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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尔后从政的顾孟余,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人选。在学术上,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顾孟余曾任教务长,也担任过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政治上,顾孟余历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与汪精卫一系甚为接近,但是当汪发表“艳电”将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合作,顾孟余则与之“分道扬镳”,没有一同“下海”。顾孟余早即主持过广东大学校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独行之风。当时正在中央大学任教也兼任过训导长的名史学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顾孟余的风范,说他“风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顾孟余“在党、政、学界是老资格了”,所以“连*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当美国派遣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中国,特别到中大参观,学生到大门口欢迎,身为校长的顾孟余,却要等威尔基到了校长室门口,“才……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当印度访问团来访问中大,有些批评,消息一直传到蒋介石那里,顾孟余“不高兴,就上辞呈,学生去他家里挽留他,连吃饭也耽误了”,可见他确实是深受学生爱戴,而不是高高在上不与学生亲近的校长。后来,中大的两位院长为了学生吃饭的事吵架,顾孟余调解其事,没想到两人说不到几句话,又吵起来,顾孟余“不讲话,站起来走了,从此不到学校,不再复职”。(《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208—209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5)
另一位名史学家顾颉刚对顾孟余也有很好的评价:
顾孟余先生人甚淡泊,不惯争竞。战前铁道部长卸任,即隐居北平西山者多年,及中大校长为二陈(按: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排摈,又赴美国者五载。此次翁文灏招为行政院副院长,至今不赴。乃今日在同济中见“学生报”,诋其向主亲日,自太平洋事变后,态度始转。按太平洋事变时,渠早在重庆作中大校长矣。其反对汪精卫组织亲日政府,则在汪氏发艳电时也。悠悠之口,造谣侮蔑如此,天下事何能为!不让一好人存在,不论换何政府,当局者必皆坏坯子矣。(《顾颉刚日记》,1948年6月8日)
虽然,顾孟余沉浮宦海多年,故被汪敬熙称为“politician”,良有以也;但是,总体而观,顾孟余的名声威望在学术界里或许难与胡适等人相提并论,唯若傅斯年所说,他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只是,一旦他成了蒋介石以手令“下条子”的指定人选,他就被迫扛起十字架,不幸被“污名化”了,竟尔蒙遭研究院全体评议员的反弹。
傅斯年向胡适分析,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将票投给胡适的原因,并将顾孟余的“落选”,视为一群读书人“自由意志”的展现与学术*的结果:
此番经过,无组织,无运动,在翁、任请客外,亦未聚商,三五人闲谈则有之耳。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从未想到政府会舍翁、朱而选您。我初到渝时,曾经与雪艇(按:王世杰)、书诒(按:段锡朋)谈过举你一票事,他们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人料到照顾到你。此会全凭各人之自由意志,而选出之结果如此,可见自有公道,学界尚可行democracy!
傅斯年也指出,这一群读书人的考虑纯粹是学术的而与政治无涉,因此即便“忤旨”,和蒋介石的指示“南辕北辙”,亦在所不顾:“所以我们的意思,只是‘正经事,正经办’,且不惜忤旨(不举顾),以为此事至少决不至于忤及中国之大academician兼自由*主义之代表者也!”
傅斯年并讨论了朱家骅得票多而王世杰毫无所得的原因,这里就不详说了。
选举次日,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了结果,蒋的反应也很有趣:“……雪艇遇到介公,以顾未选及三人结果陈明,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按: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罢’。此真出人意外。大约朱、翁二人,亦皆以此忤旨,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而未办到,偏举上自己……”
孔祥熙当时深受蒋介石信任,“权倾一时”,早思染指对美外交事务,一听到蒋介石说同意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回国担任中研院院长,立即有所动作;诸方则深知胡适担职关系重大,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必任凭孔祥熙为所欲为,于是也就极力折中,希望可以“两全其美”:
介公此说一出,于是孔乃立即推荐四人,其人皆不堪。此后我即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岳军(按:张群),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此节雪艇知之详)。然我们如此想着,亦是为国家,在先生则似不应当生到选举人的气。其后一想,“学院的自由”,“*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但是把先生拉入先生的主义中,却生如许枝节,亦是一大irony!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6)
当然,几经活动,胡适依旧留任驻美大使,未让孔祥熙遂其所愿;可是,对选举结果表面上“笑了一下”的蒋介石,其实耿耿于怀,于是中研院院长人选竟然在一时之间“难产”,横遭困难。
如果是军政大员无视蒋介石的手令,蒋未必可以奈其何;至于一群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的忤逆其旨,竟将蒋介石心目中的人选顾孟余弃诸度外,“龙心大怒”的他,得以采取的“报复”手段,可就多了,先将三位院长候选人的名单放在一边,置而不决,始终不做圈选,不过只是小小伎俩。几经争取,一直到了1940年9月18日,朱家骅方始特派受命为研究院的代理院长,于9月20日就职。研究院院长的人选,虚悬半年之久,至此才告尘埃落定。可是呢,朱家骅这一代理,就代理了十七年,一直到他于1957年10月辞职为止,从来没有真除扶正过。蒋介石用这样的手段,“回报”一群读书人维护“学术独立”的选择。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学术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给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发手令、下条子指定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政治领袖了。不过,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学术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进军西北”:创立一个研究所的故事1
1943年6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这里是一群读书人——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所”;1945年易名为“社会研究所”)为主——可以潜心于学术世界的“桃花源”。李约瑟很兴奋地和这群书生分享学术心得,他并赞誉道,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之后,“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面的人中最杰出的”。李约瑟身为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为动物与植物两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发表了公开演讲,济济多士,云集一处,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社科所所长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等等,俨然学术盛会。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却在演讲将始前一刻上演:出席者之一梁思成,突然把正处于好似“冷战”状态下的陶孟和、傅斯年拉到一起,要他们友好地握握手。在场的学界精英,眼见两人终于伸出友谊之手,纷纷在心里喝彩,李济更特地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还私下说道应该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梁思成。本来,陶孟和与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学出身的。不过,当陶孟和已经是北大的教授时,傅斯年还只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严格来说,傅算是学生辈的后进。只是,两人之间,既有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共同的朋友,又同在中研院任职,公务私交均密,情谊实在师友之间。可惜,就在1943年上半年的时候,陶、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之至;梁思成的举动,显然让这两位学术领导人,从此重修旧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7)
具体来说,陶、傅失和,是外在政治大环境逼压的结果,但和中研院本身的发展前景,也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故事,得从蒋介石委员长开始讲起。
1942年8月,蒋介石委员长为了处理新疆事变,赴西北各省视察,并且提出了“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主张,自此,议论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问题,又是甚嚣尘上。1943年2月,罗家伦奉命担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即是蒋委员长个人意志的反映。当时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本来就是关心重视中国“边疆”问题的人,在此之前,他便曾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1941年10月12日);同时还身兼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亦在国民党组织部成立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请史学名家顾颉刚任副主任委员(后来,顾颉刚转请韩儒林任之,细节不详述),凡此均可想见朱家骅对于“边疆”事务的热心。此刻,出于自己本身的关怀,又有蒋介石的一席言,加上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的鼓吹,朱家骅显然不愿让中研院在这波逐“西北”之浪的队伍里缺席,于是,社科所便成为这波意欲让学术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的先锋部队,用陶孟和自己的话来说,“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
然而,在战争期间要让社科所扮演好这个“服务国家”的角色,又得与“最高当局”的个人意志相配合,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涉及相关事务实在繁杂困难之至。首先,既然蒋介石委员长喊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陶孟和就拟了计划,打算把社科所搬到兰州去,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请蒋廷黻转给蒋委员长,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蒋介石同意了,却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蒋廷黻告诉陶孟和,“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做,止是牌子推于兰州以西云云”。实际上,在李庄的社科所,根本不打算搬,“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此后,社科所应当又多兰州一个据点了。不料,“天威难测”,“最高当局”最后指示,所谓兰州“以西”的地方,居然是酒泉。这下子麻烦就来了,据傅斯年提供给朱家骅的意见: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按:兰州),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虽不以社科所此举为然,却因此事并“不关史语所,亦未注意也”,所以还对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