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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起义了。
这一夜，沈醉彻底失眠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顽抗到底，凭自己一身功夫，伺机夺一把枪，拼个鱼死网破。如果这样，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第二条，是按毛人凤所说的学王佐，假投降，真*，混进革命队伍做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再大干一场。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毛人凤一手造成的，再为毛人凤送死是万万不甘心的；第三条路，是真起义、真投降，号召云南的特务及其武装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文件，争取宽大处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走第三条路。
东方发白，沈醉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卢汉宣布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又以个人名义专门拟就致云南区所有特务人员的通电，要求：“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唯一自新良机。”
与此同时，沈醉还供出了与张群同机抵达昆明，准备转机赴台湾的徐远举等西南大特务头子的下榻之处，卢汉派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原以为自己很快会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的第三天，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并未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的指挥，反而开始进攻昆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石补天，希望他们去约束部队。但这些家伙回到部队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反攻；台湾派来的飞机也轰炸市区，配合行动。卢汉担心释放了沈醉等人，万一与李弥等人一样翻脸不认账，将会造成更被动的局面，于是将沈醉等关押在陆军监狱之中。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实行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将沈醉等人当成要犯，交给了军管会。同年12月底，沈醉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
沈醉经过长期的思想和劳动改造，终于脱胎换骨，被人民政府特赦。晚年的沈醉写下几百万字的文史资料和文章，揭露蒋家王朝的罪恶。改革开放以来，为祖国统一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住进了曾关押过叶挺将军的牢房。所长派人去给他打开脚镣手铐，押送人员因把钥匙丢了，急得满头大汗。居然要用锯来锯。沈醉笑着问：“真的要解掉我的手铐吗？”
所长说：“当然，之所以给你带上，是怕你在路上跑掉嘛。”
沈醉走到床边，从席上折下一根竹篾，轻轻地往锁孔里一捅，只听见“啪嗒”一声，手铐竟然开了。所长和押送人员都大吃一惊。
沈醉笑了笑：“要跑，还等到今天。”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
不久，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分别接见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你们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反倒给我当了义务随从。”周总理风趣地对沈醉说道。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沈醉曾亲自带领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活动。
沈醉向总理请罪。周总理却道：“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特赦你们，是希望你们今后能好好做人，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又问：“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
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你看到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于是，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部书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后来香港几家报纸相继转载，一下子激起了台湾国民党的恼怒。
起先，毛人凤以为沈醉在云南“舍身殉国”了，便对蒋介石说：“我的手下个个对*忠心耿耿。”可这些文章如箭似刀般扎在了蒋介石的心窝，他大为光火，对毛人凤怒骂：“这就是*培养出来的忠实的干部！连他都被*挖了过去，你们真是饭桶！”
1979年，沈醉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档案材料被送到北京，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立即宣布沈醉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1981年11月四日，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沈醉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他来到香港，与阔别多年的妻女团聚。过去的老友拿着一篇《香港时报》刊载的《戳穿沈某可耻目的》的文章来给他看，上面骂他“叛党叛国，投降敌人”。沈醉一笑，将报纸放在一边，他说：“我想，台湾省的人民不会骂我，全中国十几亿的人民更不会骂我。我要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全国十亿人民唾弃了的国民党和全世界都不承认的*，我该不该叛？全国人民热爱的共产党，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应不应该投降？……”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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