下去。至于本人还是无为而治，并在无奈、无助之余艰难地打发所有的日子，并无望地期盼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知识分子应该反省和深思
方舟子遭报复伤害一案告破，犯罪嫌疑人肖传国归案，网络上热议纷纷，众多网民为中国学界竟发生此等卑劣至极的事情感到惊诧，官媒表态予以抨击。笔者亦是十分关注，但看了那一系列报道评说之后，最终的感受是心痛神伤，尤其是查看了一些网民的留言之后，更禁不住沮丧甚或懊恼。
在很多时候，人们看到或听到在那里大事小事喋喋不休的就是我们这些能写会说的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而说给别人听的大多是没完没了的大道理，或是相互间指责甚至叫骂的笔墨官司，而且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总是自己如何如何正确，别人怎样怎样谬误，有谁见过有谁自省自责？
我们是不是说别人太多而自我反省太少？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完美无缺么？我们怎么可能一贯正确？我们真的就没有阴暗心理需要曝光么？在我们感叹世风日下愤世嫉俗时自己又是如何作为呢？我们仅仅用犀利的笔锋去剖析和鞭笞就足够了么？
方舟子&；#8226；肖传国一案值得继续关注，但我们每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否应该借此做一次自省和反思？能否试着自己指责一次自己？假设我们成为方舟子会如何？假设我们成为肖传国会怎样？
我本人在自省。我本人在反思、我觉得我应该自省。我觉得我应该反思。如果说方舟子&；#8226；肖传国一案已经让知识分子颜面尽失斯文扫地的话，我们这些被人叫做知识分子的人还需要在那里装腔作势吗？还要在那里能言善辩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论短长吗？
时值中秋，不少人改古诗自娱娱人，笔者也凑热闹试一试：窗前明月光，照亮谁心房？举目应回望，低头自思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图书编辑五项基本原则
何谓原则？词典解释：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笔者的理解是：生活不是真空，人是社会人，说话做事应该负起社会和道义责任。做图书编辑就应该如此。
第一，必须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国家与民族尊严和利益至上——无论国家制度如何无不如此。西方国家更重视意识形态。在中国从事图书出版，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必须对大是大非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坚持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唯有如此才无愧做一个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职业出版人。
第二，必须把出版作为自己的最爱。职业与事业，咫尺之遥。按部就班，忠于职守，应该肯定，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自己所挚爱的职业融入恢弘而壮丽的社会高尚事业，则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会迸发出更充沛的激情和创造活力，进而为自己所热爱的出版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个执著并有成就的图书编辑，必然是一个有事业心和使命感的人。
第三，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职业素质。图书编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甘于并善于如此就是一种高尚而健全的人格的体现，同时也是良好职业素质的基础。乐于为他人做嫁衣，就要把嫁衣做到最好，这就需要高超的职业技能，需要对编辑业务的刻苦钻研和领悟，需要对多种边缘科学的融会贯通，需要善于独立思考并敢于特立独行的思辨力、超前意识和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前二者才有实际意义。
第四，必须具有经营意识和对图书市场行情的及时准确把握。图书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想在出版这座金山富矿淘一粒金分一杯羹越来越难，图书编辑再也不能仅仅安于字里行间的点撇竖捺，句式语法，必须一边紧盯电脑屏幕，一边关注市场风云变幻。事实上，真正的好书，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书，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书。因此，一个称职的图书编辑，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案头高手，还应该是一个具有风险意识，善于利用各种媒介挖掘各类信息并立于图书市场潮头永不言败的强者，一个精于投入与产出比值算计的出版商。
第五，必须坚守职业道德的信念和不媚俗轻狂的底线。如今出版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下，许多出版业者迷失了方向，抛弃了原则，丧失了人格，低级庸俗读物充斥，盗版盗印堂而皇之，诸如此类，罄竹难书！这种时候，出版人的良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时候，高尚与卑劣就显得格外鲜明。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出版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图书编辑的价值取向
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社正在通过试点探索开始陆续转制，较之旧体制，图书编辑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编辑活动也越来越繁杂和富于挑战性，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取向的选择。
编辑接到、约到或直接策划的一部书稿，首先需要也必须对其价值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必须做出价值选择：书稿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如何？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直接涉及到编辑的价值取向。
在目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出版体制改革日趋强化的氛围中，单纯而片面地侧重文化价值或商业价值都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眼下普遍存在的商业价值趋同而造成的粗放式经营带来的问题不仅抹杀了编辑活动的个性化，并使得图书市场产品选题雷同，重复出版严重，出版社缺乏特色，效益受到直接影响。
当然，图书市场的现实必须勇于面对：大众读物需求旺盛，出版单位追求效益最大化，高文化含量图书产品曲高和寡。由此，许多图书编辑不得不更多地追求商业价值，或文化价值的追求更多的是服务于商业价值的追求。结果造成市场原创精品图书匮乏，高品位读者对文化精神产品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同样，过于偏颇侧重文化价值取向也为市场所不容。如果仅仅满足于或自我陶醉于出版选题的文化价值，而缺乏对图书市场的认真调研，没有做好对图书产品的包装宣传等市场价值的挖掘，对选题的甄选、内容加工以及装帧设计的忽视等，其图书产品必然遭受冷遇，长此以往，难免影响其自身发展乃至危及生存。
如何看待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并妥善处理二者关系？笔者综合业界同行的多种看法归结为以下几点：1。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趋势影响着编辑价值取向的选择；2。视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为相互依存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维系并相互促进；3。重视文化价值取向，更不忽略商业价值取向，以二者的相互有机配合和相辅相成来造就文化精品；4。不能随波逐流，一味屈从商业价值取向而放弃对文化价值取向的坚持，同时也不能过分坚持文化价值取向而轻易置商业价值取向于不顾；5。价值取向的选择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自身的修养，换句话说，一切有赖于编辑个人的职业素质、品格操守和真才实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图书编辑的案头必备书
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本放在显要位置的常备书，一本是《图书出版管理手册》，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前一本不常用，每每紧要处查询，后一本则时不时翻阅，为了一个字或一个词。我中学时的老师说过，词典是最亲近的老师。
《图书出版管理手册》是2001年版的，由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手册的内容丰富、权威，并且实用，相关出版行政法规、规章，各类图书出版规定，出版行政管理，出版经济政策，版权保护，国家标准等，对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即便是一个普通编辑也应该对其有所了解，对一些重要的政策或规定条款还应该熟知。当然，这样一本包罗图书出版万象的一千多个页码的书不必要通读，但挑选重要的章节看上一遍绝不多余。我每每有闲会顺手翻翻，遇到牵涉政策条款的问题更是“急用先学”，还真能“立竿见影”。
《现代汉语词典》应该是编书人须臾不可分的“亲密伴侣”。用词典很讲究版本，商务印书馆的辞书自然是首选，同时还要讲究版次、印次，因为语言学也在不断发展，一些新的语言现象和一些字词用法的新阐释等，都需要及时了解。因此，对图书编辑而言，案头必备“现汉”，而且应该是最新版的。再就是要重复强调的是，必备书就是常用书，遇到不认识、不明词义或发音不准的字词，就要进行认真查证，每一个字或每一个词都不要放过。习惯成自然，好习惯成就大学问。
也许是常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缘故，我对各类工具书有一种特别情愫，除了常用或不常用的辞书外，其他一些与编务有关的工具书也不时买来充实我的书柜，如《写作学词典》、《新闻学大辞典》、《中华成语词典》、《中国近代史词典》、《科学学辞典》、《近义词应用词典》、《常用法律知识手册》、《常用词用法例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国历代诗歌类编》、《唐诗鉴赏辞典》、《现代国际关系史辞典》、《新知识词典》等。我有点儿得意的是大部头的辞书也有那么几套，包括《辞海》、《辞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
然而，书到用时恨少。案头和书柜摆放再多的书都不为多，重要的是个人读了多少书，读懂了多少书，尤其是工具书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