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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因为个人对我的不满造成对我家里的不满。那时候弟弟山雨还没结婚呢，未婚妻在老家，丹就去说一些不好的话，让她家里不要同意。因为我把山雨带到北京来，她觉得我因为家人才冷落了她。她有时还恐吓，说要用一条命换我们家里人的命。我每次回去都跟她好好谈，尽量让她理解和沟通，希望她冷静下来。但是很多东西是说不明白的。”
“这段爱情你就放弃了？”
“当时没有放弃，只是想让她理解我。”
“你为什么不让她来北京工作？”
“没有条件。她有她的工作，而且我在北京那么艰苦，租着房子，又跟弟弟一起合住，所以她把怨恨转移到我家里人身上去了。
“她到了北京，天气很热。先住姨妈家，后来我家。在赛特附近，就是高枫原来住过的地方。到了家里她说不走了，无论如何也不走。我和山雨没办法，都住到王子鸣家里去。开始以为闹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住了半个月还不走。
“白天，她就到我公司去打听我的收入。我觉得女人特别奇怪，特别像侦探，什么都能搞清楚。我记得我到MTV以后她还打电话到凤凰呢，不知道怎么找的电话？任何人接电话，她就说，‘我是山奇的老婆。’所以我有时候说她是30岁的年龄16岁的智商，特别幼稚。
“那半个月是我在北京第二次最狼狈的时候。上一次是闯荡北京的半年。我每天住在外面，每天要上班，每天还要跟她去沟通。最后她就把我的东西，衣服、摆设、工艺品等等，她觉得值钱的东西，半夜运走了。”
“运到什么地方？”
“运到她的亲戚家里去了。
“这一次搞得我特别狼狈。后来我父母忍不住了，就坐火车赶了过来。我特别内疚，父母都70了，还要为我操心。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6月14日，我要举办音乐盛典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在王府饭店，现场会有很多艺人。我怕她找到现场瞎闹，就让同事封锁消息。我说如果她到公司找我的话，不要说我在哪里。
“早上我接了父母回家。她一见我父母来了，收拾东西就走了。半个多月，我的狼狈不堪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这时候我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快刀斩乱麻。
“抽空我就跑回家约了律师，那是2001年，我跟律师说7月30日回来开庭起诉。我做任何事都要把计划定好了，否则会没有时间。那年7月24日颁奖。一周后回去。所以7月30日开庭，把婚后买的房子留给她了，后来属于协议离婚。
“离婚后，冷静下来的她给我发了一封E…Mail，说对我和我家人表示歉意。还写了一首词叫《全新的生命》，希望我谱曲，是赞美上帝的，她很早就信教了。后来我给谱了曲，在教堂唱，挺受欢迎的。
“我对任何事情可能会用时间去慢慢化解，我不会刻意去顶撞、去对立。”
“你觉得这段婚姻伤害到对方了吗？”
“伤害肯定有。我如果不到北京来也许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你们的婚姻维持了几年？”
“1995年到2001年，一共7年。”
“这段时间是你在北京疲于奔命的几年，当时也没有怎么经营？”
“没法经营。我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周都在做节目，永远在忙。我记得有一次春节回家，电台的一个朋友张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奋斗是为了幸福，那我的幸福在哪儿？我不知道。”
“解决了这段婚姻，你得到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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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认为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有一点不同了。我觉得10年以后的我，有了一点变化。现在我觉得回归生活是最重要的。人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想法。一直以来我觉得男人要以事业为主，爱情要从属于事业。像我这样特立独行、喜欢漂泊的人，可能爱情只是一个奢侈品。”
“你不孤独吗？”
“我觉得其实在情感上我挺失败的。很多人只是思想上孤独，情感上不孤独。但我是思想的孤独、情感的孤独。”
“你不肯迁就对方吗？”
“感情上的完美主义，这是我一个弱点，但是我又不肯去改变它。”
“你怎么评价你的婚姻？因为平庸所以舍弃？”
“从小到大我不让自己平庸，我让自己独特。”
“但是任何人都渴望爱情啊？”
“我也渴望爱情，但是爱情是虚无的。”
“娱乐界的爱情和职业有关系吗？”
“和职业环境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职业的不稳定，情感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造成了不可知。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天长地久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天长地久只有在田园生活的时候才会拥有。农耕时代的家庭，相对稳定，不那么动荡，没有那么多的诱惑，所以才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经营。”
“面对诱惑最重要的是自控力吗？”
“自控力很重要。我身上有很强的自控能力，而且我为我的自控力自豪。”
“你还会在婚姻上冒险吗？”
“很难。因为很多冒险都可以掌控，但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不能轻易冒险。”
“你怕受到伤害？”
“如果只是一个人受伤害我愿意承受。但婚姻有了伤害肯定是两个人都受伤害。”
“你觉得世界上男女关系都是短暂的吗？”
“我觉得感情是长久的，爱情是短暂的，爱情最后会转化为亲情。”
“但是爱情毕竟是很美好的东西啊？”
“所以我也渴望。但是我的渴望和我的期待并不一定代表我会有结果，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就有的，所以这就是我的悲哀，其实我是一个悲剧人物。”
“你好像还不能真正从容？”
“对，还要继续修炼。我只不过达到了某一个境界，但是还不够高，我还要更多地返璞归真。我喜欢自然，顺其自然，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自然地生活，在功利的社会是不是不太现实啊？”
“不现实不一定就不做。如果每个人都在功利你就去功利的话，这就是随波逐流啊。但我永远是标新立异，我希望自己特立独行。”
“我的表弟结婚我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爱情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很多人得到了它却依然很平凡，很多人没有得到它，却成了不平凡的人。’
“很多人享受了爱情就变得平庸了。我觉得爱情就是这样，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平庸或者变得不平凡。”
五十 我登上了《中国青年》的封面
“有一次，我在采访屠洪刚的时候，遇上了哈尔滨的自由撰稿人澜涛。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惺惺相惜，和澜涛聊得不错。最后，他写了我的一篇报道。
“2001年8月，澜涛的稿子被我的朋友李阳泉推荐给了《中国青年》，主编彭民榜觉得我的成长和经历比较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决定让我上十月份《中国青年》的封面。
“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我不认识彭民榜。正好上半年我的朋友峥嵘给我拍了一组照片，所以，约上峥嵘一起去编辑部选照片，最后，选了一张穿着红色T恤的。我那时候还留着长发，扎着小辫。恐怕这是《中国青年》有史以来第一次登长发男人的封面。由此看来，《中国青年》多么与时俱进。从此，我和彭民榜一见如故，时有沟通，并兄弟相称。”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轮回，你感觉到吗？”
“确实。我当年是做团工作的，我给每个团支部订《中国青年》杂志。曾经有一天，我在潜意识里想，我以后要上这个封面。我就是这样想的。”
“真的吗？”
“从小到大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都会实现，我想要的东西迟早都能实现。”
“其实跟执着有关。”
“《中国青年》的封面其实挺符合我的内心追求的。”
“比较主流。”
“我内心不屑于流行的东西。”
“你一直没有和流行紧密相连吗？”
“娱乐界只是我工作的一个对象。”
“你这样才有所谓的影响力。”
“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很多人。
“今年初我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一个中戏毕业的作者，写电视剧的。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跟你神交已久，有七八年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走上这条路是因为我。他说当年我在学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和我一个组。我是老大，女孩是老五，她是他当年的女朋友。这个男孩当时是钓鱼台的一个保安，女朋友天天回家就说山奇如何优秀，逼着他要向我学习。他就在这种情况下考上了中戏，但一直没见过我。他说他走上这条路是被我逼出来的，是因为受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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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因为我在任何环境里，给予别人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身边的人，但我是无意识的。很多人会说看到我就觉得我与众不同，可能我身上有感染力，我的思想会影响他们。
五十一 我和毛阿敏闻名全国的绯闻
“我和毛阿敏为什么关系很近？因为她回国以后总是在舞台上很亲和。我问她为什么？她的朋友跟她说，‘你要跟观众互动、要沟通’。我说不对，我说，‘你就是大姐大，你在中国的舞台上你就是老大，你要树立你的那种形象，不能去讨好别人。’所以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她演出，看完以后我就跟她打电话，哪个地方有毛病？那次看谷建芬作品演唱会，我的票是她给我留的，她说‘我知道你在台下看，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我跟很多演员会有一些细节上的指点。
“对他们无形的帮助。”
“因为没有人告诉她，也不会告诉她，不敢告诉她，都只会捧着她。”
“你在太原见到过她？”
“那时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1995年的时候？”
“1995年我第一次见到台下的她。”
“后来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
“2001年音乐盛典颁奖，那年她领奖。我记得上台前，她盛装上台，因为有一截台阶，她很自然地伸出手来，搭在我的手上，我就拉着她走到台口。她后来说，没想到我们合作那么自然。”
“你向她提起过你第一次见她吗？”
“没有，忘了。因为我们一见如故，后来就经常联系，通电话，然后也约了聊天。有一次我去大会堂看《巴黎圣母院》，我还打电话问她去不去？正好她不在北京。我们之间没事，就是好朋友。”
“你们全是谈工作上的事情吗？”
“也谈思想，我们沟通思想。那次在港澳中心，我说，‘这么多年我特别感谢在我人生路上设置障碍的人，我特别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使我变得更坚强。’她说，‘你这句话特别好，像歌词。’
“她也说她的经历。她到国外也是特别沮丧，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当地的报纸有她的报道，而且报道的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她躲不开这个环境。她就觉得受不了。她几次都想自杀，后来在教堂里找到了平静。”
“在你眼里她是一个深刻的女人吗？”
“她有聪明的一面，也有傻的一面。”
“聪明在哪里？傻在哪里？”
“聪明在事业上，她唱歌、选歌，对事业的追求。她是艺术上的聪明，生活上的傻。她很简单，很随意，不会想很多。”
“绯闻是怎么出来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北京有线电视台录《天籁村》节目的时候，白天，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网上头版头条有我照片，说我是毛阿敏的新男友，我们在港澳中心约会。”
“你们俩的照片？”
“我一个人的照片。《中国青年》的封面，本来是红色的，变成黑白的了。最初电话来，我还作一些解释。后来发现你越说越不行，会给你添油加醋，会编造。我每次都相信他们会替我辟谣，最后反而是越相信越放大，后来我就觉得没法说。”
“你和毛阿敏是好朋友的关系吗？”
“我和毛阿敏经常有沟通，是好朋友。”
“那天她演出？”
“她参加谷建芬在保利剧院的作品音乐会。她给了我票去看，演出结束后我们约在港澳中心见面。因为平时大家只是电话沟通，那天在那儿聊的特别好，特别透，她也谈了她在香港、加拿大的经历，我也谈到我的一些感悟，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