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命芹溪删去。”值得注意的是“其事虽未漏”一句，指的什么？可以有下列两种解释： （1）（原文中）秦可卿的真实出身虽然没有彻底泄漏，写她与贾珍的*未尝不可，但考虑到她那托梦给凤姐所讲的话实在让人悲切感服，所以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2）秦可卿在托梦中所讲的那些话，虽然并没有自己泄露自己的真实出身（仿佛是别人委托她来讲那些话似的），但考虑到……还是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无论怎样解释，都有一个前提，即秦可卿的出身及病情及死亡里，都包含着有一个可能泄漏出的“天机”。庚辰本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设若秦可卿确系一弃婴，则长大后嫁入贾家，死后如此风光，何来“生不逢时”的“奈何”之叹？ 该是仔细探讨有关秦可卿的“天机”的时候了！这实在关系着对《红楼梦》一书许多重要问题的再认识、再理解！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1994 年5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1994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1994 年1 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副刊又于1994 年7 月26 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 “双塔”《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 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 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 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 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 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 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 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 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 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 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 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支——“秦学”， 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 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 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 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 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 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 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 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 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 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 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红 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惟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 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有关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写讫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乱，除了是由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个关于她出身于“养生堂”的“增添”（即“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 是否定的。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 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 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 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 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 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 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这“显文本”的探佚与对这“隐文本”的探佚，是相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画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取得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是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熔铸进太多的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后裔（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老亲王”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二字下得太绝对化了，诚如他所说，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员登记入册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带”革退宗室给带载入《玉牒》，以免湮灭的行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再宗室觉罗之弃子，今虽记蓝档内，以宗人府定例甚严，惧而不报，亦未可定”，并举实例：“原任内大臣觉罗他达为上驷院大臣时，因子众多，将弃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领郑特闻之，乞与收养，他达遂与之……”可见规定是规定，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这样那样缘故，而暗中违忤的。我对秦可卿之真实身份乃一被贾府藏匿的宗室后裔的推断，是根据曹家在那个时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诸王子中，偏偏没有后来的雍正皇帝，却又偏偏有雍正的几个大政敌，这几个政敌“坏了事”，自然牵连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们能胜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后来感到“大势已去”，想竭力巴结雍正，也还暗中与那几个“坏了事”却也并未全然灰飞烟灭的人物及其党羽联络，从几面去政治投资，也很自然。希望随着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现，《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与贾元春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显露出来，哪怕是云中龙爪、雾中凤尾。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写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他也确实是努力地摆脱政治性的文思，把笔墨集中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征、满汉之别、南北之分，使这部巨著的风格极其诗化而又并非“史诗”。但这部书的创作却又偏偏打上了极其鲜明与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在显示出作家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如何地制约着他的创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这一制约，在“文字狱”罪网密布的情况下，用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文字，编织出了如此瑰丽的伟大巨著。秦可卿这一形象，正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艰难险恶的人文环境中，为艺术而奉献出的超人智慧，与所受到的挫折，及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团，以及从中派生出“谜”来的魅力。我最近写成一篇《〈红楼梦〉中的皇帝》，指出，《红楼梦》中的皇帝，是跟曹雪芹在世时，以及那以前的哪一个清朝皇帝，都画不上等号的，因为书中的这个皇帝，他上面是有一个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过这种局面，而等到乾隆当太上皇时，曹雪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从《红楼梦》里那个皇帝的隐然存在的描写中，发现那其实是曹雪芹将康、雍、乾三个皇帝的一种缩写，换言之，他是把对曹家的盛衰荣枯有着直接影响的三朝皇帝，通过书中一个皇帝对贾家的恩威宠弃，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比如，为什么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之后，丧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铺张，而且宫里的掌宫太监会“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当然都不是随便构思、下笔的，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