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 第4部分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手插进裤袋里，刚好把酱色马甲揽到后面，露出里面干净的白色T恤，他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大哥、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得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煳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了一段，后来也走了。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5）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声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米。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见天：每天。

＇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元，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1995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1994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二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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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下来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整夜对料。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二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阴历三月十九黑晌去世，二月初五那天生病。他骑车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当时去青岛医院，都想着镀金厂有影响，光亮他们在电话里还在说想到北京找咱们老乡去告状，意思是厂里的责任，看能不能赔偿一些钱。我们也打听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赢，第一经济不行，第二也没有那个人，找不到有权力的人。人家还说小柱有先天性心脏病。净放屁，活这些年也没听说他有这病。从青岛到南阳，还是梁贤生弄个车送回到咱们穰县医院。

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蜡黄，人都没劲走了，梁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当时花三万两千多块钱，姊妹们都出钱。都是借的，那时候挣哩少，出来打工都只是顾住家。

2002年你大婶去世，是食道癌，发现时医生诊断已经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饭，到最后忽然通了，喝茶轰隆下去了，一下去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时六十八岁。人好，也可怜。一辈子没管过家，都是奶奶把着钱。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六月一号去的，十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十一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八月二十日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7）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1月份，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

＇，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

＇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二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年、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8）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