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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北方来(3)
我听见孙晋小声问杨作恒:“你不说两句吗?”
杨作恒说:“我就不说了吧。”
“还是说两句吧。”孙晋依然和气,但意思是不容商量的,“表个态,便于分会工作。”
于是杨作恒清了清喉咙开始发言,他对“有幸”成为会员并“荣任”小组长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要在李会长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做好分会工作。一旦放开了,便又能觉察到他反苏的本质,他在后来的发言中大放烟幕弹,说是一切工作都得给协会让路,即使船不出海,码头关闭,也不能耽误了协会的工作。孙晋显然发现他越说越离谱,于是纠正说协会的性质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团体,在会务工作安排上要分清主次,以不影响公司正常工作为宜。
在接下来的“中苏友好宣传周”里,南台戏院更名为“友好剧院”,正仁街更名为“友好街”,原“贺记洋服店”的当家裁缝独出心裁,他废掉沿用了三十年的老字号,挂出“普希金洋服”的招牌,并赶制了一批布拉吉和哥萨克卡其布军便装,结果连橱窗里的样品都被抢购一空,据说现在送去面料,要排到秋天才能拿到成衣。贺记洋服店起头,便有东施效颦者跟着凑热闹,于是唐河街里又有了“彼得饱”饺子馆和“屠格涅夫”肉店。
唐河人的想象力引发了外交争议,哈达耶夫中尉找到友协,对发生在唐河的一系列“有损苏联形象”的现象“深表遗憾”,于是孙晋又以县商业科的名义下发了一份题为《 关于唐河城乡各工商业户更改铺面名称暨对已改铺面名称重新审查之规定 》的通知。好人孙晋起草的通知用语温和,缺乏整饬力度,某些地方甚至让人不知所云,如谈到乱改店名的现象时他写道:“足见中苏友好深入人心,可喜可贺。”简直像是鼓励了。最严厉的措词也仅仅是“有碍观瞻”,“恐致误解”。发出这样的通知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后来还是各部门联合检查,摘了几十块牌子在教堂广场放了一把火,才算弥补了哈达耶夫的“遗憾”。
宣传周的中心设在教堂广场,菜市场临时迁到广场东南角。教堂门前搭起席棚,举办中苏友好大型图片展览,我为这个展览写的解说词,得到了孙晋的极力赞赏。即将毕业的罗苏维被抽调出来担任解说员,她那略带沙声的嗓音极富乐感,远远听起来非常美妙,我写的解说词被她掌握得恰到好处。罗苏维用她那极有特点的声音向唐河人展示远在北方的另一个世界:一望无际的乌克兰麦田,收获甜菜的集体农庄,小山一样的康拜因,高加索的油气田,在克里米亚度假的勋章获得者,以及装有电灯电话的平民住宅……教堂广场整日里熙熙攘攘,人们为“苏联老大哥”的成就欢欣鼓舞,通行的说法——这些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
在图片展筹备过程中,哈达耶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还专程跑了两趟旅顺基地,找来几部电影拷贝,在南台戏院(现改为友好剧院)放映,以增加人们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基辅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哈达耶夫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通常他都在图片展览现场,彬彬有礼地与参观者交谈,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很随和的样子。他惯于用“中国兄弟”泛指一切参观者,但兄弟之间也有很多忌讳,如海参崴必须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库页岛必须是萨哈林岛,否则,哈达耶夫便要“遗憾”。
风从北方来(4)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我很重要。大概是宣传周结束的前一天吧,我在展览现场和罗苏维谈论中国古典文学,那天心情不错,谈起来滔滔不绝。我拿《 聊斋志异 》与《 阅微草堂笔记 》进行比较,认为蒲松龄谈狐说鬼都是好文章,而《 阅微草堂笔记 》就等而下之了,大学者纪晓岚实在不该去弄那些小故事,让自己露怯,据我看,那些讲给皇帝听的小故事干巴巴的,通篇是臆造的瘢痕,一看便是说瞎话,也就唬唬不出宫廷的皇上。我不知道罗苏维听懂了没有,她专注地望着我,或莞尔一笑,说:“是吗?”我受到鼓励,越发兴奋起来,索性又拿法国文学胡说一通。后来便有一个人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他偏着脑袋听我说话,还不住点头,显出十分虚心的样子,似乎我的交谈对象不知不觉已经转移到他那边去了。后来发现他在记录,这就有些不对劲了,我讲得再精彩,也属于即兴发挥,他这么偷听让人很不舒服,何况他还要记下偷听的内容,于是我停下来,斜睨了他一下。那人赶紧站起来跟我热烈握手:“吴朝暾,《 唐河报 》的记者。”那人提了一下斜在肩上的皮带,便有一个照相机被提到胸前,“您就是李广武同志吧,如果方便,我想和您谈谈。”
我正讲得起劲,被他横着插进来,感觉有些扫兴,耐住性子问他想谈什么。吴记者说他正在办一个叫“唐河英雄谱”的栏目,想找一点“素材”。“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吴记者说,“李同志是唐河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
“你们搞错了。”我说,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努力镇定下来,“写唐河英雄,你该去找土生土长的唐河人,他们才能代表唐河。”
“李同志真谦逊。”吴记者摘下肩上的相机,不由分说便给我拍照,闪光灯闪了一下,他说老李你别动,配合一下,便换个角度又拍了一张。“你刚才讲得真精彩!”吴记者收起相机,搬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想不到李同志对文学还挺有造诣的。”
“朋友之间随便聊聊。”我说。
“不对吧,”吴记者看看罗苏维,“刚才听你们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见解很独特嘛,我还没听说有谁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持批评态度。”
“巴尔扎克是个大作家,但不一定是个好作家,”罗苏维说,“我们学校的女生都不喜欢巴尔扎克。”
“中国的女学生真厉害!”吴记者说,“连*都要看巴尔扎克,你们居然说不喜欢!”
“这就是女学生和*的区别。”罗苏维拿起桌子上的一沓资料走出席棚。
这位吴记者矮墩墩的,双眼之间距离很宽,每当我说话的时候,他便偏起脑袋,把一只耳朵对着我,仿佛有重听的毛病。这人给我的印象是没有多少城府,很皮实的样子,一看便是不设防的那种人。听说他和孙晋是同学,通过民政部门介绍,他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
接下来吴记者的采访就顺利多了,他从我的过去一直问到现在,诸如参军前做什么工作,在部队都参加过哪些战役,最难忘的是哪一次战斗,来唐河以后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甚至还问到了对唐河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继续“谦逊”是说不过去的,一旦镇定下来,我发现自己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被我稍加编排,都成了我的亲身经历,从华北一直到广西,我见证了那场战争的全过程,打孟良崮的时候,死的人成堆,机枪就架在死人堆上。某一次渡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条河的名字,只知道是在大别山区),一百多号人蹚着水下去了,走到河中间,对岸枪声大作,子弹落在河里像下一场急雨,而我们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的,他们冲锋的阵势,很像是冒雨到对岸抢收庄稼。我们的连长中弹倒在河里,我把他背到对岸,发现他已经牺牲了。提起广西剿匪,我差一点说出自己中弹负伤的事,话到嘴边,忽然想起真他妈的愚蠢,如果老吴要来验看(这很有可能,一个伤痕累累的英雄似乎更具魅力),我身上囫囫囵囵的,拿什么给他看。于是我只是让自己在十万大山里“挨了一枪托”,因为对方子弹打光了。
开始我语速很慢,每讲几句都要停顿一会儿,既照顾老吴记录,也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编排时间。后来越说兴致越高,以至于文思泉涌,老吴给弄得手忙脚乱。他间或看我一眼,重复说:“噢,广西……你是说十万大山吗?……啊,山洞,就是说藏在山洞里……”看情形,老吴只记下某些要点。一旦撕破脸皮,我发现撒谎简直就像吐一口痰那样便利。老吴得到一大堆材料,乐得什么似的,一定要请我吃唐河菜馆,我说这边走不开,推辞了,又要看我的勋章,和他约定了第二天晚上去孙晋家。奖章有好几块,不怕他看,我哥把所有的荣誉记录都给了我,只有伤疤还留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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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女生(1)
经过孙晋的“敲打”,杨作恒再没有给我制造麻烦,协会的工作还算顺利。其实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友好”的另一方毕竟远在数千里之外,够不着摸不着,只能通过图片,让会员们对北方那个陌生的地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邻居,并且那边也很在意“中国兄弟”。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表面文章,每有船队回来,我便要和岳宝瑞一起前去颁发徽章(岳宝瑞是分会组织委员,会员的发展工作由他具体负责)。那些船员们长期漂泊在海上,等船靠上码头,便心急火燎地要回家,早没了多少耐性。我们也很知趣,每人发一份油印的“章程”,把徽章别到船员胸前,工作就算完成了。
就这点工作,如果没有杨作恒配合,还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铁壳船“大唐号”靠港的时候,我们曾遇到过麻烦。那艘船的二副看过“章程”,便顺手把胸前的徽章扯下来,连同章程一起丢在甲板上。“不是说自愿吗!”二副朝河里吐了一口浓痰,“大爷不愿意伺候!”
在二副的鼓动下,又有几个船员把徽章扔了。杨作恒背着手站在左舷,这时候厉声说:“许得胜你过来!”
二副正在绞盘后面放缆绳,像狗听到了口令,分开喧闹的人群走到杨作恒面前:“船长……”二副转眼便像猫一样乖顺。
杨作恒也不说话,盯着二副看了一会儿。
“船长,我惹你老生气了?”二副说,“你老是想扇我,我能看出来,你老可是有好多年没扇我了。”
“我不扇你,”杨作恒把手抄进裤兜里,“新社会了,你是‘工人阶级’,怎么还犯糊涂!”
二副梗着脖子:“我忘不了釜山外海那两条船,十二条冤魂……”
“驴熊!这么多年还没长进!”杨作恒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旋即又抄起来,“你给我记住,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杨作恒缓和了语气,“明白人要学会审时度势,现在什么形势,还说这种糊涂话,你当是在海上啊,由着性子胡吣,照这样下去,不是等着挨耳根子吗!”
“我听你的,”二副说,“你老的意思……”
“又糊涂了,入不入会是个人自愿,我不想给谁做主,去,把徽章捡起来。”杨作恒小声跟我说:“许得胜是愣了点,可人还不错,你看是不是让他也当个小组长。”
“行,”我说,“就当小组长吧。”
“以后记着点,别毛毛愣愣的。”杨作恒拍拍许得胜肩膀,“你小子现在和我平级,咱们都是……小组长。”
我得承认,这样的场面往往很尴尬,杨作恒不经意地便显示出他的权威,而我算什么,如果没有岳宝瑞介绍,会员们甚至不知道会长的名字。那些船员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阶级的概念,他们只相信权威,那种在风浪里抱成团儿,能让人得以活命的权威观念简直是浸入骨髓。我想我还没法跟杨作恒比,杨作恒是主人,而我只是个过路者,蒙主人款待,帮忙做点事,仅此而已,只要杨作恒不给我找麻烦,就算万幸了。
后来又有一件事,让我进一步改变了看法,居然觉得那老家伙挺亲切的。有一回闲聊,岳宝瑞说杨作恒的女儿杨舸认识我,我搜遍记忆,也想不起谁是杨舸。问岳宝瑞,说是在崇正上学:“不会不认识吧?她说你有一些书在她手里。”
“想起来了,”我说,“原来是她。”
再次见到杨女生是在青风岬灯塔。大概是六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灯塔下面的炮台上做例行保养,岳宝瑞在上面喊我,抬头望去,沿石阶走下来的正是杨女生。她依然背着那个大帆布兜,玄色半袖衫,裙子似乎有点长,下台阶的时候她轻轻提着裙裾。这个动作有些滑稽,让我联想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公爵夫人。等她走下台阶,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跟她打招呼。 。。
女生、女生(2)
“来看看你。”她大大方方地说,然后把背兜放在雾炮基座上,“听罗苏维说你还在唐河,早就想过来。”
“你看连个座位也没有,只好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