Ｒ桓鍪兰拖吕矗晃肚蠼奈颐峭蝗环⑾�20世纪是倒着走完的。这“欲进还退”的历史难局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进步、进化、激进、革命、革新这些充分被我们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的词。由于这些词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至在我们的精神坐标上，和这些词对立的“保守”、“守旧”则天然成为一种价值上的落后，甚至反动。风起于青萍之末，世纪之初，风习正在形成，不独海内，甚至海外，年轻的留学生更是得风气之先，他们正感染着胡适说的“人心之趋向”，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宁可把票投给德卜也不会投给塔夫脱。
六 模拟大选中的“激进”与“保守”（2）
可是，“塔夫脱”怎么了？保守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尤其在举国激进、一味偏斜时，它难道不是一种至少可以用来平衡的价值？何况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1915年3月3日，早已落选的塔夫脱来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有机会亲耳听一听保守主义的声音。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听塔夫脱讲演的人有三千多，以至后来者因没有地方而不断怏怏离去。“塔氏极肥硕，演说声音洪而沉重，不似罗斯福之叫嚣也。塔时时失声而笑，听者和之，每至哄堂。塔氏笑时，腮肉颤动，人谓之‘塔夫脱之笑’。”胡适的描写很生动，而塔氏的讲演亦精彩。这个讲演名为“Signs of times”，胡适的评价是“有警策处，惟其‘守旧主义’扑人而来”。此时，胡适已从认同激进的罗斯福改到更激进的威尔逊，塔夫脱的声音自然听不进去。但，他毕竟记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警策之处。塔夫脱言：“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 如此诙谐之语，在胡适看来“讥今之急进维###也”，但它确实道出了一味激进求新可能导致的负面性。只不过这个“遂至于此”的碑碣不是为美国立的，在它那里，激进与保守在一个长时段中可以寻求到平衡。而在20世纪的中国，保守从来就不被当作正面价值看，它不但构不成一种平衡的力量，而且总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因而它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激进折腾而“遂至于此”。“吾本不病”的美国尚有激进之忧，本来就多病的华夏，却不顾沉疴，单求激进猛药，一味复一味，试图神话般地凤凰涅磐。而涅磐就是焚之而后生，结果，焚是自焚了；但，后生却没有。
留学生一票都不给塔夫脱，不是偶然，而是吾国那个时代不应忽视的一种“精神症候”。
七 民权政治的“初步”（1）
在康乃尔读书时的胡适，对政治的兴趣除了在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中表现出来（胡适在美国一共经历了1912和1916年的两次大选，年轻的胡适都倾情投入），另外，胡适的政治热情还表现在组织各种活动和旁听当地议会甚至国家议会的多种会议上。
1912年11月7日：“夜中读书，忽思发起一‘政治研究会’，使吾国学生得研究世界政治。”这是胡适上次组织学生给总统候选人投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而大选的结果也才刚刚出来，胡适又坐不住了。说干就干，四天后，在他11月11日的日记中可以读到：“以前日所念及之‘政治研究会’质之同人，多赞成者，已得十人。”11月16日，“午有政治研究会第一次组织会，会于予室。会员凡十人。议决每二周会一次，每会讨论一题，每题须二会员轮次预备演说一篇，所余时间为讨论之用。每会轮会员一人为主席。会期为星期六下午二时。第一次题为《美国议会》，予与过君先分任之。”第二次会集已是12月上旬了，讨论的问题是英法德诸国的议会制度。
谈论议会制度，莫过于亲身感受。在胡适留美日记中，有“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计有两次，每次旁听的内容都记载甚详，从讨论的问题到问题如何展开，包括最后的表决结果，胡适娓娓道来，内容分量大大超过其他日记，而且日记中一再表示，这等会议“觇国者万不可交臂失之”。他乡如此留意对方的政制和公共生活，可见胡适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不独如此，胡适在美京华盛顿逗留时，每得闲暇也去国会旁听两院会议，自云“尤数至众议院”。
甚至，胡适还有机会主持会议，实际练习。当时胡适是美东校际组织“世界学生会”康乃尔大学分会的负责，1913年10月8日，胡适第一次坐在主席的位置上，“是夜世界会有议事会，余主席，此为生平第一次主议事席，始觉议院法之不易。余虽尝研究此道，然终不如实地练习之有效，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这一次主席，给胡适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晚年给唐德刚做口述时，胡适还把这一节拎出来，发挥了一番，说：“在191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要以‘罗氏议事规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为准则。”“由于参加乃至主持这些会议，以及学习使用‘罗氏议事规程’，使我逐渐了解民主议会议事程序的精义，这也是我当学生时参加学生活动的一大收获。”接着，胡适提到了他年轻时的那次主席，“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曾记下我第一次主持学生会会议的经验。我说那一小时做主席的经验，实远胜于对‘罗氏议事规程’做几小时的研究。”
胡适数次提到的“使我对民主议会程序有所体会”的“罗氏议事规程”即“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规则乃是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公共会议上讨论问题的程序与方法。创立这个规则的亨利·马丁·罗伯特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他曾经主持过地方教会的一次会议，结果因为缺乏会议程序，会开得炸了锅，却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过后，罗伯特利用若干年时间悉心钻研英国议会史和会议方法，终于在1876年出版了一本如何开会的小册子。他购买了一千本分别寄给了国会议员、教授、律师等，该书很快行销全国。到胡适留学美国的1915年，该书不但大行其道，而且已经成为将军的罗伯特又出版了它的修订版，书名正式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业已成为美国民众的开会指南。1923年罗伯特逝世后，该书仍在不断修订中，到1990年已经修订到了第九版。
胡适回国后，把“罗伯特议事规则”也带了回来。若干年后，胡适参加南京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担任会议主席，会上胡适发现有些人特地来观察他们如何开会。会后，有一位考试院的###来看胡适，对他说：我们这一辈民###国会的议员，总以为我们是唯一懂得议会程序的人了，但看到你今天做主席时的老练程度，实在惊叹不置。这位民国###问胡适从哪里学会了这一套，胡适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是在美国，是在做学生时代。
七 民权政治的“初步”（2）
无疑，这位民元时代的老议员是懂得如何开会的，假如他没有类似胡适在英美的经历，又假如他是追随孙中山的，他之所以会开会，差不多就是拜这位逸仙先生之赐了。当年孙中山在美国也注意到了罗氏这本书，1911年，辛亥事起，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旧金山。据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他那时还是一个学生）：“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蒋接着说：“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 也就是说，在胡适留学回国那一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那一年，张勋短命复辟那一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那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以美国沙德氏的书和“罗氏议事规程”为蓝本，连翻带写，弄出了这本专门谈开会的《会议通则》，后改名《民权初步》。孙中山自视其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 在孙中山那里，民权的内容大致有四款，即对官吏的选举权、罢免权，还有就是对法案的创制权和复决权。民众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呢？在孙中山看来，四万万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乃是一盘散沙，“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不为功。是###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同上）既如此，如何###就是一个问题。所谓会议，乃为解决问题而设，一人为独思，二人为对话，三人或以上就是会议了。然，孙中山见国人开会，“不过聚众于一堂，每乏组织，职责缺如，遇事随便发言，彼此交谈接语，全无秩序。”（同上）会议如此不规则，孙中山只有把美国的那一套搬到中国来。
胡适尽管多有不认同孙中山之处，但对于《民权初步》却相当赞可。结合自己当年在美国的经历，他说：这些训练“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这是多么有益的一种训练！因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胡适一席话，又惹动了给他记口述的唐德刚氏的愤愤不平，尽管胡适早已不在场，他接过话头就洪水滔滔。在他看来，汪精卫在为《总理遗嘱》撰稿时，为着行文声调的铿锵，选了三部遗著排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遗漏了在他看来却不该遗漏也不能遗漏的《民权初步》。唐氏认为，汪精卫漏列此书是因为他觉得开会对民主建国这类大事来说，不过是“小道”，不能与《总理遗嘱》中的那些经典并列。可能要劝一劝唐德刚稍安毋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孙文学说”、一是“实业计划”，还有就是这“民权初步”。这三部分各自独立的内容从1916年一直写到1919年，然后由孙中山自己编定，钦为《建国方略》。因此，汪精卫没有漏列，它已经包含在“方略”之内了。不过，唐德刚的这一观点却相当精彩，他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从来就不缺建国大纲和方略之类的东西，缺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如何开会的“小道”。如果民权的第一步就是开会，如果连个会都开不好，比如，不知道会上如何决议，也不懂决议后如何实行；那么，“假民主”还不如“真独裁” ——瞧，唐德刚又愤激了。
请问唐氏，会议开不好，就是“假民主”了吗？是的，唐氏有眼，还真是如此。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会议政治”。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它的决议大都是通过会议商讨而形成。无论是早年希腊城邦广场上的民众###，还是后来英美由选举的“代议士”举行代表会议，都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只有古代皇权和现代极权，决策可以一脚踢开会议而只凭权柄。但，问题在于，并非大家聚在一起或坐下来开会就是民主了，民主不是口号，不是目的，它是体现在开会上的实实在在的程序。像陈独秀那样，五四时如此高揭“民主”之旗，但转过脸来却对1925年暴民火烧《晨报》居然还认为难道不该烧，这就连一点民主的边都沾不上，地地道道的“假民主”。20世纪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亏蚀就亏在那些人把民主仅仅变成了可以利用的口号和目的，它几乎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一种程序。因此，可以这样断言，但凡民主没有落实到程序上，就是“假民主”。民主的真假，端视此而定。作为程序的民主，体现在会议上，就不是要开一个会议，把会议者集中起来，却又迟迟不开，而是做会议者的思想工作，待全体工作做通之后，再行开会。这种会议等于是借别人的手通过自己早已形成的决定，尽管会场上的手臂齐刷刷地亮成一片，却依然是假民主。同样，作为程序的民主，也不是像前苏联赫鲁晓夫那样被通知参加会议，到场后却告知自己已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而自己和支持自己的人却没有回辨的余地，这样的决定哪怕出自大多数，也同样是假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一个会议，如果它既然是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意见主体在一张桌子上博弈，它就要保证会议双方或多方的公正与平等，保证彼此的讨论自由，保证会议不被某种势力操纵，保证所有的声音都能摆到桌面上来，还要保证彼此都有同等的时间来表达并不能被打断，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这，就是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那么，你说，民主在哪里？民主还又能在哪里？
七 民权政治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