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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４日，他在河北省、市文艺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又说，什么是群众的需要？一是生产，二是教育，三是通过文艺受教育，四是通过文艺得到休息和娱乐。群众主要是搞生产，这是个方针问题。对群众文化工作提那些过大的口号，就会走向歪路。给群众好诗、好画、好歌、好戏是文艺工作者的义务，群众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
要群众自己去写，这是他的自愿、现在有些夸大，群众写了一首好诗，叫他写10首，你可以鼓励他这一首好诗，他自己愿意的话还可以多写，但你不能规定他写多少首诗，你没有这个权利。现在把这种关系搞得不那么清楚，解释得有些狭隘。
20日，他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指出：“有些文化部门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要求，那是不好的。比如群众会写诗、绘画、唱歌、演戏，这很好，我们应该去辅导和帮助他们，但不能因此要求人人会写、会画、会唱、会演。……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这样过分要求的结果，势必使创作妨碍群众的正业，群众的正业是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我们不赞成群众放卫星，因为这样卫星满天飞，把卫星弄得庸俗化。苏联好不容易才放了几个卫星，那里来那么多的卫星？再说真是满天飞的话，也不成其为卫星了。所以，作为政策层层布置下去放卫星是不好的，这势必使文艺不是去配合生产而走向妨碍生产。”（《周扬文集》第3卷第8２、８４页）
在周扬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后，即3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叫每个人都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个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卫星，就没有卫星了。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到民歌运动的失误。４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等看完这个戏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在那里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戏剧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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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打电话让周扬去，在民歌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扬之间也许有过意见交流。周扬对人人写诗、放诗歌卫星的问题，敢于在毛泽东公开讲话之前半年多的时间中力挽狂澜，并且能够提到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在如何对待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可谓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在毛泽东于３月４日讲话之后，周扬去广州考察工作，讲到民歌运动问题，公开见之于3月27日《光明日报》的是以下这样一段话：“去年群众在文化革命上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群众创作的成绩是惊人的。我们要十分爱护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而不要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如机械规定任务，要求群众每人一定要写多少篇，要求人人能歌善舞，能写能画。我们要积极鼓励群众创作，但一切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都应当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比起上面讲到他内部的那些讲话来，抹去了不少棱角，平淡多了，但意思还是清楚的。 “普及愈广愈好，尖端愈高愈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的任务。在周扬看来，所谓普及，最基本的就要人人能读能写，不是人人能编、人人能唱、人人能舞。如果人民还没有提高到人人能读能写这种程度，他就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说，所谓普及工作，第一，就是要给群众读物；第二，就是群众有戏和电影看，有音乐听，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第三，才是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是学文化受教育，二是欣赏娱乐的需要，三才是创作的需要。文艺工作者给群众提供好戏、好书、好电影，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群众的权利。这是普及工作的主要方面，把群众创作作为普及的标准是不对的。周扬说，我们的普及和提高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就是基础和尖端的问题。文学的普及的基础要坚固，愈大愈好，愈广愈好；同时又要提高，要有尖端，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攀登高峰，尖端愈高愈好。
周扬一向认为，对于艺术作品，主要不是要求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要求质量高。怎样才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周扬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次要解决艺术内部的关系，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和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又不能把艺术服务、服从政治理解得太狭隘、太简单了。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春，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政治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也是很宽广的。他甚至这样说：“艺术为政治服务，主要是表现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帮助人们培养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感情，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可以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了。”（《周扬文集》第3卷第76页）要求艺术反映每一个政治运动，那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狭隘了。文学有很多种功能，人们的精神需要各不相同。“我们的文艺作品是产品，我们要了解‘市场’的需要，要根据群众的爱好，而不能强迫推销。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群众的精神需要了解得太狭隘，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精神需要也是因时而异，有时需要一点鼓动性的东西，有时又需要一点轻松愉快的东西。”他劳动累了，需要一些使人愉快的东西，看看轻松的戏，看看荷花舞。毛主席就不大喜欢看情节紧张的电影，他工作已经够紧张得了，再给他看紧张的东西，就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要了。“无视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得很狭隘，那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同上，第80页）
为了给创作开辟一条广阔的路，周扬首次提出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的概念。他说：“我们需要直接为当时当地服务的东西，也需要间接的和比较长远的东西，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当时，一个长远，但都是服务。”（同上，第78页）这一观点，为帮助人们摆脱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狭隘的和简单的理解，开阔了思路。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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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更几乎是逢会必讲。他说：“艺术应该有多样性，艺术不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就是采用相同形式的作家，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风格，这恐怕是艺术生产的特点。艺术的多样性是艺术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同时对服务政治也是有利的。我们要发挥艺术的多样性，不用行政方式肯定哪种东西高，哪种东西低。艺术的高低决定于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形式和题材不是主要的。”（同上，第79页）1958年３月２日，他在苏州市委宣传文教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山水画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时说，我们提倡反映当前的斗争，但是不要限制它的题材，人物画当然很好，山水画也好。山水画得好，看起来赏心悦目，一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题材问题上，不要有那么多的戒条。他在1958年４月同杭州市越剧团和浙江绍剧团演员的谈话中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政策，认为“表现新时代和继承老传统不能偏废”，“一方面提倡戏曲反映现代生活，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鼓励创造新剧目，一方面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目，双管齐下，既保存了好的传统，又发展了新的东西。”（《戏剧一定要表现新的群众时代——记周扬同志和演员们的一次谈话》；《戏剧报》1958年第9期）由于当时正在“大跃进”的风头上，周扬的这个正确主张很难实现，时隔３个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就提出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口号，并要求在３年内争取大多数剧种和剧团的上演剧目中现代剧目的比例分别达到20％至50％。（《以现代剧目为纲——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确定戏曲工作方针》，《戏剧报》1958年第15期）面对种种对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简单、狭隘的理解，1959年2月，周扬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只要在政治上不反对社会主义，或者说不反对共产党，其他都是自由的。他竭力主张各种文艺形式都要发展，扩大品种，提高质量，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路子开得越广越好。他说，在一个时期强调一种东西是可以的，但不应当把一种东西强调到排斥其他东西的程度。写现代题材，还是写历史题材？主要当然是写现代题材，但也不必强调到独占的地位。现代戏，传统戏，还是不定比例为好。诗歌也以不定民歌为主为好。
万能的形式是没有的。作家各人写各人熟悉的，决不给作家出他不熟悉的题目去创作，在题材、形式、风格、体裁等方面，允许自由发展。1959年3月25日，他在广州文化学术界作的题目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挥洒自如地说：“赞扬的作品要，批评的作品也要；大型的作品要，中小型的作品也要；进行曲要，抒情曲也要；现代的要，传统的也要；民歌要，自由体的诗也要。
只有一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使人民看了你的作品鼓足干劲，兴高采烈；而不是看了你的作品泄气甚至灰心丧气。在这样一个大原则下，大家愿意搞什么品种就搞什么品种，愿意选择什么题材就选择什么题材，领导上是不应该干涉的。作为领导来说，只是及时地提出那方面做的还不够就可以了。”４月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的一个会议上再一次说，创作是现代好，还是传统好，要看艺术形式。现代的、历史的人物都要，不要在这方面比高低，而是在艺术性、思想性上比高低。
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师生关系比较紧张。周扬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角度，多次讲到要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师生合作共同促进学术的发展。
1958年11月，周扬在北京大学讲课，在谈到师生关系时说，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允许和欢迎不同意见来辩论。学生第一要感谢先生，因为是先生教了你许多知识，才使你有批评先生的能力；第二，还要欢迎先生反批评。学生批评先生，先生对好的意见接受，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1959年１月，周扬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展开，文采飞扬地说，去年高校以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力军，展开全面的学术批判，成绩很大。“北大、师大、人大出了不少书，搞了3本文学史，非常令人兴奋。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当前有一个特点，就是受批判的人不作声，当然前面有一段风雨，这些人低头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作声就很难使学术批判深入下去。他们不作声，到底心服不？有些人是口服心服，多数则是口服心不服或者不全服。应当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麻痹，造成错觉，以为他们认输了，他们不成了，我们已完全胜利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还有东西未放，而我们也有东西未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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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的办法，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80本的人。但从一个人来说，到底一个人只是读了一本。过去这个办法是必要的，以后是否还这样？他们不作声，我们就不好提高。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造成一种空气使他们敢于讲话。”（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20日召集人会议上康生、定一、周扬的讲话）
两个多月后，周扬来到广东，在前面已经提到的3月25日在广州文化学术界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没有群众的参加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有专家的积极性，科学家、理论家、作家、教授，他们是我们的主力队伍。——只有这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起来，结合起来，为了一个目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的时候，我们的速度才会加快。”他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