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
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
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
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
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
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
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
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
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
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
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
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
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
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
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
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
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
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
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
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
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
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
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
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
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
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
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
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
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
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
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
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
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
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
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
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
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
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
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
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
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
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
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
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
“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
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
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
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
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
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
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
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
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
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
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
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
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
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
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
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
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
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
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
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
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
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
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
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
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
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
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
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
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
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
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
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
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
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
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
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
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
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④Ｗｏｌ
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
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
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
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
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
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
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
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ｐ．１９９．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
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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