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只木凳上。他看上去憨憨的，很讨人喜欢。凯瑞当年自然是喜欢他的。喜欢他的英俊帅气，喜欢他的一手好书法。
那时候男女谈朋友，都会害羞怕难为情。不像现在的青年人，什么都懂。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告诫她不要哈哈大笑，不要把手放在胸口睡觉。对此，凯瑞一直不理解。初上大学那一阵，寝室里的女同学都爱吃棒冰。凯瑞不吃。凯瑞没有吃棒冰的欲望。长久以来，母亲的告诫已凝结成了一个整块。就像哲学课上所说的，体系这一类东西一样。棒冰成为她的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和萨特。她面对他们常常会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歌唱般的哭泣。仿佛是一个母亲缅怀她的初次分娩。母亲是肉体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母亲还是革命、祖国、土地等许多抽象事物的同义词。
凯瑞对母亲隐藏着某种哲学上的偏见。母亲的慈爱与唠叨，曾经使她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她想象死亡，搜集这方面的著作和研究资料。为自己勾画死亡蓝图。设计死亡的各种方案，以及实施这种方案所需的一切准备。是的，死亡高于一切。然而，盯着死亡不放是幼稚的表现。凯瑞重新开始学习生活，但她不明白怎样的生活才算美好？
大二春天的一个早晨，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双手，紧握着一对童心十足的Ru房。这让她十分羞愧，脸刷地一下暗自红了。她觉得很对不起自己。身体是承载灵魂的东西，可以欣赏但绝不可以亵玩。于是，她怀疑自己那些不期而至的诡异幻觉，也慎恶那些以自我亵玩为乐事的人。她认为这是心智的退化和精神的堕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凯瑞离母亲的告诫越来越远。她忽然觉得女性的成熟，是从性的成熟开始的。而性的成熟，使她改变不少。她不再为自己抚摸自己的Ru房，感到脸红。她觉得Ru房在她的抚摸中，具有一种雕塑般的美丽。这美丽在青春期骚动的校园里，很容易被成为一种地下传说。凯瑞因此小心翼翼，尽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美是一支娇嫩的玫瑰花瓣，它的毁灭可以在一瞬之间。凯瑞不愿意把自己的美，押上全部赌本的赌注，像赌徒掷骰子一样，亢奋地经历情感的探险。
那时候，凯瑞对情感的探险仅限于书本。在书本中遨游，她成了一名有经验的水手。那阵子，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成为了中国的畅销书。书中充满诗意与哀伤的爱情基调，却使凯瑞不以为然。凯瑞喜欢李清照，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的寂寞，是女人真正的寂寞。
凯瑞的这些思想与心态，父亲都不知道。父亲与她，仿佛中间隔着一堵墙。无法深入交谈。这让凯瑞非常痛苦。凯瑞希望父亲是她外部世界的引路人，然而父亲总是不停地在书桌上撰写他的著作。父亲一生出版过40多部书，从诗歌到小说，从小说到学术专著和翻译著作，父亲的勤奋堪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媲美。然而凯瑞还没有读过父亲的书。不读，并不是永远不读，而是某一天想读的时候再读。
那一年春节，凯瑞第一次出远门。她去P城看望余叶。一路上，要经过几座城市。凯瑞望着窗外景象，那景象恍惚间如虚幻的梦影。凯瑞想，生活的历史就如同行进的列车。一当启动，就无法停止。历史有一种惯性，可她不知道什么是惯性？大二时，她最讨厌上历史课和时事政治课。这倒并不是课题本身很枯燥，而是枯燥的教育法，弄得人像受苦受难一样。可以说，她在历史课上一无所获。要不，她又何以不知道惯性？对，惯性就是一种运动，惯性也可以是一种习惯。
前方交通出了故障，火车不能正常运行，使车厢内的秩序一片混乱。有人说灾难来了，有人说赶快下车吧！凯瑞挤出硬座车厢，走到月台上，然后又走出了火车站。这是沪京线上的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一座粗俗极了的市民化城市。市民们喜欢斤斤计较，也喜欢粗俗地对骂。凯瑞走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听见说话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有时候是一种仪式，有时候是占卜、巫术一类的东西。它使凯瑞的手臂、脚后跟互相碰撞，使头颅的思维开始混乱。混乱中钟吉玲的钱包被偷了。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她去找余叶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朋友。
世界与内心2（2）
余叶的朋友潘向东，把凯瑞安排在自己家的书房里。那儿有一张钢折床，床边还有一套组合音响。潘向东对凯瑞说，这里比较适合你，你完全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潘向东说完，请凯瑞到客厅吃饭。那是一顿简单的便饭，白吐丝和果酱，还有一只牛肉罐头。凯瑞对潘向东非常感激。她一边吃，一边听他口若悬河的叙述。潘向东的叙述，像某一个浪漫的电影镜头。既虚幻又真实。布景、人物、道具、音响，凯瑞置身在电影故事里，欣赏着男主人公，也同时欣赏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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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仿佛都是演员。他们不知道将会演出一场什么样的戏。潘向东起身去厨房开牛肉罐头时，凯瑞开始吃白土司。她的吃相，不带一点儿少女的修饰和随意。她吃得极其深刻，显出老人的沉思。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不让她吃棒冰，想起母亲的一切叮嘱。那叮嘱，使她咀嚼着不正常秩序中的自己，有了反思。
潘向东在一旁背着手来回踱方步。历史上有许多大人物在紧要关头，都这样背着手踱方步。他们度过了一个个历史的紧要关头。而潘向东这样背着手，也许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一种习惯。
世界上有一些事物，必须以封闭的形式呈现。有一些话，必须以夸张的方式说出。这是潘向东作为男人，最明白的事。他也许是故意切断电源，在一片漆黑中，进入某一种虚拟的世界。
潘向东在黑暗中，侃侃而谈。他的声音在塑造一种形象。那是一种慷慨激昂、英雄就义似的形象。虽然这样的形象，并不能打动凯瑞。但其情绪宣染的氛围，还是能感染她。她觉得潘向东能把历史课本中枯燥乏味的史实，讲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这是一种本领。这本领改变了她对历史课的看法。她有了想与他探讨一些什么的兴趣。可他忽然转过身来拥抱了她。
“我爱你。”潘向东说。
“这不可能”凯瑞挣扎着推开他。
潘向东却动作麻利地解开凯瑞的衣服。他抚摸她具有雕塑一般的Ru房，然后又迅速地把她按倒在床上，将手伸进了她的内裤。疼痛，她第一次感到那地方的疼痛。她知道在疼痛中，她已成为一个女人。
“你要替我保守秘密？不然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潘向东事后说。
凯瑞没有作声。但她知道这是惯于偷情的男人声音。这声音很卑鄙。难道最佳效果就是保守秘密吗？
这是不是一种强Jian？凯瑞没有哭。她想起大一时，课堂上一个男生塞给她一张我爱你的条子，那条子她一看就哭了。她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侵犯。她哭着冲出了教室。其实那真不算什么事儿，男性都喜欢说我爱你。
那时候，凯瑞在漆黑中看着潘向东。尽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看见了他那颗心。那颗心在保守秘密的时候，没有绞架。世界上也许有许多事情，都需要保守秘密。但像他们这样的秘密，凯瑞不知道该保守，还是该告发？
世界与内心3（1）
凯瑞后来没有把她与潘向东发生的事，告诉男朋友余叶。凯瑞当时选择了保守秘密。原因很简单，她不想让余叶的心灵受到打击。所以当她来到余叶身边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当然，她把这些写进了日记。记下了潘向东使她成为女人的一幕，也记下了她当时所有的感觉和局部的疼痛。凯瑞把自己交给了日记，日记是那晚罪恶的见证。所以，她离开潘向东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就想掩饰自己，遗忘自己，让自己平静地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之中。
于是，凯瑞有意识地想些别的东西。比如数学、比如钢铁、比如金钱。它们是理性的，又是严肃的。只有理性和严肃，才是人类的希望。由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煽动起来的那种金钱情绪，将被一种理性取代。金钱曾经使人类四分五裂，但它最终使人类联合起来。凯瑞想没有金钱的人仇恨金钱，没有思想的人仇恨思想。仇恨是渴望拥有，是无能为力。
凯瑞胡思乱想着，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北京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首都文化具有历史、哲学和游侠式的浪漫激｜情。具有一种东方式智慧，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直觉判断。东方神秘主义、道家文化、儒教佛教等等，只是它的细枝末节而已。它本身的文化模式具有久远的历史，给人类不断补充一些激｜情和智慧，对人类是有帮助的。当然智慧包容了温情和爱，包容了理性和力量。凯瑞的精神停泊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她认为这就是理想境界。
余叶出生于北京。北京的胡同，就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小时候住在菜市口附近的教佳胡同里。他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胡同是一个真正北京人的命运。他诞生于斯，也终老于斯。但对余叶来说，却只是一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梦。一个他儿时玩弹球、打弹弓和交换烟纸的场所。然而，只要凯瑞与他谈北京，他严然就是一副老北京的架势。他会说我们胡同附近，从前住过袁世海、马连良，还有大名鼎鼎的京剧老板梅兰芳。那架势，仿佛这些名人与他都是亲戚。
凯瑞在北京，余叶要带她去“美味斋”吃有名的水煎包。他说从前著名的京剧琴师杨宝森的弟弟杨宝忠，常去那里吃早点。于是凯瑞就跟着余叶去“美味斋”吃水煎包。原来水煎包，如同她家乡的葱煎包差不多。它们同样都具有某种明亮的色泽。凯瑞想，余叶喜欢“水煎包”，也许“水煎包”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他童年居住的胡同，象征菜市口电影院里某部对他印象深刻的电影，象征胡同口某个摊位上的吆喝声。这便是余叶记忆深处的一个秘密，或者说是一个梦境。
余叶18岁离开北京服兵役。他曾是20军某团部的一名战士。曾经去过一次印度###，亚热带丛林湿呼呼的空气，烈日下直冒白气的棕榈叶，以及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记忆中的恐怖，战友倏然倒下的尸体。越南，一个令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国度。战争、疾病、欺凌和掠夺，使世界陷入痛苦的呼喊中。余叶一直收藏着战地拍摄的照片，那是历史的见证。
凯瑞看过余叶这些珍贵照片后，心里增添了许多爱意。她想也许就是他的这些照片，她才最后嫁给了他。不过，凯瑞嫁给他的时候，他早已退伍到凯瑞从小生长的这座城市的某个图书馆工作了。他喜欢江南胜于北京，尤其生活在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点点滴滴都如诗如画。
凯瑞与余叶，是在余叶工作的图书馆认识的。那天凯瑞在一长排一长排的书架前，寻找一本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凯瑞对这个女作家，曾经办过的艺术沙龙很感兴趣。她知道斯泰因1903年从美国移居巴黎，一直到二战前夕的1938年，位于卢森堡公园西边的弗勒吕斯街（Rue de Fleurus）27号，就是一代代富于激｜情、有反叛意识与想象力的画家及作家的精神乐园。画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以及作家乔伊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顶尖人物。
凯瑞在书架上找得头晕目眩。下午的阳光已经从窗前移开，书架前一对情侣似乎已离去多时。透过书架前的玻璃门，凯瑞看见坐在工作台前的男子，此刻正朝她走来。“你找什么书？需要我帮忙吗？”凯瑞说：“谢谢！我找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男子很快从书架上抽出了这本书。凯瑞惊讶他对书籍存放位置的熟悉，仿佛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你所要的书。凯瑞流露出了敬佩的目光，离开图书馆时凯瑞给他留下了地址。
几天后，凯瑞在中文系的个人信箱里，收到了署名余叶的来信。信是由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凯瑞一看便知道，那是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王羲之有《兰亭》与《圣教》。《兰亭》用的是圆笔，一圆到底，《圣教》用的是方笔，一方到底。无论哪一种，都是百代书法之楷模。
凯瑞喜欢余叶的书法，她没来得及回信，又去了余叶所在图书馆。图书馆仿佛成了凯瑞那些天的日常等待。或者说是一种隐秘的思绪，伴着渴望与心跳。
图书馆是安静的。它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象征，也是人们艰苦阅读和随意抒写的一个缩影。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记事，在静默中簇拥着，成为图书馆的日常情景。余叶工作在此情景中，就像置身在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