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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夜，非常美丽（4）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次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这就是田震，执着于孤独的田震。
在大家同声合唱、和着节奏的掌声中，田震退到了灯光后面。在音乐和掌声中，大家等待着崔健出场。
三
“你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崔健出场了。他抱着吉他，穿一件蓝色的甲克，草绿色的背心，胸前印着一颗红五星。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歌曲还是那个歌曲，崔健还是那个崔健，只有时代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西安观众的热情和掌声依然和八年前一样，奔放而热烈。
“我在八年前来西安开演唱会，八年后，我又来了。西安的朋友们，怎么样？”崔健问。“好一一”“凑合”一片响应声。
《混子》、《笼中鸟儿》、《春节》、《宽容》、《红旗下的蛋》一首接一首。
观众席上的观众，挥动着手臂，尽情地叫着。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寻找着观众的反应。高处有一位观众站着，裸露着上身，猛烈地舞动着手中的衣服。二层的栏杆后面，在观众席前，三位少男少女跟着崔健的歌声，忘我地跳着。当追光灯照着他们的时候，全场的掌声更热烈了。
此时的崔健开始热了，他脱掉了外套。
“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爱较劲，不过是积压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崔健唱这首《时代的晚上》的时候，吹起了他原来的本行一一小号。观众已经振奋了。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美丽的姑娘，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崔健的演出除了乐队以外，还有一男一女伴唱。他们用RAP说唱的风格，在台上又唱又跳，整个舞台热闹非凡，气氛很热烈。这种形式与以往的崔健相比，更现实，与时代更接近。
崔健喜欢让观众和他一起对歌。除了让大家唱“凑合”以外，还有一首新歌，他要求观众在他唱到“是不是我软弱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更像一个情人”。所以，到后来，整个体育馆一遍又一遍地吼着：“更像一个情人”。
崔健说：“我知道大家喜欢听老的歌，但我还是要唱新歌”。尽管如此，说是说，做是做。崔健还是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花房姑娘》、《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吧》、《一块红布》、《不是我不明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
“怎么说，怎么做，才真心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喔，一二三四五六七……”
崔健还是崔健，摇滚依然走在新长征的路上。望着崔健头上开始稀落的头发，我想，假如有一天崔健老了，不唱了，崔健将还是崔健，崔健永远不会倒下。崔健的名字已经作为一种时代的象征，铭刻在现代音乐的历史的天空上。
四
喧闹的西安平静下来了。古城，也会激动吗？
演出结束了，人也放松了。午夜，大家和崔健、田震一起来到东新小吃街，和昨天一样，小吃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转来转去，寻找着合适的地方。不时有人认出崔健和田震，便相互伸长了脖子观看。
午夜很冷，一一落座以后，每人要了一杯热热的稠酒，暖暖身体。田震饿坏了，先去隔壁摊儿要肉夹馍吃。早在来西安的时候，就听田震唠叨，西安的肉夹馍好吃，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大家一通猛点，最后都吃撑了。
我对田震说：“你一直担心的嗓子问题，最终没有出现问题。”田震说：“你说得还是有道理的，潜意识中，我一直在担心演出会不会出现意外，毕竟这不像以前一个人演出，这次台上有那么多的乐手需要配合。”
听了田震的话，我想，田震还是很敬业的。这次跟着崔健和田震从排练到演出，可以看出他们属于那种对己对人都很认真的人。在今天的社会，浮躁和膨胀的现象不断涌现，认真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喝酒的时候，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过来唱秦腔，唱了一段《秦香莲》，又唱一段《窦娥冤》。秦腔特有的高亢和颤音，在小男孩细嫩的嗓子里冒出来，让大家一阵又一阵地悸动，连连喊“好”。小小年纪就出来卖唱挣钱，饱受冷暖艰险，很不容易。秦腔的余音在空气中绕梁。假如说，昨天的西安和我很近很近，那么，今天的西安让我很感动。
古城的夜，很静、很美、很亲切。
1998年12月
二十三 世纪末的摇滚盛会
“你怎么看待摇滚乐在中国的成长？”
“摇滚是情绪的直接反映。当年崔健用摇滚的方法唱了一首《南泥湾》，跟郭兰英的唱法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特别好，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一种状态。当时因为有领导说这是“红歌黄唱”，所以崔健一脚被踩到地下。亚运会的时候崔健为亚运会筹款，演两场。现场很热烈、很疯狂。但是演了一场就封了，第二场没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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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夜，非常美丽（5）
“我记得1998年中国摇滚去河南新乡演出，那次是1993年以来中国摇滚的一次大汇聚，特别振奋。因为摇滚音乐人都零零散散地在酒吧演出，没有这样一个舞台让他们去展示。
“1998年9个乐队，浩浩荡荡，开着公交大客车，开了7、8个小时到了新乡。我记得我坐的那个车中途还修了两次，好事多磨。”
“你去做节目吗？”
“我在凤凰卫视，去拍新闻。当时所有的音乐人都特别兴奋。我记得应该是1998年的春天，名字叫“中国新音乐演唱会”，没叫摇滚音乐会。
“为了让这个摇滚演出更加顺利，所以让孙楠开场，唱《红旗飘飘》。唐朝、轮回、清醒、零点、超载、眼镜蛇、鲍家街、指南针和1989乐队等等。
“这是世纪末来临时的一次摇滚乐的盛会。所有的音乐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次不为名、不为利的演出。我记得在后台，所有乐队的鼓手同时敲起了不同的节奏，就像过着一个盛大的节日。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在箱子上，那激动人心的节奏，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房。那种力量很振奋，让人热血沸腾。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汇聚，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有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展示他的表演，所以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商业的参与，表达真实情感的东西是最能感染人的。那次回来我跟崔健说，你没去非常遗憾，这是本世纪末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聚会。到了1999年，第二次新乡汇演，崔健去了。”
“为什么选择到新乡呢？”
“那个地方让演出啊。1999年共有11个乐队参加，第二次大汇聚。我记得第一次汇聚的时候，我在现场访问观众，所有人都说要看崔健，但是崔健那次没去。
“1999年，真正的世纪末的一年，当崔健唱起《一无所有》的时候，全场，是体育场，一片合唱。那种感觉，我现在想起来全身都会汗毛直竖。很兴奋、很振奋。摇滚乐其实就是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
“它传达了什么东西？”
“传达的是一种直接的情绪宣泄。我当时的兴奋是因为感动，有那么多人在呼应他，被感动着。”
“你感受到的是音乐的力量吗？”
“不是，是这些人的状态感动了我。这些鼓手在一起敲鼓，这些观众一起合唱，是这种东西让我感动。新乡就因为这两次演出，被称为中国摇滚的基地。两次我都全程跟了。”
“当时的现场有多少人？”
“有4万人吧。”
“大部分是年轻人？”
“年轻人，还有一些三四十岁的崔健的老观众。所以，那两年的摇滚给我记忆犹新。一年我在凤凰，一年我在MTV。”
“你跟崔健的交往多吗？”
“跟崔健的交往不是很频繁，但是也经常相聚。我跟他第一次合作就是中国摇滚的十年回顾，那一集做了上下两集。里边有崔健当时的七合板乐队，还有后来他自己的乐队。他在现场还表现了一些打鼓的技术，他不是专业打鼓的，但是他会玩两下。在他的排练场，那时候对他也有采访，主持人是蔚华。”
“你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样子？”
“他很随意，如果不看他那张脸，他这个人是很普通的，跟我们看到的生活中任何一个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他生活中不像明星，不是光芒四射的。他的魅力只有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才体现。我看过他在大使馆的演出，非常受欢迎。崔健的演出都是在大使馆、酒吧等小型的地方。因为不批，没法公演。
“有一次我跟崔健说，‘我对你有个评价。’我说崔健之所以有今天，还在努力地写、努力地唱、努力地有激情，应该感谢这十多年来对他的压制和控制，如果没有这种控制也许早就懈掉了。他说这倒也是一个说法。
“我在凤凰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无能的力量》，约了他做了采访。我记得是在热点迪厅旁边的鸟人酒吧，是鸟人唱片的老板周亚平开的。我还写了篇访问崔健的文章。之后就是做专访，我把崔健和刘元约到一起对话，我跟他合影的那次，在三元桥旁边的一个二层的酒吧，现在已经拆掉了。”
“你说崔健受控制，在什么地方？”
“不让他上电视，不批准他演出。他的演出只能在国外，在酒吧。但是他的观众大都在中国。歌手没有舞台，就像鱼没有水一样，需要很强的生命力才能生存。虽然他的CD是可以发行的，但是摇滚乐不让登舞台、不让上电视，所以他永远没有推广。
“对崔健，我一直希望来推广他。我在Channel［V］的时候推广过他，拍过他的演唱和新闻，在凤凰也拍过他，但是在MTV我就没有。
“其实崔健跟MTV是有渊源的，他在1995年受MTV的邀请参加MTV美国的音乐录影带大奖的颁奖典礼，那次他受邀去观看。我后来曾经问他感觉如何？他说非常好，在现场就跟听CD一样，出席的都是国外顶级的音乐人。”
【回放】
“我觉得对得起自己”
——崔健访谈
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摇滚之父”的崔健推出了他的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
崔健说，新专辑的审查问题不大，歌词略有改动。“我挺喜欢这个专辑的，我觉得对得起自己。”
巴黎的夜，非常美丽（6）
崔健从1989年起，到1998年，每隔3年出一张专辑。对前三张专辑，人们最满意的还是第一张。崔健认为，第一张专辑从情感上来说很感人，是很多年积累的结果，但音乐比较简单。“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音乐上比较成熟。但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是最新的这张专辑。”
“我做音乐不会根据大家的想法去做，我首先要表现自己。只有自己觉得舒服，自己才能满意，这样才能去得到别人的喜欢。做音乐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要谨慎地去把握。”
“有人说我不太容易与人合作，其实我生活中是很随和的。只是我对音乐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工作上比较严格。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好合作的。”
崔健说，很多人觉得做音乐一定要区别于他人，其实，形式上的东西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创作。“别人承认与否，我无所谓。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描述了我的思想就够了。现在做音乐很难，自由创作就像一个软件。当然，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它需要硬件，硬件就是环境，但我们现在无法选择环境，所以，摇滚乐只能委屈求存。当无法改变硬件之时，便只能从软件上去改变。”
“有些人说大家不努力，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客观的环境却让许多努力的人没有结果，而许多不努力的人却达到了目的。”
“90年以后，媒体比较关注摇滚乐。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们突然受到了关注，把握不住，会失去自己，很容易倒下。现在许多年轻的乐手，已放弃了许多理想，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写歌很快，但我不愿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第5张专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
“我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士、日本、香港。欧洲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