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记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长得那么高大英俊，像大兴安岭上的群山一样巍峨和挺立，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如果我是你的话，邂逅到这样的男人，我当时准会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我会跟着他去天涯海角，吃什么苦、受什么委屈都愿意，真的都愿意。人活在世上是短暂的，只有爱情才是永恒的，不是吗？”
“如果妈像你这样的话，你才会恨妈呢！一个狠心抛夫弃女的女人，今天，我还能面对你，还能站在你的身旁吗？还能毫不愧意地接受你叫我一声妈妈吗？”母亲有点动情了。
“不管你怎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妈妈。如果当时你那样做，而我最初会不理解，甚至恨你；但是我会长大，我终会理解的。母亲永远是母亲，这是无法割舍的。一个不会宽容自己亲人的人是不会活得幸福的。”
“不，妈妈不是你，所以，妈妈不会那么做。就是让妈重新活一次，妈仍会选择自己今生走过来的生活道路。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妈妈没有你这么浪漫。妈妈宁可牺牲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做出那样惊天动地的事。理智可以冲破，道德是无法冲破的。其实妈妈感到挺幸福的，有你这么孝顺的女儿，况且你父亲在世时是那么爱我，爱我们这个家。所以妈妈此生无憾了。”
“可是，爸爸离开人世都好些年了，而妈你又这么年轻，你怎么能放弃寻找自己第二个春天呢！对了，什么时候我们回国的时候去大兴安岭故地重游，好吗？看看那位大胡子叔叔还在不在？我们住过的军营是否依然如故。听说那儿变化并不是很大。”
“是啊！孩子，大兴安岭对于妈妈，就像东京对于你的意义，那是一生中留下最难忘印迹的地方，那份感情不是简简单单、寥寥数语可以说清说尽的。孩子，你接下来不是要了却自己的心愿，写一本关于你父亲的书吗？那你是应该去故地重游一次的，妈妈一定要陪你去一次的。但是那个大胡子叔叔，你是见不上了。因为他们早离开了大兴安岭，转业回到自己在鸭绿江畔的故乡了。”
“不，妈，我可以与你打个赌，我们一定会与大胡子叔叔在大兴安岭邂逅的。”我说，我满怀着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度过每一天，不是吗？
几天以后，我与母亲正在中央岛悠闲地散步，忽然我的手提电话响了。
“Hello。”我招呼道。
“是我，贝拉，你好吗？”我一听竟是John的声音。这令我吃惊，因为我们好久都没有联系了。
“我很好的，John；你好吗？你在哪儿？”
“还在法庭大楼里，刚刚开完庭。”他掩饰不住兴奋的情绪说：“贝拉，我赢了，我赢了！我第一个要告诉的人就是你，贝拉。我的官司终于打赢了。天哪！上帝保佑着我，我知道一定是你不断地在为我祷告……”John的声音渐渐往下沉，激动得有点说不下去了……
“那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John，我早知道你最后一定会赢了这场官司的。我早知道，早就知道了，我一直是那么信任你的……你心灵受得苦太多太多了……”我喜极而泣，想到一年多来缠绕着John的那宗官司终于以胜利告终，法律终于还John一个清白和公正，我比他都高兴。
“不过，我之前一直是很担忧的，因为对方那个叫索菲的女律师太厉害了，她是耶鲁法学院的荣誉生，我之前怎能乐观得了呢！但是，你说巧不巧，那位女律师竟然在这节骨眼上怀孕了。因为是高龄产妇，得保胎休息，所以新替任她的律师就无论如何打赢不了我们了。这一切，除了上帝的安排，还能有什么解释？”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对方原先的女律师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是大名鼎鼎的索菲·派屈，进入全美100位名律师之列的法律界女强人索菲·派屈。有传她是同性恋，可是她突然怀孕了，真是神奇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John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
“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我连连说着。是问John，更是问自己。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只是我太高兴了，我的格兰姆要是知道我和索菲都将要当妈妈了，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对了，我也得把自己的喜事告诉John。
“John，我也像索菲一样突然怀孕了。对了，就是那晚你从纽约赶来参加我音乐会的那晚怀上的，你送了我一束黄玫瑰，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你道声谢谢来的。我真的好高兴，我也要当妈妈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他停顿了几秒钟，也许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吧。
“贝拉，你早应该成为一位母亲了。瞧你，那么充满母性之爱的，我永远都不会忘了我在挪威森林里的小母亲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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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所有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一种亲切的回忆……”
过去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今天的我在阳光之中，而未来更是一片光明。
此刻，夏日的太阳就像照耀着一个最纯洁的圣婴那样照耀在我的肚皮上。母亲搀着我的手在这富有诗意的中央岛散步，湖光水色，天蓝蓝草绿绿。这童话般的小岛，仿佛美得故意让人回忆起泰戈尔的诗句和门德尔松的《春之歌》。我穿一件白色宽松的长裙，不时斜依在母亲的胳臂上，童年无忧无虑的日子又回来了……
天色渐渐昏暗，该回家了，我们朝着码头走去。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下，母亲向我反复絮叨着她要当外婆的欣喜。我微笑着，她也微笑着，我们相视着，如月亮和星星那样。
远岸，城市仍在继续它喧闹的生活。
三种激｜情的世界（代后记）
——贝拉访谈录
陈骏（《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贝拉，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请你谈谈你的创作过程好吗？为什么要以“9·11”这个发生在美国的世纪惨案作为背景，你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三部作品的？你当初在创作的过程中想到过今天的成功吗？有学者认为你是套用了好莱坞大悲大喜充满戏剧化的经典爱情模式，你是怎么看的呢？
贝拉：我知道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9·11”仍然是一个小心翼翼、不愿被触及的伤口。但如果回避，一直回避下去，美国人心中的伤口就可以愈合的话，那么我也愿意选择缄默。问题是，那种隐痛积压在心中是无法驱散的，而文学正是疗伤的良方，它具有独特的力量来实现深层次的疗救。我写“9·11情爱三部曲”，是想说“9·11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灾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一个中国的女儿一直在承载这样的切肤之痛。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流了一年的泪水）来完成《9·11生死婚礼》和其他两本书的。我希望所有承受痛苦的心灵能从我的书中获得疗救。我以大自然中的挪威森林和音乐中的神秘花园，来引领大家走出惊悸和悲伤；从头到尾都展示的是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准新郎的中国女子的心路历程，以此来告诉大家怎样“以爱的激｜情来抚慰爱的创伤，用情的倾诉弥合情的失落”。说真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什么成功，而且今天的我离成功也很远。至于有不少传媒说我专门是为好莱坞经典爱情悲剧的模式在写作的，那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只为自己的心灵写作。
陈骏：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说你“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也称赞：“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像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你怎么看待他的这席话的呢？
贝拉：他过奖了。我的文学创作还只是刚刚起步，专注于写作也就这一年时间。怎么可能到达那么高的境界呢？我把他的话当做对自己的勉励吧。我虽然具有多种文化的浸染（中国、日本，欧美），也对艺术（音乐，美术和设计等）有一定的了悟和感觉，但要把那些东西融会到我的文学世界里，那还需要更多的提炼和融会。至于对人类共同灾难的关注，那应该是每一位作家，甚至是每一个地球村公民应尽的义务吧。
陈骏：看到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对你作品的批评吗？说你是典型的为中产阶级写作。完全属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根本不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你怎么看呢？
贝拉：孟繁华对我作品的批评，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笔及时而又难得的财富，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和率直，我一直在思考他的意见，也希望日后到北京能亲聆教诲。事实上，在我之后的几部作品中，那种充满时尚化摩登的东西正渐渐地在淡化。我已经感悟到：只有苍白的心灵才需要那些豪华场景的陪衬。我愿意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挖掘内心深处朴实无华却闪光的东西——比如人性和信仰。至于为哪个阶层写作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吧。我离开中国十四五年了，对母国普通市民的生活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正是在迈向小康的中产阶级生活之路上奔跑吗？权当我的小说给他们一个更自由地活着与更浪漫地爱着的梦想吧。
陈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这部小说隐含着浓郁的东方情感——那种压抑与绝望的诗情。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既具有更为共同性的那些价值观念，同时又有非常内在的民族情感记忆方式。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叶舒宪在评论你的作品时则说：“性不仅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该从爱、从灵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它当然也无法与完整的身体以及人的命运相剥离。”请你谈谈在这个单纯的Xing爱像麦当劳快餐那样受欢迎的的时代，你的作品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位优秀的作家都具有使命感的，你的使命感呈现在哪儿？
贝拉：是的，我这三本书表达的就是爱与性是不可分割的粘连性，以及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这就是我的爱性观，这也是我的使命感。我从不认同单纯的性、无爱的性。没有爱魂的交合是行尸走肉，疯狂一把过后什么温馨甜美的感觉都没有留下，那是我不取的。把单纯的Xing爱比做麦当劳快餐倒也很恰当，一些健康报刊上不是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吗？我虽对此不敢苟同，但是所谓快餐，一定就是匆匆填饱饥饿感的，人有食欲上的饥饿，更有生理上的饥饿了。但是只有灵欲一起燃烧的爱情才是刻骨铭心的，长留心间的——那是盛宴，烛光下鲜花、红酒、音乐相伴的盛宴。
陈骏：“中国第一出版家”安波舜的主创理念是“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你们能够合作，是不是因为你们在主创理念上的一致？还有你的另一位合作者、著名评论家白烨曾说：“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你们是不是准备营造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市场，你对那样的市场有信心吗？
贝拉：你提到的安波舜和白烨无疑是我文学上最重要的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激发，我写完《9·11生死婚礼》之后，就不会再写下去了。所以，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安波舜曾经说过：“十几年了，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牧师一样喋喋不休地宣讲我‘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我坚定地信奉老黑格尔‘绝对真理’的美学原则，相信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超越种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存在着一种不折不扣的召唤，那就是：真诚、善良和爱。在我的现实中，主流意识形态很少给我鼓励。但读者和作家们却慷慨地赐给我很多荣誉。这就注定了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陷入深深的孤独。每一次都是带着悲壮的理想主义激｜情，抱着一种把自己牺牲出去的心态，去和极端现实主义以及被极端现实主义宠坏了的读者和评论家较量。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渐变成巨人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祖国在文化上，也能够像高高的绅士一样，彬彬有理地拥抱这个多彩而又文明的世界。”可以说他的这番话也正是我的创作理念。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古典情怀的时代，我的写作除了不断倾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