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于谦案 一（3）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于谦案 二（1）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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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夜间驻扎堡上。兵部尚书邝野屡奏进驻怀来，派人断后，王振勃然大怒，喝斥：“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邝野慷慨激昂答曰：“为国为民，死何惧哉？”王振气急败坏，将邝野轰出门外。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十四日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五十余位高官战死。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前，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见王振抱头鼠窜，大喝：“我为天下诛此奸贼！”用铁锤一锤击死王振，奋力杀敌十余人，英勇殉身。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于谦案 二（3）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于谦案 三（1）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营救英宗心切，密令取出宫中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车拉着，由太监送到居庸关的瓦剌营中。
也先留下赎金，却不放英宗。当时，瓦剌内部对如何处置英宗也产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将英宗就地斩首以泄大恨，有的主张俘虏明朝一国之君，奇货可居，可以向明朝要挟。也先则主张趁明朝国内无主，大举进兵，一举击溃明朝。他说服诸将，将英宗押到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中看押，自己准备率军进攻明朝首都北京。
在北京，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此时，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极力渲染瓦剌军的强悍凶残。京师此时老弱病残士兵不足10万，兵器盔甲也严重缺乏。恐惧气息笼罩整个北京，不少大户开始将家产南迁。京城一片混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十八日朝议时，翰林院侍讲徐珵进言道：“吾夜观天象，天命南移。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何以抵挡？愚意不若南迁。”此言一出，群臣大哗。兵部右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倡议南迁者当斩！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赞赏，以于谦为首，商辂、王竑、彭时、吴宁等主战派占了上风。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