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说：“很多知青插队后都很消沉，你是自己上了一趟党校啊！”
1976年，当“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时，我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四人帮”垮台后，我“以工代干”，被党委任命为团委书记。承担起了对团员、青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因为工作成绩显着，我们团委被评为优秀团委，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7年夏，关于大学招生的消息满天飞。共同点是：必须通过文化课考试；不同点是，招生的年龄限制是25…30岁。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总参的同志告诉我，这次大学招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要抓紧准备。”当时团委工作特别忙，我就没往心里去。隔了一周我回家，父亲发现我在火车上还看小说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火，知道消息是确切的。回单位后，我开始抽空看高中教科书和复习笔记。果然，1977年的大学招生简章，允许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但是，对在职职工，需要单位开证明同意。开始党委书记不同意我报考大学，对我说：“你何必凑热闹去考，以后保送你上党校，不也一样吗？”由于我不死心，老找他，一次他急了，对我说：“小葛啊，小葛，你就不明白你是党委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怎么就一门心思地要考大学呢？”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但是，只给了我一周时间复习。
高考前一周，每天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看书复习，直到深夜。因为当时在搞政治工作，经常写材料，研究党的政策，所以决定不复习语文和政治，只复习数理化。真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师们把课讲得那么清楚，使我在看书时能够回忆起老师讲课的情景和他们对重点内容的解释。
第四天早上，党委书记来电话：“小葛，有一个专案的结案材料，报送了两次都被退回来了，我看还是要你来写。”案卷很快送来了。因为插队时曾在县里公检法帮助整理案卷写过类似的材料，到晚上十点多就写完了。这次，结案报告通过了。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白天考试，晚上继续复习。因为太疲劳，第二天中午一觉醒来，距2点的考试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骑上自行车，拼命往考场赶，进入考场时是2点15分。监考老师说：“你再晚来5分钟，就要被取消考试资格了。”那年的物理、化学放在一起考，难度不大，我很快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没发现什么错误，就第一个交了卷。监考老师说：“你最后一个进来，第一个交卷，有把握吗？”我说：“化学只考到高二，物理只考到高三上半学期，不太难。”
难忘的岁月（5）
1977年底，公布了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人名单，我榜上有名。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来，我就到“高招办”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拿出按成绩排序，有高考分数和录取院校名称的考生花名册，让我自己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看到，成绩在我前面的，都被清华、北大录取了，在我后面的被北航、上海交大录取了。而我夹在中间，没被任何大学录取，觉得非常奇怪，就进行询问。答复是：山西省规定，老三届的学生，必须平均成绩95分以上，才能出省上大学。我再看，自己的平均成绩只差零点几分就是95分了，而且填报的志愿中没有一个山西省的院校。工作人员看到我迷茫的神情，就安慰我说：“你的成绩那么高，不能出省，就选择一个山西的院校走读吧。”我选择了山西矿业学院机电系电气自动化专业。
几天后，分局组织部部长把我叫到组织部，拿出山西矿业学院录取我的通知书和分局人事、党委的已经打印成文、未盖章的两个命令让我看。人事令是：批准我从工人转为干部；党委令是：任命我为团委书记，并担任党委委员。他对我说：“小葛，你要哪个？你要录取通知，这两个令就不盖章下发了。你要是决定不上大学了，我马上就盖章下发这两个令。你可是分局党委唯一批准从工人转干部的啊！”面对上级党委的信任，放弃上大学？我不甘心。为了能够上大学，我历经波折，现在通过不懈努力，愿望终于能够实现了。可要是上大学，必将辜负各级党委和领导的关心、培养，心里特别矛盾。我说：“让我问问我父亲的意见吧。”晚上，我打长途电话到家里，父亲认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缺乏专业技术干部，还是应该上大学，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第二天，我去组织部表明了态度。
因为移交团委工作，我请假两周，1978年3月底才入学。10月，我当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1980年11月，学校第八届学生会任期到期，第九届校学生会改选时，我又连任学生会主席，并且一直担任班里的党支部组织委员。
1979年恰逢“五四”运动60周年。我代表山西矿院全体同学参加了于5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5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时，山西代表团被安排在中间前排，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每位中央领导。看到小平同志也在主席台第一排，我心里特别欣慰。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为了实现青年时树立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计个人得失，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榜样。没有他，我是上不成大学的。
会议结束后，回到山西，召开了山西省*第四届代表大会，我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山西省*委员。
1982年1月，我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获工学士学位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
正因为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改革开放，才使得无数人才脱颖而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以持续发展。
二 农村插队纪实
在农村插队的七年中，有些事情非常值得一提。
1971年麦收前我被大队安排到村里的“戴帽”小学（小学设六七年级初中部）当民办老师，开始教七年级的数、理、化、语文、体育所有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在北京市重点高中毕业的优秀高中生来说，教农村初中的这些课程，知识上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怎么能够让农村的孩子们掌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忘的岁月（6）
在语文教学中，我发现七年级学生的造句、作文水平太差，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写不出来。为了使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掌握语文知识，我抛开了县里制定的教学进度，对每一篇课文里的遣词、造句都力争讲透，使孩子们能够理解、掌握，有所收获。公社联校在检查教学工作时发现我的教学进度太慢，要我加快进度。我坚持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真正掌握知识，不应该拘泥于形式上的进度。于是，学校让其他老师来教七年级的语文课，我只教数、理、化和体育课了。
开始，我按照常规教课。可是，从孩子们上课的表情和课后作业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课堂上讲的知识。反复考虑后，我决定用孩子们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启发他们。数学课讲“平行线”，就以道路为例；讲“面积计算”，就以土地的形状为例。物理课讲“摩擦力”，就以孩子们平时拉过的平板车上坡、下坡，雪地拉车时加装“防滑链”的感受为例，说明“摩擦力”是必须的，否则物体无法运动；讲“功＝力×距离”，就以拉车到岭上送肥时距离和出的力情况与从土崖下垂直起吊同样重量的肥料时距离和出的力情况比较，得出“省力不省功”的结论。最为难的是讲化学课，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和设备。为了说明金属活动性及其化合物的形成，我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以孩子们熟悉的农村婚丧嫁娶时的筵席为例。原子核外八个电子最稳定，犹如筵席每桌八个人，其他人不能再入席。当一个桌只有七个人，相当于核外有七个电子，而另一桌只有一个人时，相当于核外只有一个电子，当这一个人就被邀请加入七个人的那一桌时，相当于化合物形成。平时吃的盐……氯化钠就是这样形成的。金属的核外电子越少，相当于这桌人越少，就越可能被邀请加入人多的那桌，也就是金属活动性越强。而金属活动顺序表只能让孩子们死记硬背了。
为了使孩子们能够区别酸、碱性物质的不同，我利用回家的机会到化学品商店去买酸、碱溶液，想回村里后给孩子们做试验。没想到，这些东西都属于控制物品，要有专门的介绍信。没办法，只好买了一些测试酸碱度的PH试纸。回到村里学校后，为了让孩子们掌握简易的测试溶液酸、碱度的方法。我让一个学生从家里拿来平时吃的，用柿子发酵而形成的醋，又从村里平时供饮用的浅水井里打了一桶水，将它们加热，烧开。让孩子们拿PH试纸去试，观察试纸的变化，使他们知道了试纸发蓝表示碱性，发红表示酸性。我又从岭上100多米的深井里和村里浅水井里各打回了一桶水，取出后分别加热成开水。让他们区别蓝色的深浅，告诉他们蓝色越深，表示碱性越大，使他们了解到平时喝的村里的水是偏碱性的。
当时学校只有一副篮球架，没有其他的体育器械，总不能每堂体育课都教打篮球，我就请大队为学校做了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上器械课是比较单调的，于是，我就把在学校田径队时，体育老师教我们的体育游戏教孩子们玩，每堂体育课我都想方设法地让内容多样化，操场上总是欢声笑语一片，吸引了其他正在教室上课的孩子。
一次，早上第一节课，一个学生趴在课桌上睡着了。我把他叫起来，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排队磨面直到凌晨。我知道他家劳动力少，负担重，就让他继续趴在课桌上睡觉，课后给他补了课。晚上，孩子们带着用墨水瓶作的小油灯到学校上晚自习，我也在教室看自己的书，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我严格要求所有孩子，对于考试作弊的学生，一经发现，当堂撕毁考卷，宣布成绩为零分，谁来说情也不行。我告诉孩子们：考试是检验你们掌握知识的情况，成绩不好，说明有些知识没有掌握，今后的学习中把它补上就行了。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除了学就是要问。掌握知识的目的是以后在工作、生产中用，所以不要把分数看得过重，关键是把知识掌握牢固。你们的考试成绩也是对老师教学水平的检验，提醒老师今后要注意什么地方。你们作弊，既不能反映你们掌握知识的真实情况，也使得老师不知道如何提高教学水平。
难忘的岁月（7）
一天上课前，一群男孩子围着一个女孩子起哄，那个女孩子坐在那里，一脸羞涩。下课后，我把一个男孩子叫到办公室，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子的“未婚夫”来相亲了，还送了定礼。我插队的地方虽然解放20多年了，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婚姻思想仍旧存在，兴办“娃娃亲”。孩子们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被父母包办了婚姻。面对强大的封建习俗，我只能努力使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寄希望于孩子们能够突破这种思想的牢笼，寻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活。
我要求孩子们讲卫生，不能蓬头垢面的来学校上课。女孩子做得比较好，可是男孩子们因为无处理发，总是达不到要求。于是，我就专门从家里带来一把理发推子，给他们理发。全校六七十个男孩子的头我都理过。在离开农村前，我一直扮演着“义务理发师”的角色。在我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的情况下，单纯、可爱的孩子们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心灵善良的孩子们经常偷偷往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放梨、杏、枣、柿子、烤好的红薯等东西，而追问时，又谁都不承认。
1972年春第一批孩子升入公社高中。1972年秋，一次公社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与会的公社高中教师问我：“西其里的七年级学生是不是你教的？”我说：“是啊。”他说：“只有你教的学生数理化知识掌握得最好，尤其是金属活动顺序，只有你教的学生知道。”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当年，县里还进行了一次全体教师的文化知识考试，我的成绩全优。同年，我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
我教的第一批毕业生中好几个考上了中专，第二批的学生中还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学生毕业工作后，还专门来看望我。
最使我欣慰的不是我有几个学生考上了高一级学校，而是我把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告诉了他们，他们又用这种方法教育了自己的孩子。现在我的学生的孩子有好几个考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在我的鼓励下又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并即将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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