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像美国政府那样拿到非常廉价的贷款（事实是：到2009年，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停止偿还债务，而克莱斯勒公司仰仗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出手相救，才得以逃过破产的厄运）。由于借贷的成本非常低廉，金融业者和房地产所有者便无所不用其极，动不动就大规模地举借外债。2002~2006年间，企业盈利率的增长速度连续18个季度保持在两位数，破产率则远远低于正常水平。银行和投资者眼见企业的保险箱装得满满的，提供资金时更加自信而慷慨。好日子似乎永无结束之日了。
世界经济简直就像一辆昂贵的赛车，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驶能力，可以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驰。在过去的10年间，无论任何人驾驶这辆车，都能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刺激和兴奋。问题只有一个：事实证明，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驾驶这辆车。10年来，全球经济的面貌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是一个由125个国家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且这些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体系中来，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发展。这辆车似乎有125个不同的司机，但谁也没有想到需要购买减震器。
债务问题（1）
当然，也有人想为这辆赛车安装减震器，但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他们被扣上了“爱唱反调”的帽子。他们质疑道：次级抵押贷款怎么能比得上通用电气公司的债券呢？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盈利报告年复一年地出炉，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年复一年地领取高达10亿美元的薪水，极具前瞻性的修正意见则被束之高阁，唱反调者也越来越没有人理会了。这样一来，一种反向自然选择就在华尔街发生了。正如Eagle Capital公司的一位执行董事博伊金·柯里所说，过去20年来，“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DNA都在发生危险的变异。每当有人强烈要求掌握更多的‘金融杠杆’、承担更大的风险，随后几年的事态发展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这些人胆大包天，但往往能得到提拔，从而控制了更多的资本。与此同时，在掌权的人当中，谁犹豫不决，谁主张小心谨慎，到头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谨慎的人越来越畏缩不前，并丧失了升迁的机会和对资本的控制。”
沃伦·巴菲特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越积越多的“金融杠杆”，这是华尔街对“债务”的奇特说法。这是“聪明人走向破产的唯一途径” ，巴菲特说，“你的表现很出色，因而过上了非常富有的生活。但是，只要你使用了‘金融杠杆’，就算你的表现一直很出色，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淘汰出局，因为任何事物乘以零都等于零。如果你周围的人表现得都很出色，那么，你出局的速度会大大加快。你的表现确实很出色，恰如‘舞会上的灰姑娘’一样：王子很英俊，音乐很动听，你也高兴得心花怒放。你寻思道：‘混蛋，我为何要在夜里11时45分离开呢？我要待到午夜12时差2分时再走。’但问题在于：墙上没有钟表，而所有人都打算待到午夜12时差2分时再走。”①一言以蔽之，我们就是这样走进2008年大灾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债务是此次灾难的症结所在。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人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他们生产的商品，于是就用借贷弥补这一亏空。这一现象存在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1974~2008年，美国人的家庭债务由6 800亿美元飙升到14万亿美元，仅在最近的7年间就翻了一番。每个家庭平均持有13张信用卡，共欠下12万美元的抵押贷款。然而，按照某些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家庭最节俭不过了。而且各州和地方的政治人物为了取悦选民，迫不及待地为他们新建篮球场，修建12车道的宽阔公路，却不增加任何税收，结果只能拿未来做抵押去贷款。他们发行债券以筹集这些民心工程的建设款项，但债券都以未来的税收和彩票收入做抵押。然而，就连这些大肆透支未来的政治人物，与借贷者的真正上帝—联邦政府—相比，也相形见绌。1990年的美国国债为3万亿美元，但到2008年底已经飙升到14位数，越过了10万亿美元大关。在本前言写作之时，这一数字又攀升到了万亿美元。纽约市著名的“国债钟”（National Debt Clock）高悬于空中，显示着所有的国债数字。它的所有者计划于年内再安装一个巨型国债钟。
换言之，美国已经成了债务人的王国。借债本身是没有错的，贷款和杠杆只要运用得当，也将发挥现代经济脉搏的作用，但达到如此极端水平，它们就成为杀手了。这一等式的两端必须求得平衡，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提供贷款，美国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一平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就体现在这里，我把它称之为“他者的崛起”，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崛起。
债务问题（2）
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是迅猛的，但它的家庭和企业却谨小慎微。他们大约将收入的一半存起来，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风风雨雨。这种极端节俭与高速经济增长相结合，使中国积累了持续膨胀的巨额资本。然而，这一现象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传统造成的。此外，中国等国对1997年的金融危机心有余悸。当时，亚洲国家深陷危机之中，西方国家前来救援，但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因此亚洲国家从危机中挺过来之后，它们（以及亚洲以外国家）的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外汇储备，以便再次遇到危机时不必乞求陌生人。
因此，中国的储蓄额虽然持续增加，但政府却不把它们用于国内经济的再投资，而是要把它们存放于别处。一个政府该如何存放资金呢？那就是购买当时看来（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库券。中国人手中掌握了巨额的美国债券，反过来这又助长了造就这些债券的行为：美国人的消费。他们为我们的消费狂欢提供资助，从而使手中的美元欠条越积越多。中国人过度储蓄，而美国人过度消费，经济体系似乎因此实现了盈亏相抵。
这样做的并非只有中国一家，其他8个新兴市场国家也聚积了1 000亿美元的战争基金，真实数字甚至有可能更多，而且大多数都是美元。仅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就高达2万亿美元，而且大多数也是美元。2008年9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而日本已经不再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了。中国掌握着所有优等T票（T…bill）①的10％，无疑已经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而美国财政部也不再追逐美国国内的借贷方了。中国握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欠条，因而掌握着山姆大叔的签字权。
事实证明，与过度消费一样，全球层面的过度储蓄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测算，中国把这么多的钱存到国外，而不是进行建设性地再投资，将使其GDP每年损失大约一个百分点，相当于400亿美元的财富。对美国来说，中国的贷款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它使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从而鼓励房地产拥有者进行再融资，对冲基金管理者疯狂地猎取“杠杆”，投资银行将资产负债表抹平。《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中国的贷款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资金，而“廉价资金鼓励着美国人进行金融创新、借贷和消费狂欢”。
“如果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来衡量，这样做显然是没有什么收益的。”沃尔夫写道。但从短期来看，它使我们得以维持现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前不久，曾经对“未来几年万亿美元赤字”的前景发出警告。但等他上任后，他的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投资，从绿色技术到医疗保险无所不包，试图重振美国一路下滑的经济，而重振经济的资金大部分仍要向中国借。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应对自身的经济问题，斥资6 000亿美元向这些问题宣战，所用资金高达其GDP的15％。在此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求中国同时为人类历史上的两大财政扩张计划提供资金：一个是他们的，另一个是美国的。但毋庸置疑，中国一定会继续进行“购买T票狂欢”（T…bill shopping spree），因为它如果不这样做，自身的出口不仅将会受到损害，超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将直线下滑。
然而，中国并非别无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中国人当然会努力使美国人的消费持续下去，但当美国的消费显然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将启动自己的‘B计划’。”中国B计划的核心将是增加政府开支，扩大信贷规模，以鼓励本国人民进行消费。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写道：“今天的最大问题是‘中美国’（Chimerica，即中国与美国相结合）继续密切合作，还是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分道扬镳。如果‘中美国’继续密切合作，我们将找到走出森林的路径；但如果它们在危机中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最佳选择应当是中美两国通力协作，逐步将它们之间的自杀性默契打破。中国应当把更多的钱用于对国内经济的投资，美国也要做出痛苦的抉择，最终使本国的经济形势好起来。果真如此，中美两国都将从中获益匪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发现可以纵情消费，无限期地推迟还贷时间。无论是对于外交还是内政来说，这种借贷消费行为都有害无益，它使华盛顿变得自命不凡、好逸恶劳而且粗心大意。但说来说去，搭便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奔向后美国世界（1）
就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来说，它虽然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记忆，但绝非史无前例。放眼资本主义的历史，泡沫、恐慌、金融崩溃和衰退比比皆是。17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沉浸在对郁金香的迷恋中难以自拔；英国人也于19世纪40年代陷入了对铁路的狂热中。甚至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也相继爆发过金融灾难。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及其前卫星国土崩瓦解，亚洲又于90年代末陷入一场金融风暴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它于1998年宣告破产，这造成了空前的恐慌，使美联储不得不出手救市，以防止金融体系走向崩溃。
但尽管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与众不同，因为它不是肇始于一潭死水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发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并由此流淌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每一个角落。这次危机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虽然有一些评论家提出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观点），但它无疑表明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寿终正寝了。目前的经济剧变只能加速我们走向后美国世界的步伐。从世界的角度看，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军事—政治权力的去合法化，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将对美国经济权力产生去合法化的效果。
人们无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何评论，都还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完善、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市场。正因如此，美国的霸权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且还延伸到了观念领域。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竞相到美国的学校学习本领域的基本技能，政治家则按照“华盛顿共识”中提出的建议发展本国经济；硅谷的创新成果令世界趋之若鹜；庞大且遍地是金的纽约资本市场是世界各大洲神往和模仿的对象，仅有的一个例外是没有人烟的南极洲。
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布拉德·塞泽尔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的代名词。“渴望筹集资金的外国借贷者必然要发行以美元记账的债券，按照纽约的法律法规办事，并且要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透明度标准。”他写道。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它的观念和制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华尔街的崩盘将使这一成功造就的遗产受到重创。2009年的美国经济将出现萎缩或者陷入萧条，随后几年的增长速度也可能非常缓慢，并将长期因为债务而不堪重负。多数欧洲国家都与美国在同一条船上。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第一世界崩盘的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金融已经完全实现了全球化，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也风雨飘摇。然而，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其基本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都有着自己可观的经济活动（国内需求），因而不必依赖向西方国家的出口。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100％都将来自新兴市场。尽管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仍然与美国紧密相连，但实体经济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对美国的某种独立性。
全球权力首先是对观念、议程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