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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法斯宾德几乎创造和奠定了“新德国电影”运动的所有风格、样式、语言。他从来没有获得过诸如奥斯卡或戛纳等电影大奖，然而他的《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莉莉·玛莲》以及其它40余部电影作品却赢得了最广大的观众群，奠定了他和德国战后电影的世界地位。
黑格尔、费尔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席勒；施隆多夫、法斯宾德……德国人以自己的终极追寻和超越的精神体验构筑着人类对话的巅峰。
1976年，西班牙一代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Luie Bunueli）执导了《欲望的隐晦目的》，以独具魅力的视觉语言与世界展开人性的对话。
我们说过，西班牙是电影大国。主要理由是，在电影发展的所有重要阶段西班牙都诞生过世界级的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而其中尤其不能超越的高峰是路易斯·布努埃尔。
电影于1896年传入西班牙，几乎与世界电影的诞生同步。
现代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1910年…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卡兰达。在马德里大学读书时与加西亚·洛加、拉斐尔·阿尔贝蒂和萨尔瓦多·达利等西班牙大艺术家同学。这种经历奠定了他日后电影创作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布努埃尔的创作生命几乎与现代电影的历史一样长久。他的所有作品——纪录片和故事片都是电影史的杰作，集中发挥了他的幻想、冷嘲和辛辣的社会讽刺才能，在风格与实际内容上都着重表明了摆脱僵死的社会和宗教束缚的必要性，具有天才的光焰。
布努埃尔的作品一般具有关心幻想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夸张的表演；运用象征和离奇古怪的比喻表现人的幻想世界；夸张的视觉对比和摄影机的运动与剪辑象征性地传达电影家的思想，迫使观众自己去寻找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以及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讽刺、以冷嘲的方式为主等特征。
选入本编的《欲望的隐晦目的》具有上述全部特征。
影片呈现了三种视点：主人公马德奥的、观众的、电影家布努埃尔的。第一个视点是电影家营造的，第二个视点是电影家以缜密、严谨、瑰丽、经典的话语“强迫”我们自觉感悟的，俯视着前两个视点的是大师的视点。
布努埃尔让我们在真切地历经一个情欲的梦幻时依稀感觉到人类欲望的隐秘和复杂，感觉到被隐晦欲望驱使下的人的虚伪和贪婪，以及真实和人性的不可捉摸。他的创作体现为对西班牙民族传统的自觉传承以及人类在超现实层面体现出的对话精神。任何真正的艺术精品都是人类对话的结晶——过去和未来、现实和超现实、人和心灵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时代的又是永恒的。
1974年，意大利女导演莉莉亚娜·卡瓦尼（Liliana C###ani）创作了曾经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大胆的电影《夜间守门人》。主题是战争和人性。
莉莉亚娜·卡瓦尼曾就读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系，原想从事考古学，1960年却考入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她的早期纪录片多为政治历史题材，其后的故事片创作也都带有政治色彩，她被认为是当时意大利知名的政治电影导演之一。莉莉亚娜·卡瓦尼喜欢从人性的角度解释历史和人物的行为动机，她常常把政治、暴力和性联在一起剖析和表现人性恶的一面。显然，莉莉亚娜·卡瓦尼并没有改行，考古为了穷究人性的演变；拍电影其实是她穷究人性的延伸与继续，是在借用镜语诉说她对人性穷究的体验。
由于上述原因，莉莉亚娜·卡瓦尼当然会对某些已有定论和容易触犯众怒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独到的解释，她的某些作品常常引起广泛的争议，她本人也成为一位有争议的电影家。当年，《夜间守门人》的公映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教会谴责、遭禁映，观众排队争相观看。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影片到底是一部深刻的反法西斯作品，还是一部泛人性的，客观上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美化###待，从而违背了历史原则，更违背了人性原则的作品。
其实《夜间守门人》既不是深刻的反法西斯作品也不是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美化###待的作品。它只是莉莉亚娜·卡瓦尼作为一位曾经的历史学家对战争和人性关系的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和诉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电影一种新的表现自由的方法。
面对着这桩将近30年前的电影史公案，今人也许会更宽容、更超然一点了。经过30余年的历史沉淀，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电影家的某些观点或者说态度没错。而当年所以产生那么激烈的争议主要还是由于每个人站在不同视点的结果——人们一时还没有找到对话的契合点。例如战争，对一位政治家而言他首先要申明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对心理学家而言战争就是人类的一种集体自毁行为，它摧毁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政治集团，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部分人。战争是人类破坏本能在特定社会契机下的总爆发，“是潜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虐待狂和受虐狂综合症的引爆管”。这不是理论问题，这是已经被人类各民族的许多政治灾难所验证的事实。
其次，战争对人类的危害不仅仅是一时的，肉体的，显性的；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心理的摧残不会随着“解放”而自然消逝，心灵的创伤会殃及几代人，甚至可能是人类永远不可愈合的创伤。《夜间守门人》的两个主人公——漏网的法西斯集中营军医马克斯和集中营的受害者露齐娅的个人命运其实是战争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停战有时间下限，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心灵创伤却不会随着一纸停战令而终结。
30年后看《夜间守门人》我们的对话可能凝结为一个疑问：假如有一天与诱发历史疯狂相近的社会、历史因素重新出现，人类还会重现那种无人性的集体疯狂吗？人类能否有效防止这种集体疯狂的再次发生？能否杜绝《夜间守门人》的故事再度重演？
同是战争题材，捷克共和国摄制于2000年，由扬·赫莱比约克（Jan Hrebejk）导演的《终止分裂》在战争和人性关系的揭示上远比《夜间守门人》深刻而又尖锐，却获得世界性声誉。26年蓦然回首，世界电影和人类本身都变得大气了，这种大气是几代电影家坚持对话的结果。
捷克民族有着千年文明史。由于地处欧洲中心，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千余年来他们在不断地向人类贡献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饱受战争的困扰。这形成了捷克民族的独特民族性格——极其热爱艺术，极其热爱生命，与世无争，幽默坚韧。
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国度，风声和鸟鸣是他们的音乐；鲜花和芳草是他们的地毯；澄碧的流水记录着他们的生命律动；悠远的钟声倾诉着他们的心声……
如果你曾经亲眼见过捷克大地的绿野，你会觉得侵略这样一个美丽而又热爱生命的民族是一种罪过。但是，捷克民族在历史上的确屡遭侵略。《终止分裂》的故事就以其中的一次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对捷克的入侵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热爱生命、极富人情味的幽默故事。
《终止分裂》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影片并没有常规战争片的硝烟弥漫、炮火纷飞，战争在这里仅仅是背景，是表现即使无人性的战争和仇恨也无法消弭或阻隔的人类之爱，表现必将超越一切的永恒人性的背景。主人公乔斯夫夫妇对犹太逃犯大卫的拯救其实是他们的人性的自我拯救，而小镇居民最终对他人的宽恕更是人类的自我拯救。
扬·赫莱比约克把人性的真实含义赋予影片，以一种嘲讽、幽默的心态面对一场人类劫难，实际上向观众提出一种对人类尊严的省思。无论扬·赫莱比约克、扬·斯维拉克，还是莉莉亚娜·卡瓦尼，外国电影家早已经透过主义、政治、阶级的二元对立层面，而更细腻、更诗意地表现特殊社会形态下人的情感、人的本质，由对战争本身的关注跃升为对人性的关注。这是20世纪的人类在连续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后对人性和战争的反思。这种思索是一种根本性的跃进——由对战争的谴责跃进到人性的呼唤。这样的对话只能产生于和战争有了一段时间距离之后。从《好兵帅克》到《夜间守门人》，从《夜间守门人》到《柯利亚》，从《柯利亚》到《终止分裂》，欧洲电影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将超越政治的人道主义、超越时空的人类挚爱的对话推向了极致。
欧洲电影家同时也以自己的创作穷尽着电影、人性和人类情感的种种可能。
法、英两国联合摄制于1979年的《苔丝》，由波兰电影家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执导。这也是迄今为止这位世界级导演最美、最具田园风格的影片，是他对电影本体和人的本体做出的最杰出发现。影片改编于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同名小说。此前，小说曾被改编成无声电影。
本次改编适逢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夏蓉在美国被残杀（1969年），他本人因为诱奸一个13岁的女孩而入狱42天（1977年），获假释，出逃法国之后。
此前的好莱坞阶段，罗曼·波兰斯基作为当代最出色的电影家之一，既获得了电影创作的殊荣，也经历了个人生活的极端悲剧。由一个不想成为坟墓里最富有的享乐主义者，蜕变为一个相信人早晚要为自己曾经得到的幸福付出代价的宿命主义者，以及认为人类存在是一种荒谬状态的怀疑主义者。
就在他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际，几个法国朋友，其中包括那位曾以《泉水玛侬》的导演、《熊》和《情人》的制片人而蜚声世界的克洛德·贝里找上门来，邀请他执导影片《苔丝》。这对罗曼·波兰斯基当然是雪中送炭，是绝处逢生。于是，一次常规电影创作就成了对罗曼·波兰斯基的生命以及电影创作都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特殊文化行为。
当年，正是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夏蓉在伦敦留给他的这本小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他潦倒于洛杉矶时曾经送给另一个情人——德国女演员金斯基阅读。他当时认为，有朝一日小说改编为电影，金斯基将是最理想的女主角——将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动机和结果竟然和两个漂亮女人息息相关，罗曼·波兰斯基的一生和创作正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造化弄人。
托马斯·哈代的同名小说描写在一个人类行为由阶级差别和社会偏见所左右的世界上，单纯和无知如何受到出卖，同时探讨了其发生的因果关系。作品试图说明苔丝一生的悲惨命运都来自于一些偶然因素，这体现出哈代作品的悲观主义和人类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宿命观。显然影片《苔丝》的创作十分契合罗曼·波兰斯基当时的心态，也成为与他此前一贯的黑色幽默、沉迷于人类异常关系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距离最远的，最优秀的全新作品。
《苔丝》创造了电影本体和美的极致。假如有人只允许我们选出一部迄今为止法国电影史最有田园风味、最有诗意的影片，那只能是罗曼·波兰斯基的《苔丝》。影片连获恺撒、戛纳、奥斯卡电影大奖。那也可能是人类电影史最富于诗意的一次对话。
《苔丝》的成功说明，在人类对话领域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波兰民族曾经诞生过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居里夫人；还诞生过伟大的音乐家肖邦、鲁宾斯坦；也诞生过伟大的电影家罗曼·波兰斯基、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slowski）……
罗曼·波兰斯基、基斯洛夫斯基都是波兰人，却分别与法国人合作实践着自己的电影之梦。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本身就是人类对话精神的呈现。
而法国新一代电影家里奥斯·卡拉克斯（Leos Carax）以及弗朗索瓦·奥桑（Francois Ozon）的电影创作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体现为与前辈电影大师的人文精神的链接。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现代人追问自身时那种寒彻肌骨的荒诞与绝望。这种人的追寻是当代电影的母题，是世界电影几代电影家对话精神的物质呈现。
20世纪电影在直面人类灵与肉的冲突，表现人类美好情怀时尤其坦然、纯粹、真诚，凸现着人类情感摄魂夺魄、感天动地的魅力。
说起当代电影，没有人不知道日本国的今村昌平，以及近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两部影片《鳗鱼》、《赤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