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囧:小手枪在哪里—啊啊
ps: ; ;导读:下了决心,立了誓言才去剧团去做整顿工作的,而且配了心爱的小手枪,将它作为反腐的警示道具。可是,在初恋情人小白鹅的进攻下,汪有志还是投降了。人性与道德在这一章里有充分的表现。
就在那年夏天,雉水县打响了修建雉河大闸的水利工程。
这是一个前进的年代啊,刚刚结束了反右运动,现在又开展了建设跑步进**的运动。我们县在运动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建了不少厂子,整修了街面,新修了砂石路,城区也扩大了不少。我们县从城到乡,都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的场面。雉河水利工程,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工期要好几年,因此,必须作一场硬仗来打。
雉河两岸不光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还搭了一排排的工棚。为了给民工们鼓劲,我向县委请缨,要将剧团拉到工地上去,让剧团演职人员与民工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来可以改造他们的小资产阶思想,二来可以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为他们演出,为他们带来欢乐,让他们消除在工地劳动中的疲劳,换来更加冲天的革命干劲,为早日奔向**作出我们文艺战士的奉献。县委对我的这个提议认为非常好,他们在常委会上议这件事的时候,不但没有反对意见,还发出了感叹:“汪有志同志不是木有能力的,你看看他的思路,多活跃,多有创意,这个同志选对了。”陈书记听到这个议论,也很高兴,因我为是他的人嘛。
于是,我就带着剧团来到了红旗招展的雉河水利工地。他们在那里,吃住都和民工在一起。白天如果不排戏,就与民工一起参加劳动。
剧团一掺和进来,工地上就非常用热闹了起来。前来参加修水闸的民工,都是青壮年农民,一身有使不完的劲,身上的荷尔蒙分泌的又多,又离家不能与老婆团聚,身上的那种骚劲施放不出来,总是烦燥不安。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就有生意场。村妇到工地上卖菜,民工们就买着人家的菜吃着人家的豆腐占着人家的便宜。你看看这个镜头头:一位村妇挑了一担子黄瓜和杏。一位民工只买一根黄瓜,又捡了两只连在一起的杏,上秤的时候,将两只杏与黄瓜摆成了男人的那东西形状,后边买菜的民工看了就笑,村妇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却装作不知道,只要能卖掉货物。钱拿到手,管它摆成什么鸟样儿?随便你使浪劲去,管个屁经。但这位民工见村妇无动于衷,就觉得不过瘾。于是,便指着他买的黄瓜和杏对那村妇说:
“大姐,我破个谜给你猜:一个黄瓜俩杏,越拨拉越硬。你猜是个啥?”
这也太明显了,公开进行挑衅了,这样的话在我们那个地方。谁都能听懂这个葷谜葷猜的谜语,村妇原来不说话,让他占点便宜,为的是想将筐里的黄瓜和杏卖出去,如今听这位民工叫了板,就笑了,说:“要我猜吗?得有个条件。”
那小伙子见搭上了帮,就激动起来,好象得寸要进尺,说:“好,好,你只要能猜出来,啥条件咱都答应。”
村妇说:“你将这筐里的黄瓜和杏都买了去。”
一说都买了去,那可得好几块钱呢,一个民工,哪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个块儿八毛的,也舍不得花在这上头呀?民工笑了,却说:“你猜不着就是猜不着,也用不了让我都将你的那些东西都买完呀。”
见那民工不肯答应买完她的杏和黄瓜,就说:“我猜得着不想猜就是了。”
“那你能猜着你说这是啥?”
村妇指着黄瓜和杏说:“这是你爹的舌头,这是你娘的眼珠子!”
民工说:“我让你猜谜你咋骂人?”
村妇说:“你咋不让你姐你妹猜?”
于是,二人就对骂起来,骂急了就动了手。一动手,黄瓜和杏子就遭了秧。村妇不是一人,民工也不是一个,同村卖菜的一齐帮村妇讨回公道,民工们也仗着人多势大力气又大不让步。杏子如飞弹,黄瓜如弯刀。趁乱,有人摸了那位村妇的**,这下算是惹下大祸了。村妇们放下担子回了村。不一会儿,村里男女老少,手持木杈、铁楸、木棍、菜刀黑压压地向工地涌来,民工们也各持自己的劳动工具准备一场恶战。
就在大战即将爆发的那当儿,公安局长及时赶到,朝天鸣了一枪,才算控制住了局势。最后由县水利局出面,包赔了村妇的果菜,犯事的民工向村妇赔了不是,这事才算了结。
修水闸的工期很长,需要三年的时间,民工要在这工棚里干三年,那就不是一般的短工活,而是象在家里种庄稼,象过日子一样,去完成一个浩大的工程。民工成千成万,又都集中吃住在工地上,如果组织得不好,生活、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那可就糟了,就不是象上面说的调戏村妇的事发生了,械斗、偷抢、过失等案件都可能发生。为了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县委对此事很重视,在工地上建立了指挥部,民工变成了民兵,以连排班进行编排。与此同时,工地还建立了临时派出所,防止治安案件发生。民兵组织还加强了对民工的纪律教育,要求人人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有了一手硬,也得有一手软。县里为了排除民工的寂寞,一月为民工一次放电影,同时,在额的建议下,又让剧团驻进工地,为民工演出。因为能看上戏,既解决了民工离开家乡的寂寞,又缓解了一天的疲劳,民工的情绪果然也就高涨。
每次演戏,都是人山人海的。看了戏之后,民工的劳动积极性也就更加高涨,劳动起来更有劲头,这里也有额的功劳,为此,县领导表扬了剧团好几次。
县委对额的工作表示了满意。我也很高兴。
说着说着,半年的时间就快要过去了,我来剧团当组长也近半年了,我在这半年里,几乎都是在水利工地上过的,我的表现很好,这是公认的,剧团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是公认的,按照组织找我谈话时对我的承诺。我也快要转正了,要正式地当团长了。
为了防止走前车之辙,不象老翁那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我时时提醒着自己,别走前车之徹,别犯翁明亮那样的低级错误。我在陈书记面表信誓旦旦地表过态,而且是带着小手枪来的,我不能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不能为老领导丢脸。
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将我那只心爱的小手枪拿出来,用擦枪油将它擦得铮亮。那只枪,虽说很不好看,工艺很粗糙。跟现在的自制枪差不多,但我却将它当作宝贝。因为它是额活捉马九的见证物,是我立功的凭证,是我光荣历史的一页。
小手枪变成了我的行头。变成了我的随身佩物,变成了我身份的象征,我不能没有它。不能离开它。我每天晚上将它擦拭一遍,然后将它放在枕头底下,我枕着它睡觉,就觉得枪离我很近,我的阶级觉悟就会提高,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有点警觉。第二天起来后,我洗涮过了,穿着好了,才将我的小手枪取出来,别在腰后面,屁股后面就露出二寸长的枪管,让人们瞧见了心里一惊,我的感觉也就非常之好,同时也觉得我象一位上了战场的战士,随时准备着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
我在剧团里工作,我与那些演员打交道,我知道那些红男绿女们说不定谁就是一发糖衣砲弹。为了防止被糖衣砲弹打中我,我就将小手枪的意识提得高高的,一想到我身后有支小手枪,我就会将脸板起来,不多说笑,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好象是一位战士上了战场,进入了临战姿态,谁还敢在我面前马马虎虎、说说笑笑木个正经呢。剧团里的演员由于职业的原因,嘻嘻哈哈地惯了,他们在我面前说话总没有个正样。我对他们这一套就表现出十分地厌恶,我知道额的前任翁明亮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中被拉下水的。
可是,这些嘻嘻哈哈的人群里,也有小白鹅。这个小白鹅,你与那些人掺乎在一齐干什么呀?我来到剧团当工作组长后,成为了小白鹅的领导,我心里当然抹不去过去对她的那份暗恋,那个曾流过血的伤口,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隐隐作痛。来到剧团后,我想她,能见到她,可我又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那种心情,见了她只是点下头,或者哼一声,算是过去了。我这种想,还不如不想,这种恋还不如不恋。这就象是一只香甜甜的果子,放在你的面前,只能看不能吃,心里再急再痒也木有用,这不是更折磨人吗?这也就算了,问题是,自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来到剧团领导他们,小白鹅看我的目光完全又变了一样,那目光温柔似水,带着深深的情,深深的爱,深深的恋,那目光就是语言,就是暗示,说是信号也是可以的,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她爱我,或者说是喜欢我,或者说她要告诉我她现在不是以前的小白鹅了,不是幼稚的小白鹅了,不是瞎眼睛的小白鹅了,现在的小白鹅是成熟的果子,是觉悟的美女,是智慧的女人,是专一的相思鸟。
叽,老天爷给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给我的痛苦却是无限的。
我与小白鹅写情诗的故事,剧团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知道这是我身上的一块疤,这块疤很丑,很难见人,很丢人现眼,谁若是一揭我这一块疤,不仅让我受伤、流血,还会给我造成灰常大的痛苦。好在是,事情发生在青少年时代,好在是我又当上了打土匪的英雄,好多年都木有人再提我与小白鹅之间的故事了,也许是人们忘了吧,这样最好,给我减少了痛苦。
人们不提我与小白鹅的那段尴尬事,并不能说明小白鹅与我的事就两清了。因为,我与小白鹅心照不宣,说句粗话,这是裤裆里摸虱子,不招外手。谁知道谁的。我是剧团里的领导,我不能与演员们嘻嘛啦哈的,可小白鹅不同,小白鹅毫不掩饰地向我飞眼神,象是甩钩魂枪。有一次,我准备组织演员们排新戏,没排戏之前我先给他们作个动员讲话,演员们就在会场里集合好了,一个不少,说说笑笑的。嘻嘛啦哈的,他们在等着我。当我一进会场,没有人敢多说话,却见小白鹅在人们面前对我来一个飞眼,口中念着戏词:“我们的领导――汪组长来―――也――-”全场一片喝采。那一飞眼,就象红娘飞张生,好不可爱,好不舒服,真有想上去抱她一下的冲动。可我却一脸的严肃:“干么,干么?开会了,严肃点。”我给小白鹅泼一头冷水,小白鹅却一点儿生气的意思都没有。背地里。她还与她的小姐妹们在一起议论我,说我有文化,有水平,有工作能力。县委重用,人虽然长得不是十分的好,一对母狗眼。一张糖锣脸,一笑仨酒窝,说话娘子腔,有时还的是的是的秃舌头,但这并不影响我是位男子汉。她过去看到我总觉得我很丑,但自从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咋也不觉得我丑了呢?她还问她的小姐妹们这是么原因。她的小姐妹们戏弄她:那是你爱上汪组长了。小白鹅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又问她们:那你们说,汪组长值不值得爱呢?小姐妹们答:当然是值得爱的。小白鹅说,那你们谁爱他,我给你们牵线搭桥。小姐妹们这才知道上了当,反击道:我们哪有那缘份,汪组长是你胡大姐的私有财产,我们与汪组长那是隔差太平洋握手――够不着。另一位小姐妹说,我们与汪组长那是戴着草帽亲嘴――差一百圈子呢。
我们大众梆剧团里的演员因为都是草班子里挑来的,都是旧社会的艺人,有文化的人没有几个,为了提高他们的素质,我就将我过去扫盲的那一套搬来,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组织他们学文化,学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我曾在演职工会议上说:“学习是很重要的事,要跑步进入**,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是。上边号召学文化,也要学时政。咱剧团里的演员,包括一些台柱子,认识的字,也只是钱上的那几个数。这怎么能行?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识字的是。”
从那以后, ;我就在每天的排戏前后,都要教演员们学十几个字,时间一长,他们看报读报也就方便多了,还有助于背戏文、台词,大家也就很积极,学文化的热情很高。
那一天,我很累,好想喝二两解解乏,正好这时候接到蔡平的电话,叫我到宣传部去一趟。我到了宣传部后,蔡平忽然从屁股后面掏出一只小手枪,抵着我的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