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普照下，到处人群云集。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学生，他们懒洋洋地斜倚在圆形露天剧场的台阶上。这座剧场是模仿罗马竞技场建造的，但没有做罗马竞技场那样罪恶的用场。戏剧和歌剧的演出是在蓓蒂宫外的背阴处。当年曾经为佛罗伦萨贵族高踞席位的台阶，今天蹲满了二十世纪的儿童。他们有的啜着冰淇淋，有的阅读书报，有的成群结伙在天南海北地闲聊。凯萨琳正观看着，忽然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原来有二十多个学生看到了另外一群伙伴。她忽然觉得意大利青年有一种欢快的气质，这在英美青年身上是没有的。这样的比较没什么意思，她尽量不做比较。但是意大利青年具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一种天生的雅兴，这绝非任何药物和神秘的宗教所能引起的。他们风华正茂，而这个世界又是阳光普照、美酒价廉的好地方啊。这时有一群中年的德国人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在距凯萨琳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导游向他们讲解挂在面前的阿罗瑞所画的“捧着霍罗芬斯人头的朱娣思”这幅画的历史。凯萨琳在大学里学过德语。她能听懂导游所讲的每件事，还注意到他那带有意大利口音的不确切之处。德语不是一种容易学的语言，不象意大利语。她学意大利语就象自己的语言一样，很容易就学会讲话了。在大学里她曾经主修文艺复兴文学，她父亲认为这是一门莫名其妙的科目。他看不出它在百货公司业务上能给她什么帮助，而百货公司却是他们家赖以赚钱的地方。他也看不出这个科目在为她谋求一门体面的合乎常情的好亲事方面能有什么帮助。她的父亲曾经担心女儿可能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她父亲在儿女们身上一直是运气不佳。他和他妻子都是普通的慈爱的父母、认真负责的公民，象他们这类家庭要是遭到什么一般的乱子，他们都有准备应付裕如。但他们无法理解在自己的儿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凯萨琳随着德国人后面向前走去。她有时听听他们讲话，有时在触动她想象力和引起她好奇心的东西面前停一下，一直到这群德国人走到另一个画廊。她发现自己独个儿站在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前面。往常，儿童画像对她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画往往坏在艺术家作画的意图是为了取悦于人，其效果总是乏味和不真实的。这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男孩，有真人一样的大小。苍白的脸，饱满的嘴唇，没有一丝笑容，一双大眼睛。他穿着一身十六世纪初期的装束，颜色深红，绣着金线，头戴饰有鸵鸟羽毛的天鹅绒的帽子，别着一支巨大的宝石别针。身旁佩有一把精致的宝剑，用一只手握着剑柄。脚下伏卧着一条猎犬。这幅画的基调是红色。做为人物背景衬托的也是一幅深红色的帷幕。
特殊使命（3）
她所看到过的最傲慢的面孔莫过于此了。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男孩竟然表现出如此冷酷无情和狂妄自大，是令人厌恶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有一块小说明牌，上面写道：
阿尔弗莱德，马拉斯皮加亲王，九岁，1512年，画家的名字是A？维他利？马拉斯皮加公爵。爱尔耐斯多1921年献给蓓蒂宫。
凯萨琳伫立在这幅画前，有个过路人擦肩而过，向她表示了歉意。马拉斯皮加。面对这个名字她感到震惊。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过是个名字，她从来没有想到它可能确实存在。甚至现在，当她孤身一人在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独处的时候，对这个名字她也没有赋予它以真情实感。马拉斯皮加这个名字是一个威胁。但在她自己的护照上，马拉斯皮加是她的中间名。也就是这个原因，当她在新英格兰举行过她兄弟葬仪后离开公墓的时候，象本？哈泼和福兰克？卡尔本特这样的人闯入了她的生活。
那是她记忆中最美好的春天里的一天，新英格兰的四月是迷人的月份，空气清新，万里无云。而且那一天清晨阳光似乎格外明媚，树叶和黄水仙花的色彩分外晶莹洁净。在电影里举行葬礼时往往赶上下雨，送葬者们打着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闪闪发光的雨伞，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坟场，雨象眼泪一样地落个不停。可是，她弟弟彼得？詹姆斯？马拉斯皮加？狄克斯特所遗留下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放在一个十八英寸高的金属骨灰盒里的骨灰，由牧师放进地下深约二英尺的洞穴中。
这使得凯萨琳想起了为一只心爱的狗所做的坟墓。当她弟弟在生病休养期间，有一次曾经深恶痛绝地谈及天主教的葬仪。
她曾经答应弟弟要求火葬的愿望，并且选择了新英格兰，因为至少这是彼得有过愉快记忆的地方。只有两个人参加了弟弟的葬仪，一个是最后完成他遗嘱手续的家庭律师，另外一个就是她自己。弟弟身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东西。凯萨琳聆听了葬仪的结束语，但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堪以告慰的言词。牧师走过来和她握手，嘴里咕哝着表示慰问。凯萨琳什么也没听进去，但还是对他表示谢意。在新挖开的地皮边上，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用春天的花朵扎就的花圈，上面有她写的挽词。
弟弟在世界上生活了最后七年以后，离开了尘世。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人感到关注和悲恸。他死的时候年方二十七岁。凯萨琳手里握着一块手帕，但感到欲哭无泪，就把手帕收了起来，缓缓地向公墓大门走去。
有两个人一直在观看葬礼。他们在入口处等着，当凯萨琳出来时，其中一个从栏杆边走了过来。
“狄克斯特小姐吗？”这个人脱下帽子，头顶开始有一点变秃，长着一双严肃的棕色眼睛。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却令人感到并不生疏。
“是的，”她说。
“我姓哈泼。本？哈泼。这位是福兰克？卡尔本特。我们向你表示慰问。”
“你们想要干什么？”她说。他们好象更加靠近了她。叫哈泼的那个人出示了身份证。她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很抱歉，”她说。“我把情况都向警察讲过了。没有更多可以奉告二位的了。”但他没有走开。他的声音很柔和，出她意料之外地彬彬有礼。
“我们很想和你谈谈，”他说。“很愿意请你一起喝杯咖啡或其他饮料。就占你一会儿时间。”
她看了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第二个人个子更高一些，也比较年轻，但他同样也有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和警惕的眼睛。干他们这一行的人是不能期望还有什么怜悯之情的。突然她感到非常乏力，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这类事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问问题，完全无济于事地回答问题。
“好吧，”她说。“街那头有一个路旁餐厅。咱们就在那儿见吧。”她坐上自己的车子先开走了。在餐厅里，他们选定了一个靠近窗口的桌子。她觉察到自己对着光，而他俩却背光坐着。这是一个舒适的小咖啡馆，杉木陈设，黄铜配件，铺着带方格子的台布。福兰克？卡尔本特要了咖啡。
“为了调查这个案件，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核对工作，”本？哈泼说。
“我不懂干嘛这样，”凯萨琳慢条斯理地说。“它和所有其他案件简直完全相同。其结果情形没什么两样。”
“这件案子特殊得很。”福兰克？卡尔本特说。这时她看见另外那位年岁较大的人用一只手扯了扯他的袖子，不让他说下去。
“你照顾了你弟弟七年，”哈泼说，“恐怕很少有人能坚持如此之久，你一定非常喜欢他吧。”
她看也不愿意看他们一眼。对于象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她弟弟只不过是另一种典型材料罢了。“真没想到事情会落得如此下场。我原来以为，在有人照顾他，予以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那你一定伤心得不得了，”福兰克？卡尔本特说，一面搅动着咖啡。本？哈泼打量着她。
“全都白搭，对不对？”他平静地说。“我们输了。我在麻醉品总署干了二十年。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人就这样死于非命。”
“他想办法治疗过，”凯萨琳说，“是的，他是想办法治过。但是毫无希望。诊所啦，精神病专家啦，任什么都试过了。他死后身无分文，在尘世间也没有一个朋友。”
“除了你。”本？哈泼说。“刚才我给你看身份证，狄克斯特小姐，我就看到了你的神情。你准以为又来了一个警察想了解从哪儿买到毒品的了。可是我们对情况一清二楚。我们甚至知道供给你弟弟毒品的那个毒品贩子是谁。但是我们对他不感兴趣，对千百个象他那样的低级毒品经销贩也不感兴趣。区区流氓骗子和那些为了使自己源源不断获得毒品而不得不推销毒品的瘾君子——他们都不是我们追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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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山河（1）
一
房屋虽小，却占地一百八十坪，庭园里树木茂盛。这座宅院离大街稍远，显得格外幽静。用扁柏木造的大门上，镶着古色古香的拉门，门上面覆盖着茂密的松枝，它的风格多么象一所隐居的住宅。从大门口到门楼二十来尺长的石子路两旁的花圃里栽着杜鹃花、满天星、八角金盘，散发着芳香。这里的一切都是纯粹日本式住宅的格式。按照一定格式建造起来的房屋里住着按照一定格式生活着的人。环境薰陶人，人适应着环境。民子在石子路上洒水。这是她每天傍晚的必修课。她光着脚穿着木屐，把和服的下摆塞在腰带上。腰带的颜色绯红，和她的年龄不甚相称，但这红颜色又是由她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在敞着门的门楼里边传来了电话铃声。她赶紧把水舀子扔进水桶里朝门楼里跑去。她等待电话，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是谁打来的电话，她不用问心里也很明白，这说明这一家是很少有人来电话的。
“喂！喂……”
“是我。”
“嗯……”
“没事儿吗？”
“没有。”
“唔，我五点钟左右去。”
“噢，等着您。”
多么简短的对话，至少证明对方不是生人。民子这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可以用“等待”两字全部概括起来。她日复一日只是一个劲儿等待胜平的到来。这与她深切地爱他却又是另一回事，因为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和手段。她毫无反抗地等待着他。她的男人总好象是在遥远的地方。对于住在远处的人，她束手无策。民子既不能主动去找他，也不能去叫他来。胜平只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或者有空的时候来看她一趟。只有这一时刻她才在人生中仿佛得到了短暂的解放。
她忍受着这样的生活，长年累月的忍耐使她成为一个不知反抗的、恬静的、毋宁说是畏首畏尾的胆怯的女人，自然她多少有点古派、拘谨。
座垫在太阳底下晒得松软软的，睡衣洗得干干净净，枕头套雪白。她作好一切准备，使得胜平来到时万事都很顺手。民子给鲜鱼行打了电话订好生鱼片；打开煤气烧好洗澡水，又到厨房里看一看酒够不够喝，再给二楼的火盆上升着火，给壁龛上的花盆换了水，又把小锅放在煤气灶上做汤，然后梳洗打扮，换好衣服，顺便连内衣都换了，她的一切动作都是为了等待男人的来临。二十多年来早已成为常套，没有丝毫变化。民子没有变化，胜平也没有变化。每当她精心安排这些家务时，她的感情已经成熟了，如今她理应没有新的冲动，但有时她也有点焦躁不安。
夕阳钻进了地平线，胜平进门来了。汽车开不到这里，他在大街上就下了车，把车子打发走，吩咐司机到七点半再来接他。胜平空着手，帽子、大衣、皮包什么也没拿着，就象出去散步刚回来的样子，他朝正在开花的杜鹃花扫了一眼，踏着洒过水的石子路，推开门楼上的镶着玻璃的格子门，在这幽静的房屋里，顺着走廊进来。他默默地脱掉了皮鞋，踏上楼板，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胜平年过六十。体重八十公斤。半白的头发还长得很密，全身没有一点病。他这强健的体魄培养着他倔强、任性的性格。他踏着擦得锃光发亮的用扁柏木造的楼梯走上二楼，站在回廊的转角处向外眺望黄昏时的街景。这一带是住宅区，四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和漆黑的屋顶连成一片，见不到广告塔和霓虹灯。
民子从衣箱里拿出夹袍给他换上，又从他手里接过西服上衣挂到衣架上，说道：
“洗澡水已经烧好了。”
胜平站着，一边解领带，一边问道：
“郁夫在家吗？”
“郁夫是谁啊？”
民子抬起头问道，家里哪有叫郁夫的人？一定是弄错了。她只觉得一阵气闷，说道：
“你说的是竹雄吧？你这人真奇怪！”
“对，对。是竹雄。他在家吗？”
“还没有放学哩！……你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记不住，多么冷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