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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马何罗、马通欲行刺皇上，计划确定后，时时寻找机会，不想金日磾每每在武帝身边，无从下手。金日磾也渐渐察觉出马何罗的异常神色和举动，就暗中窥探对方动静，更加悉心护卫武帝。就在商丘成自杀后没几天，马何罗的机会来了。
这天，武帝临幸林光宫，金日磾因病，虽然依然随从，不能像往日陪着马何罗一起服侍武帝，马何罗心中窃喜，认为天赐良机。当晚，他溜出宫告知弟弟马通做好发兵准备，随后又溜回宫中。第二天清晨，武帝尚在睡梦中。金日磾病体未愈，迷迷糊糊起来如厕，忽见马何罗蹑手蹑脚潜入，问他有何事禀报。马何罗心虚，惊慌失措，匕首从身上掉了出来，金日磾立刻大叫“马何罗谋反”，上前扭住马何罗，两人扭打在一起。武帝惊醒，大叫卫士救驾。士兵准备用箭射击，武帝怕伤了金日磾，阻住士兵，让两人继续扭打。一会儿，金日磾将马何罗摔倒在地，士兵上前捆缚。武帝当即讯问，马何罗供出实情，武帝派兵将尚在等候消息的马通捉拿。等待马氏兄弟的自然是腰斩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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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案 六（2）
不久，在太子之乱中抓获少傅石德而被封为德侯的景建及其他“功臣”也被诛杀。
这次巫蛊案被牵连入狱的人员也不在少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临终之前，居住在长杨宫和五柞宫，望气的方士说长安城中有天子气。武帝就下令派人统录各狱中的案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当时负责治巫蛊案狱的是丙吉，武帝的曾孙、太子刘据年仅四岁的孙子刘病已也在狱中，丙吉让人妥善喂养。当内谒者令郭穰晚上到狱中处置犯人时，丙吉不让其入内，一直守到天亮，说：“百姓没有罪都不能处死，何况皇曾孙呢？”郭穰只好回去禀奏武帝，武帝有所醒悟，下令停止处死犯人，大赦天下。长安狱中数万囚徒也因此得以保全性命。而丙吉所救的这个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巫蛊案在此后还有零星牵涉，但随着这月武帝的驾崩，巫蛊案也就基本结束了。
武帝死后，年幼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昭帝死后，刘病已被从民间召来，入继大统，改名刘询，是为宣帝。宣帝知道自己身世不幸，想为自己的祖父刘据平反，召来群臣商议：“先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封号，也不能享受每年的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他原想给祖父起一个好的谥号，却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刘病已既然继承了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就等于过继给昭帝一系，接续了昭帝的香火，不能再祭祀自己的父母。最后确定，给先皇太子刘据定谥号为“戾”，此后刘据就被称为“戾太子”，将其陵园设在湖县，守陵人三百户，被称为“戾园”。
巫蛊案绵延数十年，终于随着武帝的驾崩而宣告结束。当然，武帝身后因巫蛊引起的屠杀不绝如缕，但那些案件较之这次巫蛊案无论在范围、时间、层次、影响上都难以同日而语。皇后、太子、丞相、将军、御史、侯爵、妃嫔、宫女、囚徒、狱卒、巫师等等无不牵涉在内，受害最大的仍然亘古不变是百姓。最高统治者也并没有从中获得胜利的愉悦感。表面上，巫蛊案是朱安世、江充等始作其俑、兴风作浪，最终导致冤狱累累，“天下咸被其祸”，其实追踪罪魁祸首，全在武帝一人。正是他的刚愎、猜忌、狐疑、阴险、固执、自私，那些后宫争宠之争、皇储废立之争、党派政见之争才得以发酵、酝酿、爆发，最终不可收拾。太子皇后死了，忠臣良将死了，奸邪佞臣死了，方士巫师死了，平民百姓自然也死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冤案。或许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没有冤屈，但具体到无辜罹难的涉案人尤其是无辜百姓，其覆盆之冤是惊天动地的。幸而武帝对这场惨祸的危害有所察觉，他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年迈昏眊中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错失，作出深刻反省，颁布“轮台诏”，定下“禁苛暴、止擅赋”和“富民”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秦亡的覆辙，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这是武帝之所以为世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巫蛊案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喟叹、嗟呀，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惨案似乎应该有人负责，那么谁该负责呢？似乎所有人都很无辜，所有人都在挣扎，就是没有人负责，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正如宋代诗人陈普的一首诗所言：
几多爱子出萧关，
山积胡沙骨未还。
正好望思台上泪，
随风北去洒阴山。
于谦案 一（1）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说他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啊。”其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曾祖时迁居钱塘，祖父曾做过工部主事和兵部主事，父亲“隐德不仕”。于谦自幼聪颖好学，机智灵动，志向高远，善于应对，坊间留下不少他机智联对的趣闻。于谦对古人行事节操尤为看重，他仰慕岳飞、文天祥，作过不少歌咏岳飞的诗词，如在《岳忠武王祠》中，悲叹岳飞“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他家中悬挂有文天祥的画像，还写了赞词：“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体现出他对为国家抛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14岁，考中本县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读书之余，与同窗学友一起游览杭州美好景致。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时年23岁，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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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后（1423年），于谦又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深入险地，微服私访，对一些军官的行贿拉拢无动于衷，秉公上奏，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奏明湖、广、贵等地将卒贪功妄杀，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对立紧张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继位，听闻于谦事迹，任命其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于谦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声音绕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宣宗特召于谦扈驾，随帝亲征。
朱高熙是宣宗的叔父，永乐帝的次子。他善骑射，有膂力。父亲朱棣靖难起兵，高熙曾随军作战，勇猛直前，很受朱棣喜爱。朱棣称帝后，朱高熙又随征漠北，战功累累。而其兄高炽性情温和，仁厚儒雅。朱棣有意将高熙立为太子。但按照历代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传统，朱棣最终没有说服群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熙为汉王，敕于云南建国。高熙不肯就国，向母后哭诉，改封山东乐安。其后，朱高炽继位一年即崩，其长子朱瞻基继位。高熙招募死士，私造兵器，暗约将士共为谋逆，企图重演一幕靖难，夺取侄子的皇位。消息传到北京，宣宗果断亲征，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御史于谦等扈驾。朱高熙野心勃勃，原打算从乐安直攻济南府，但得知皇帝亲征，一下子惊慌失措，豪气顿失，只知缩守乐安，听天由命。宣宗迅即包围城池，放炮震吓。朱高熙魂飞魄散，乱了手脚，未经一战就出城投降。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口数朱高熙的罪状，于谦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朱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该万死万死。”宣宗大悦，回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
于谦案 一（2）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简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以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间，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固堤坝。同时每五里设立监哨站，派专人巡守。经此修筑，水患得以舒解，黄河十数年没有决口。于谦还令当地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植树木，开凿水井，以排泄黄河水势，又可以供行人饮水和歇凉。
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