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日记- 第14部分

　　　　“三十天恍如一场梦”，朋友这样对我说：看守所的日子真不是人呆的，要不迟志强当年就不会唱出“悔恨的泪”了。里面的物价也特高，在里面“赶街”（其实就是放风），一条小红河要35元，而犯人是不能使用现金的，不知道谁的明，就用等金券，也就是说家属是不能去看你的，在未判刑之前，你的一切都还得自理，生活费就靠家属或朋友到看守所去挂了，如果没有朋友或家庭凄惨的，在里面就只有受气的份了，先是狱犯们要你孝敬，之后你还要疏通和同仁的关系，否则你拳头天天有吃的，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就是磨推鬼。比地狱还地狱，难怪一个狱犯这样说：管教，你们把我毙了都行，我是不能再进去了！

　　　　这样的话意味深长，我不知道当局和政局是怎样想。当然，对那些残害人民群众的是罪有应得，而那些受冤枉的呢？他们在里面的待遇真的就是一切都被博夺了吗？我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这与我们这个文明的中国是多么地不相协调，相反一个人的一生要是进一次看守所，也许他的这一生就永远地完了！我们的执法机关，为什么不能在掌权确切证据和确实他确实犯法的基础上再行动呢？这是对每一个公民负责呵

　　　　结束语

　　　　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法制的年代，我们的公民有被错判或被冤枉判死型的，也许他们的生命真的一文不值，但就是这些小人物才能组合成大世界，没有小人物的生存是没有大人物的享乐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何面目要他的小老百姓去遵纪守法呢？每一个吃皇粮的人，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再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有几个是为老百姓真正办事的，一年的财政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相反轿车、洋房和情妇一个比一个多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拿我居住的城市来说，这个税那个费已经使老百姓走到生活最危险的边缘，有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税和费，我不知道这样想正不正确，犯不犯法，但有一点我自己可以给自己肯定：那就是做人的无怨无悔，上不愧天下不愧地的理论，自然是我行事的方舟了！

　　　　他是个回民，三十出头，转业军人出身。五尺高的汉子，四方脸，浓眉大眼，络腮胡子。经常很威武的在号里号施令，那是在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管教干部一出现，哪怕一有动静，他就会立刻耸起双肩，弯下身子，低下头作老实状。有时是一场虚惊，我就开玩笑说他“胆小，松！”，他愁眉苦脸的说：“我就这个体格和长相，在这儿吃大亏了，老说我不老实。”

　　　　他常拉我避开众人，到小院的角落席地而坐，窃窃私语的“个别谈心”。

　　　　他在部队是个小干部，转业以后到市电管局搞业务，为人豪爽，爱交朋友。深受领导重视、深得同事称赞，又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和聪明乖巧的五岁女儿。单位也不错，是个人称“电老虎”的肥得流油的衙门。凡事都有两面，好的条件也养成了他不肯吃亏的火爆脾气，人们依了他的名字叫他“虎哥”。每当说起这些话题，他就无限感慨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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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40）】………

　　　　他说他是栽到一个组织部干部的手里，使我格外感到兴趣。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年前他外出检修电路，完事以后当地请他吃饭，自然免不了喝点酒。回来的路上天已黑，他开车沿公路右侧往城里走。忽然公路前边右面的小路上，倒出了一辆小轿车，倒的很急，老赵急忙处置，车右方前侧和对方车的左方后侧生了刮蹭，并不严重。

　　　　本是平常一起交通纠纷。

　　　　老赵下车前去论理，对方车上下来两个人，也是出言不逊。双方由口角到拉扯，再到推搡，最后老赵一把将其中一人推倒，扬长而去。

　　　　回去以后，尽管老赵懊丧不已，但也没当成大事。几天以后，派出所通知他去一趟，向他出示了“涉嫌故意伤人罪”的逮捕证，他还和所长说：“老哥，你们搞错人了吧！”

　　　　后来家里请了当地一个年轻的律师，据他的律师说，诉方指控他那天晚上酒后开车，造成事故，还挥拳打伤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该市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

　　　　律师看了起诉书以后，现对方提供的伤情的有关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据竟是在出事前一个月的验伤报告。因此对老赵表示很乐观，准备做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他不知天高地厚，非常自信的要求法庭的法官等回避，理由是他们都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而这个案子的审理涉及到组织部的干部。

　　　　法庭忙乱一阵后，宣布休庭，从此再无音讯。一拖就是几个月，把老赵拖得心力交瘁，在狱中患了高血压。那个年轻律师也不见了踪影。家里万般无奈，又请了律师。这次律师一来，竟先谈民事赔偿，对方开价二十万人民币，让老赵斟酌。如果同意，在委托书上签字画押，认错认赔，并委托他老婆办理，然后再谈刑事问题。老赵一听就火了，虎目圆睁吼道：“这是敲诈！”律师走时语重心长地说：“你呀，惹谁不行？单惹组织部的，哎哎，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老赵这可犯了大难。

　　　　民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这年头官场上谁不想年年有进步！随着进步，你可以几乎不受约束的满足你任何高尚的抑或卑劣的动机……，人家削尖了脑袋，巴结还巴结不上组织部的人呢。在那些执法人手里，这可是没有成本的大礼呀！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拿钱让他们得好处，即使出去了，欠一屁股债，至少白干十年。什么***世道！我和他们干到底了！”老赵狠狠地说。“但是一想起老婆孩子，真要是判个三年五载，这个家、自己这一辈子可就毁了。”中国人身上不甘屈服，据理抗争的精神和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传统在老赵脑子里交互占上风。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他常常紧皱眉头，一圈一圈沿着小院疾走。像是“狮虎山”笼子里的老虎，时而低吟，时而长啸。真是一个万分痛苦的抉择！

　　　　他常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希冀从我这里得到点拨和支持，我只能狼狈的避开他的目光。

　　　　我能说什么？！我只是慨叹，地方上一个小小的组织部干事，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这样鱼肉百姓，谋取私利，置国法于不顾。而官员们还要竞相巴结，唯恐落后。可见一斑！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么诱人啊。

　　　　我感到悲哀，“管理众人之权”早已异化为“统治众人之权”。而这个权力在使用的时候竟可以不讲任何规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为之奋斗终身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们呕心沥血几十年工作的结果吗？

　　　　老赵终于屈服了，十天以后，他见完律师回到号里，拿起卫生纸狠的拼命地擦他的右手食指，好像要擦去他的耻辱。残存的印油像血一样，怎么擦也擦不掉。以后，他再也提不起精神号施令，对号里的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惴惴不安的等待最后的结果——他怎么能踏实呢？万一人家钱照收、刑照判，那可就全完了。

　　　　一天，他拿出新买的一个笔记本，让我在扉页上写几个字。我沉思了一下，把他的名子隐在里面写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虎归山林，来日方长。”

　　　　算是鼓励他面对未来。他珍惜地把本子包好放在褥子下。

　　　　我至今感到内疚。以我当时和他的关系，是可以给他一些规劝的。我应当给他以支持，让他坚定和丑恶的东西作斗争的信心。从道理上讲，需要用斗争取得自己的权利，忍让只能使坏人更猖狂。可是我没有，我只给了他廉价的同情。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也是帮凶。

　　　　但是，如果他的抗争招致更大的风险怎么办？

　　　　可是，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而且和他心照不宣，现在虽然忍了，但仇是结下了，在等待时机爆！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早上当他抬起头来时，我看到的竟是一个深目高鼻的二十左右岁的“老外”！手上缠的绷带渗出鲜血。原来他是维吾尔族人，住在南八号，因为受同号人的欺侮，忍无可忍，一拳击碎厕所小窗户上的玻璃，用碎玻璃自卫。所方在问明情况后，立即把他调到南一号。之所以调到我们号，我想可能是由于号里有老赵这个回族人，再加上最近以来号里比较平静，一直没闹什么事的缘故吧。（很快，所里为了消除隐患，把所有小窗户的玻璃全部卸掉。）

　　　　破烂的衣衫，遮不住他强健的肌肉，深眼窝里那双淡黄的眼睛，总是带着忧伤的眼神。赵君虎称他为“穆斯林兄弟”，我们则叫他的名字——阿卜杜（其实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为了顺口我们省去一个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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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41）】………

　　　　他的案情是这样的：

　　　　他和他的老婆在此地做小买卖，收留一个新疆来的朋友给他打工，同时还雇了两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伙计。一天，趁阿卜杜不在，这个朋友对他的老婆，维族美人阿依古丽非礼，遭到阿依古丽的痛殴，他知道后也怒不可遏，依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把那个维族登徒子打得半死。临出门还让两个小伙计再“给他点教育”。

　　　　这下可闯了大祸，当他回来时，两个小伙计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朋友躺在地上只剩了出气。他们两口子赶快叫了急救车将朋友送往医院。终因伤重不治，抢救无效而一命呜呼。他们也双双进了看守所。

　　　　阿卜杜很快就成了“南一号轻声合唱团”的成员，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的声音浑厚悠扬，唱起前苏联歌曲韵味十足，和号里那些五音不全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当他唱的忘情时，还常常自由挥，即兴加上一些维族歌曲的歌词和曲调，非常优美动听。

　　　　当夜幕降临，各号的铁门在封门时，出了由远及近的沉重的轰响，很快又归于沉寂。没有了白天的蝉噪，只听见蟋蟀在断续的低鸣，更显得格外安静。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就靠在我身边吟唱。我常常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好像我们是在辽阔的草原上，无垠的星空下，燃烧的篝火旁，一个声音从远远的地方传来，如歌如颂，如泣如诉。犹如一个小伙子，用歌声召唤他心上的姑娘。这时，阿卜杜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带着痴迷的微笑，忧郁的眼睛里也闪着金色的光。

　　　　“想阿依古丽了吧？”我问。

　　　　“想妈妈！很想！”他用生硬的汉话轻轻的说。

　　　　啊，他唱的是怀念母亲的歌。

　　　　他说他的故乡在南疆，妈妈六十多岁了，生了七八个孩子，爸爸早已离家而去。妈妈对他们非常好，不论男女，不论排行，把儿女抚养长大。他是最小的一个男孩，他说他不希望妈妈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否则妈妈会很难受，但是他非常想念妈妈。

　　　　吃号里那些无法下咽的饭时，他经常说：“我妈妈做的饭最好吃！”

　　　　咳！整个是个孩子！

　　　　“阿卜杜！你妈妈来啦！”

　　　　一天中午，在大院跑号的小令狐（所谓跑号，是所方用一些情节轻微的关押人员，在各号之间作些服务性工作，比如吹哨、放水等，信息自然要比我们灵通）趴在南墙高高的窗户上激动地说了一句，又匆匆溜掉了。

　　　　如晴天霹雳，把阿卜杜震得张着大嘴，半晌说不出话。

　　　　“不会，不会。我家到县城，走路要一天多，还要坐两天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这里。我们都要用一个礼拜，六十多岁的人，从来没出过门，也不懂汉话。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欺骗我，拿我开心……”他拉住我，像给我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

　　　　直到监管人员叫他出去，他还不敢相信，十分疑惑的走出号门。也就是二十多分钟吧，当铁门再打开时，进来的阿卜杜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光头上戴了一顶绣花的新疆小帽，上身穿了一件绣着花边的绸衬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显得十分英俊。他背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包袱哼着歌进来，竟好像是刚刚逛商店归来。这样的包袱有两三件。当他打开包袱时，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就像变魔术，眼前出现了：

　　　　铺床用的，厚被子、薄被子、褥子、枕头、花床单、花枕巾……；

　　　　还有穿的，夏天的衣服、秋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外衣内衣大衣应有尽有，满满堆了一地……；

　　　　还有吃的，上百个烤得焦黄酥脆的馕，一小纸箱散着浓郁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