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不是那个生了坏疽的垂死者，我没有等待着那架飞机，我的目光不会顺着山脉直至雪峰。我只是困居在这座八百万人的城市里，不知道将去何处。
“看来你在这个夏天经历了很多事。”
也就是这几天而已。之前我一直在化妆品店里工作，那家店档次不高，并不像是我母亲的朋友或是我那些女性同学会光顾的地方。我原本打算在布朗克斯区找暑期工作，但并没有适合的。在布鲁克林区找份工作更为稳当，绝对不会碰见熟人，可是那儿离拉奇蒙就更远了。我的最终选择似乎有点奇怪，但我做得不错，背了一些资料之后能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十分专业，他们问我这颜色是不是合适她们，我总是假装思考一会然后作答。事实上我不知道，我不懂女性们精通的那些化妆门道，我甚至分不清绿色和蓝色。可是他们好像都很把我的评价当一回事，甚至觉得我的意见很有价值。不管怎么说，我不了解女性，在胡乱建议了多次之后，我的良心也麻木了。前些日子我辞掉了工作，准备专心完成论文和一些作业，返校上学。那时我还未想好怎么和我父亲谈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压力使得我不得不去面对他。除了那栋宅子，温妮还给我里留下了一笔遗产，足够上学生活。然而，接下来是里普科之夜，还有萨夫的报道，似乎断绝了我们和解的可能。至少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知道如何面对他。
我不想再谈自己了，于是转而问他：“那么你呢？”
“也许比你的故事还要丰富。我在十一年前参军，陆军，游骑兵团，然后被选进了一个作战小队里。去年我因为腿伤退役，在佛罗里达住了半年，又回到了纽约。在前几个月，我当年的战友运送一份资料回国，路上资料被窃，他们也因为一笔来源不明的资金被怀疑。于是只能拜托我去追回那份资料，在我找到资料时，在新泽西的一家皮革厂里交易着，正要倒卖给伊舍伍德公司。——你还记得新闻吗？”
“我只记得几个月前他们被起诉，似乎是做了些非法交易，是你揭发了他们？”
“事实上，是夏洛特。”这令我不禁感到惊讶，这并不符合我对夏洛特的印象。他又说了下去，“之前伊舍伍德邀请她作自己慈善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在她发现那是用来洗钱的之后，她可不打算从名誉主席一直做到名誉被告，于是她和埃德温去伊舍伍德公司里偷出了账本，而我当时正好也在。因为我追回了资料，还打算再查查那家公司，于是顺手帮他们解决了几个人，就拿到了证据。”
我算是认识埃德温和夏洛特，但我完全不能想象他们会有这种大胆的举动。我想他的话已经远远超出睡不着时闲聊的范畴了，但这种事的确很值得分享给别人。“天，真的吗，看来我完全不了解他们。”
“是的。他们真的非常勇敢，特别是夏洛特，她把账本给了一位和她熟识的警官，还在法庭上做了证。”
“这真的比我的故事精彩太多了，我只是去放了个唱片而已。”
“我觉得你的故事还没结束。”
他说的没错。这只是我故事的开始。我的人生如同一辆满载的火车脱离了轨道，一切只会更加混乱。我回想起时，把这句话当做一则神谕，就在下一刻，卧室里一阵响动，过了一会儿，埃德温急匆匆地来到维布身边，我听见他因为过于震惊而无法压低的声音，他说：“医院打来电话，我又回去确认了。——娜狄娅死了。”
刚听见时，维布还强作镇定地问他，“什么原因？”
“入室行窃。邻居把她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无法抢救了。”
我听见玻璃杯摔碎的声音，立刻上前扶住维布，使得他不至于把重量骤然压在埃德温身上。埃德温拍着他的背部试图安抚他，但没有效果。
也许这个夏天，我有种经历重大变故的运气，让那些示威者们有了一首属于他们的歌，让格丽塔·萨夫一举成名，而对于维布，我见证了他人生中极为糟糕的时刻。他的娜狄娅阿姨，被人连开六枪，死在了凌晨时分。
我陪他们到医院里，夏洛特也赶来了。她告诉我，维布的父母在他三四岁时就出车祸去世了，娜狄娅是他的养母，和她的丈夫收养了维布。她没有子女，对维布视如己出，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她才说了个大概，就有护士来请她过去看看。维布也许是情绪过于激动，导致旧疾发作，或者是精神失常，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才控制了下去。被问到病史，埃德温和夏洛特只认识维布数月而已，并不清楚。
埃德温又和医生去看维布的情况，只留夏洛特和我在走廊里，除了焦虑，无事可做。
“尼尔，我不知道……”她打算说点什么，却又停下。
“我很乐意帮忙，夏洛特，我现在什么计划都没有。”
她在冷气充足的走廊里有些发冷，抱起了手臂，刚才又差点掉泪，现在眼圈发红，看起来有些可怜。“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尼尔，不过等有时间我愿意告诉你。事实上，维布他有某种家族性的精神疾病，不过他很小就被收养，也不太清楚。总之我只知道，他有个亲戚在迈阿密附近的医院里，早在他出生前就因为精神失常住了进去。
我们不知道怎样能使维布好起来，我们甚至不明白他的病症。于是别无选择，我搭了早班的飞机，赶去了迈阿密，下机时收到了夏洛特给我的地址。
作者有话要说：
☆、04
04
计程车将我载去医院时，穿过了一片矮矮的柠檬树林，八月底阳光正好，未结果的树木望过去是一片整齐油亮的绿色。大概佛罗里达的阳光永远是这么好。去年我全家来迈阿密度假，原本打算搭游轮在海上过圣诞节，但我的妹妹凯瑟琳和母亲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大吵一架，赌气躲在房间里不肯去，于是我说留下来陪她，让我父母去坐游轮。也许这会让他们想起他们初识时，在一架从伦敦到纽约的飞机上，那时我父亲正在和前妻离婚，我的母亲，薇萝妮卡的出现使得一切无可挽回。对于我父母的婚姻，人们至今还有些闲话，但不可能凡事都时机正好。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一对，这使得我一直相信我父亲并不讨厌我，只是要求过于严苛。毕竟你很难既爱一个女人，又讨厌她和你的儿子。
而凯瑟琳和我的关系也一般。那几天过得相当无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她去逛街，我留在房间里看书。圣诞夜我们吃了晚餐，坐在一起无话可谈，找了副纸牌打了几局，她就回房睡觉了。在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这个妹妹的，但她从来不喜欢我，好像我夺走太多父母的关心似的，或者比起她，我根本不想一个威尔森家人。我常觉得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时，我像个外人。我曾以为这是青春期时过度的敏感，而现在发觉他们和我的确不是一类人。我和温妮是一样的，她说过一家里只有尼尔懂她的心。于我也是如此，于是我和那几位威尔森交流起来总是很困难。
但当下我也无心去回忆太多，我到了比斯坎湾附近的那家疗养院，报上迪梅克·格雷格的名字，护士领着我去娱乐室里找他。大屏幕上里正在放一部情景喜剧，病人坐了三排，还有些人三三两两地坐在窗边或者棋牌桌边，我跟着护士去找迪梅克，突然感到自己被抓住了。那是一只瘦极了又苍白的手，穿过诺福克岛松树的细密枝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坐在墙边，身体几乎全遮掩在室内绿化树的阴影里，绿色的眼睛淡得几乎透明，渗人地盯着我，“我听见你再叫我的名字。”
我站稳了回望他。他的目光好像灰尘似地从我身上抖落。我知道我在娱乐室里一直保持着安静。这是一个怪异的时刻，我感到些许慌张，之后又恢复平静。好像自此我接受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存在，视之理所当然，从未试图追问究竟。
“这位是迪梅克·格雷格先生。”护士告诉我。
我向她道谢，“请给我们一些时间谈谈。”
在我的目光中，她转身离去。我在迪梅克身边坐下，他却像个吉普赛人似地闭上眼睛，一根手指竖起来，“别说话，我不喜欢用声音交谈。虽然你的声音挺好听，像是嚼碎了冰块呼出的冷气，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声音。”
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个比喻，但是维布·格雷格比他这位亲戚礼貌太多。“没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维布？是不是这个名字？”他见我点头，又继续说，“我在这儿住了有四十年，比我在外边的日子还长，过得时好时坏，他以后也差不太远吧。”
“我没有你要的答案，不过我有别的答案。”他又抓住了我的手腕，顺着我的手臂一直到我的脖子，握得很紧，我的颈部动脉在他手中跳动。但我并不感到恐惧，他太虚弱了，而我能在橄榄球场上甩掉截锋，和对手球员暴力地肢体碰撞，冲进达阵区里。
我并不打算走，这些日子里我无事可做，而此刻听他老年人式的闲谈，竟然成了很重要的一项大事。“我们本来不叫格雷格，你知道吗，是格泽戈扎斯基。我们原本是波兰人，在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山区村子里，全村有两三百人。那儿偏僻极了，没谁会来，但有年来了一群犹太人和我的父辈们做生意，谈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后来几年饥荒，我的父辈们就打算来美国，路上死了很多人，最后到了埃利斯岛就剩三十三人，然后我是第三十四个，我在埃利斯岛上出生，那天河上全是雾气，于是我父亲给我迪梅克这名字，雾。后来移民官给我们格雷格这个姓氏，于是我就叫迪梅克·格雷格。没过两年，德国就侵占了波兰，那时我的父辈们已经在新泽西的皮革厂里找了工作，母亲们做起了缝纫。”
又是一个关于名字的典故。我开始有点恨这个了。在我和我父亲那糟糕的关系里，我没想到我最计较的是这个。不过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他的手还掐着我的脖子，虽然并没有让我感到威胁，但却很不舒服。
他松开手，恍然大悟似地说，“你是真的？我分不清，我一直学着和幻觉作斗，可是它们真的太狡猾了。去年我看见一头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的大象在我窗边，它在朝我叫唤，甩着它那条又粗又长的鼻子。起初我想，它是假的，是幻影。可后来那个声音越发地真切了，我就蒙上被子不去听，可是接着我听见了隔壁推开窗户的声音，连着楼上的几户也推开了床，他们也听见了大象。我伸手要去摸摸它热不热，是不是真的，它却避开了。于是我想，也许它真的是一头大象呢，只是它天生就没有眼睛，在动物园里也没人喜欢它，可能会被卖掉，卖给一些给巨人治病的医生肢解掉。唉，我想，它真可怜啊，它一定是逃了出来。可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窗户是有铁栏的，我只能绕路去追它，因为我刚才没注意，并不知道它为何而来。”
我没有打断他，任由他继续说，大概没什么人会倾听他这些不着调的故事，但我却觉得这很有趣，再加上一种猜测他可能在疯言疯语中透露这种家族遗传病信息的心情，我听得非常认真。这几乎使我同情他了。“我追着它到花园里，它脚步又沉又笨拙，我知道它要去海边，但是它没有眼睛。于是我说，我带你去吧。等我走近它，我发觉它的皮肤是银色的，它在发光，草地和树木全成了银色。它让我骑在它背上，它的耳朵长出来了，越变越大，成了翅膀。随着它越升越高，空气就越来越冷，我手脚发抖，抓不紧它滑溜溜的皮肤，于是甩了下去，头撞在花园里雕像底座的脚上，那回我差点死在那儿了，它们真的太狡猾了，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身体健康，思维也很清醒，唯一困扰他的就是幻觉。有天他去餐厅里吃饭，他忽然发现餐桌全换成了牌桌，筹码是每个人的生命。最中间是一张轮盘，围着的是一群穿着二战军装的美国大兵，他们招手要他过去，叫他下注，但他没有筹码。于是他们拿出了他的心放在天平上称量，然后他们放下筹码，最薄的一片也会使他的心脏被压得升起。于是在恐惧中，他夺回了自己的心脏，不顾所有人的阻拦，跳出了窗外。还好，餐厅只是在第一层。
他和我讲了好多幻觉。有一则我觉得是真的，他说他有时下午在四楼做检查时，会从窗户眺望到对面街上校车经过，有个小女孩下车，她的妈妈来接她，给她红色包装的牛奶。他说，幻影太狡猾了，它总是要弄得很真，好让他从窗户那儿跳出去。
在很多年后，维布和我在埃德温的林场里散步，他说起了自己的幻觉，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天赋赋予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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