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寄予厚望的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方案，就在香港立法会遇到了阻力。港府方面认同杨星的想法，于是提出为加快和内地交通往来，在已经开通的京九铁路香港九龙铁路北线基础上，再修建开通东线和南线，加上新开通香港机场到深圳机场的机场铁路，以及规划中接入国内即将全面铺开高速铁路网中的港深广高速铁路，光铁路投资一项就接近千亿港币，对gdp的拉动可达每年1的增幅。
另外港府还和内地讨论考虑修建直接连通香港、澳门和珠海的跨海大桥，造价高达20亿美元，建成后形成六车道百公里时速的桥隧公路，从香港到达澳门和珠海的时间都缩短到一小时以内，对联系三地经济，加快区域经济融合的作用不言而喻。而香港三大主权基金准备投资的海南琼海跨海大桥，两座大桥总投资也接近千亿，投资拉动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就不是句空话了。
可惜这些长远的好处香港民主派是看不到的，也许看到了更要反对，去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获得议席不少，能和亲中央的建制派分庭抗礼，民主派议员声势大涨，自然要对他们眼里“**同路人”政fǔ政策横条鼻子竖挑眼。
这些投资巨大，短期难见效益的大型项目，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理想靶子。像港珠澳大桥已经到了三地论证外完毕，已确立开工日期的地步，民主派居然指使一名老太太向香港高法申请大桥香港段的环评报司法复核，导致开工被迫延迟。
港府和杨星对此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打舆论战很有经验的杨星借鉴他早前在香港和美国的经验，利用这几年在香港收购的多家报纸电台等媒体，毅然发动了反击。
杨星当初建立星光娱乐时就存着打破西方媒体霸占话语权的心思，用他对在给中央领导上课时解释掌控舆论，制造媒体话题的话来说：“舆论争议说到底还是人心和思想的博弈，中国近代百年衰弱，许多国人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怀疑。知识分子动辄以西方思想理论为基础高谈阔论，现在也是信外国人多于相信官方报道。这个阵地我们不积极去占领，那就会被别人占领。现代青年不是光一味说教就能行的，必须要采用新颖的方法来吸引他们。”
所以很快香港媒体上就重演了当年针对杨星背景的正反双方大战，民主派猛烈抨击建制派是中国的哈巴狗，什么建议都要征得中央同意毫无主见。而建制派则反击民主派是洋人的奴才，经常和英美大使馆眉来眼去，还暗示他们私下里收受类似美国民主基金这样打着非政fǔ组织幌子，暗地里却支持各国反政fǔ分子的资金援助。
有杨星的指点，香港政fǔ严加防范，前世里香港立法会和区议会里经常跳出没事找事“流氓政客”大闹会场的一幕还没上演，毕竟建制派的席位稳占上风，还能镇住场子。当然为了防备民主派狗急跳墙玩下流招式，杨星还先下手为强的给了民主派一点教训。
杨星在美国“养伤”期间，香港传出个大新闻，民主派一位闹腾的最厉害的人物在深圳嫖娼被抓，深圳市公安局“大方及时”的向香港媒体公布了大量确凿证据，顿时让此人名誉扫地。
紧接着香港不少亲中报纸又公布了民主派人士私下接受英美大使馆钱财，秘密会见大使密谈的消息，明显是被人收买，很快香港民主派就痛苦的发现自己被各类负面新闻给笼罩，光是忙着辟谣都来不及，哪还有精力再去纠缠政fǔ。
所以如果能在香港毗邻的深圳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实验区，既能转移香港政争的矛头，也能让为港府大大加分。香港经济中金融业占了很大一块，但最近几年亚洲金融中心之争异常激烈，前有老对手东京和新加坡奋力争先，后有国内跃跃欲试准备把打造成国际金融都市的虎视眈眈。重压之下香港如果能抓住机会，成为人民币海外自由兑换的试点，无疑拥有领先竞争对手的一张王牌，而凭借香港多年的金融服务经验吗，也能很好的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实在是件双赢的事情。
听完杨星的解释，郑飞龙这才明白原来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件事居然还和香港现在的政治斗争挂了钩，这样一来他的胆气顿时壮了许多。其实他和杨星多次接触，耳濡目染之下觉得人民币迟早要走国际化道路。以他的工作立场来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至少能在外汇储备上减少美元比例过大的风险。中央对此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人民币改革应该是向着自由可兑换的硬通货前进。
来香港前他就接到消息，中央对于在海南境内推行外汇自由兑换实验已基本同意，这就相当于试运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实验区了。虽然相对香港的外汇业务远大于海南，但只是设在邻近的深圳，并且香港政治任务挂钩，通过中央审批也应该把握很大。
这时他也明白过来，这个建议杨星不出头，而是推他出来，除了他的职务原因外，还是因为此事已基本定了，只缺一个传话筒，这是送功劳给他，这让他心中非常感激。杨星当初和他们郑家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到现在他和杨星已是主从易位，很多时候郑家还要仰仗杨星帮衬，没想到杨星还能顾念旧情，一直帮他上位，这个朋友交的值啊！
想到这里他决定告诉杨星一个喜讯：“对了，前两天中原省宣布丁阳那边发现了一个特大钼矿，听说还是你的功劳，恭喜了呀！”杨星这才想起好像属下是报告有这样一件事，但是当时自己正忙着在美国市场上捞钱，转眼就忘了，现在想来这还真是自己很早前埋下的一个伏笔，没想到也开花结果了！
第五百八十四章 国际期货交易中心
第二部名震天下＇第五百八十四章国际期货交易中心——
第五百八十四章国际期货交易中心
这事还要从97年那会儿说起，当时总理程沧海重拳出击，清理全国各省级国投公司的亏空，中原省和广东省国投公司都捅出了不小的窟窿。为了弥补财政不足，都找上了杨星帮忙。结果杨星从广东国投那里购得了一大批知名电子企业的股权，可以说如今星云电子的底子都是那时候打下的。而中原省国投没有那么多效益好的企业股权，只好拿出省里众多矿产资源抵押，其中位于乌金的煤矿和丁阳钼矿无疑最有价值。
星威资源在日立公司的帮助下，已经在乌金市建起了一批坑口电站、太阳能产业基地和煤化工企业，不但满足了周围县市的电力需求，太阳能和煤化工企业掌握的先进技术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乌金产煤，但是经过多年开采，已经日渐枯竭，中央正在推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就专门提出过类似乌金这样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未来如何转型，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乌金正在建设的太阳能和煤化工企业无疑给了中央一个很大的希望，前不久乌金被中央指定为国家新能源实验城市，予以政策倾斜大力支持。
煤化工工业是指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以及化学品的过程。主要包括煤的气化、液化、干馏，以及焦油加工和电石乙炔化工等。
煤化工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形成了完整的煤化工体系。进入20世纪，许多以农林产品为原料的有机化学品多改为以煤为原料生产，煤化工成为化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化工发展迅速，很多化学品的生产又从以煤为原料转移到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从而削弱了煤化工在化学工业中的地位，煤化工发展就此放缓。
但经过七八十年的两次国际石油危机后，许多受制于石油资源匮乏和受到国际制裁无法进口石油的国家再次发现了发展煤化工工业的好处，就是能摆脱石油束缚，不再受制于。二战后期德国采取种族隔离政策接受国际制裁的南非因此在煤化工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
而放到我国，发展煤化工工业也是时不我待。这几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石油需求高涨国内石油产量已不能满足，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杨星当初提出尽快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也只是节流而已，想要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还是要在开源上下功夫，比如在国内寻找新油田和开发新能源。
国内煤矿资源储量很丰富，国内发电厂主要依靠燃煤。但煤矿又是一种污染很大的资源，大力发展煤矿工业和国际主流的环境保护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冲突。而煤化工这种历史悠久，工业技术相对成熟，减少环境污染，又能降低国内对石油依赖的行业就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
至于丁阳那边发现特大钼矿，则完全是因为杨星占了重生的便宜。本来连他都觉得拖得太久，只怕投资赔定了。没想到花了一亿元和三年时间，还真在丁阳千鸟山里找到了一个特大钼矿，目前光探明储量就达到了60万吨，而且周围很可能还有类似储量的两个大矿，这一下星威资源仅在钼矿储量一项上就占到了全国第一名。即使不能独吞，也能赢回了前期投入，还可以跟九都钼矿公司以及郑飞龙等合作伙伴垄断钼矿的开发，京城郑家即使派人管理，光坐地数钱都能数的手抽筋。
这件事手下早早就通报了杨星，但他事务繁忙居然忘了，现在听郑飞龙提醒他才想起来。国内的矿山资源以前星威资源不敢插手，不过拉上了京城的大家族们入伙后，现在也能四处出击了，他和郑飞龙自然要同喜同贺。
高兴过后，显然杨星刚才那番话和这段时间见闻刺激了郑飞龙。想证明自己的本事，于是张口说出了一番他的想法，想让杨星参详一下。
郑飞龙当初被家族安排进中央国投公司，证明他还是有能力的，家族并不希望他光在那里混日子。他遇到杨星后仕途上一帆风顺，也收拾起心情专注于事业，到坐到外汇管理局副司长的位置，前程远大，更多的想法就冒了出来。
这次他带队来香港现场观摩3000亿美元的金融大战，除了他和杨星关系外，也是上面对他能力的默认。杨星又给他个机会，让他倡议在深圳选择成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这份功劳如果成了，他的仕途将更加通达，也就放开胆色，大胆把心中所想讲了出来。
“你是想在国内几家期货交易所的基础上，借鉴香港联交所的模式，成立一家中国期货联合交易所，打造出世界第三大期货交易中心，抗衡芝加哥和伦敦是吗？”杨星听完郑飞龙啰啰嗦嗦半天的描述，好不容易才总结出他的意思。
看着郑飞龙兴奋的点头附和，杨星心里也不由感叹，果然时势造英雄，这位当年贪杯好色的京城四少之一，居然也被自己带得刻苦研究本职业务，造就出一名有国际视野的合格官员了，真不枉费他在郑飞龙和他的家族身上下的功夫。
其实这个想法他之前也有过，但考虑到国内期货市场建立时间短，加上国内采取至上而下建立期货市场规章制度的的办法，许多都和国外期货市场的制度相冲突，结合国内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怪胎，何况其中还掺杂了许多利益集团的私利，杨星当初在绿豆期货和国债期货上大捞一笔就有期货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功劳。
国内有人在建立期货市场初期就指出，“我们连现货都搞不好，已扰乱了正常的物资分配秩序，影响了国计民生，还搞什么期货，莫不是白日做梦？”而事实上在大连、上海和商城建立的三大期货交易所里也的确发生过多起违规违法操作引起的风波，由于期货买一赔十的特点，损失也十分惊人，引起社会极大争论，这也导致1994年至2000年，期货市场进行了长达6年的治理整顿。
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国内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平息，期货市场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优势也得到了肯定，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但是国内期货市场毕竟时间短，经验少，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生成体系不熟悉，导致我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后，进口原材料数量大增，甚至成为其中不少原材料的头号买家，却始终没能掌握住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白白浪费了许多外汇储备，经常被人视作冤大头。
郑飞龙表示，国内对此现象非常不满，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曾多次批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必然要成为贸易中心，而贸易中心必然也会产生金融中心。在定价权这个问题上，中国绝对要有自己的主导价格，中国人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当中，要起到举足轻重作用。
现在这种被动接受欧美定价的局面必须打破，这已成为国内的共识，希望就寄托在了才成立16年的国内期货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