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现的瘦削肩膀上77dzs。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
“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不断向她保证，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饭了，也向她保证，是的，我会在伤疤上抹大黄汁和白糖，让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他边听边点头，拐杖放在腿上。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他啧啧有声。我没说到伽兹体育馆的处决，也没提及阿塞夫。他问起拉辛汗，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当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况时，他严肃地摇摇头。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博。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边缘兜圈。
兜圈终于结束了。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索拉雅放下她的调羹，转向她父亲，“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什么，索拉雅。”我说，拉起她的手，“没什么，将军说得没错，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她说。
“没关系，”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这样告诉我。”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 ’。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九一一”之后，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人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然而，4天之前，2002年 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下午，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我买了一只黄色的风筝。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博站着的地方，他仍倚着垃圾桶，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你喜欢风筝吗？”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风筝，又望着我。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流下他的脸庞。
我舔舔食指，将它竖起来。“我记得你父亲测风向的办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尘土，看风将它吹到那儿。他懂得很多这样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说，“西风，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点雨珠，双脚磨地，什么也没说。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爸爸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棒的追风筝的人？也许还是全喀布尔最棒的？”我一边说，一边将卷轴的线头系在风筝中轴的圆环上。“邻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风筝的时候从来不用看着天空，大家经常说他追着风筝的影子。但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么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几只风筝飞起来，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里拿着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得一个人把它放起来了。”
我左手拿稳卷轴，放开大约三英尺的线。黄色的风筝吊在线后摇晃，就在湿草地上面。“最后的机会了哦。”我说。可是索拉博看着两只高高飞在树顶之上的风筝。
“好吧，那我开始了。”我撒腿跑开，运动鞋从水洼中溅起阵阵雨水，手里抓着线连着风筝的那头，高举在头顶。我已经有很久、很多年没这么做过了，我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出洋相。我边跑边让卷轴在我手里转开，感到线放开的时候又割伤了我的右手。风筝在我肩膀后面飞起来了，飞翔着，旋转着，我跑得更快了。卷轴迅速旋转，风筝线再次在我右掌割开一道伤痕。我站住，转身，举头，微笑。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有放过风筝了，但刹那之间，我又变成十二岁，过去那些感觉统统涌上心头。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双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后。“你想试试吗？”我问。他一语不发，但我把线递给他的时候，他的手从口袋伸出来，犹疑不决，接过线。我转动卷轴把线松开，心跳加速。我们静静地并排站着，脖子仰起。一只绿色的风筝正在靠近。我沿着线往下看，见到一个孩子站在离我们三十米外。他留着平头，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体印着“ROCK
RULES”。他见到我在看着他，微微发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线交还我。
“你确定吗？”我说，接过它。他从我手里拿回卷轴。
“好的。”我说，“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教训他一下，好吧？”我俯视着他，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脸色有一点点发红，眼睛骤然机警起来。苏醒了。复活了。我在寻思，我什么时候忘了？不管怎么说，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
“我们等等，”我说，“我们会让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两次，慢慢朝我们挪过来。
“来啊，过来啊。”我说。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对我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
“看，索拉博，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着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卷轴在他手中滚动，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间，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
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哞哞叫，而我抬头，公园闪闪发光，铺满的雪多么新鲜，白得多么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现在我闻到了芜青拌饭的香味，还有桑椹干、酸橙子、锯屑和胡桃的气味。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然后，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呼喊我们回家，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我说，眼睛在索拉博和我们的风筝间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定住位，接着向下冲。
“他玩完了！”我说。这么多年之后，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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