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上的手松开了,我困难的坐起来,大口大口的吸着气,林亦就站在我前面,背靠着阳台,呼哧呼哧的喘着气,他的侧胸叉着一把小小的刀,灰白色的衣服上一片鲜红。
他咧着嘴笑,发出风箱一样的声音,“杨念,你有种,有种,我没看错你。”
姐姐走到我身边,她举着枪,双手不停的发抖。
林亦张着嘴笑,“你的手在抖呢,你会开枪吗?杀人的感觉好吗?痛快吗?”他大声嘶吼,那把小小的刀不停的颤动,血涌的更多。
我只看见姐姐的眼泪滚落下来,一滴又一滴,溅落在地上,形成小小的水渍。
林亦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你哭什么?你不是恨我吗?你要杀我,你做到了,你哭什么?”他抬起头,茫然的看着天花板上被打碎的水晶灯剩下的残渣,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别人听,“女人真奇怪,得到了哭,得不到也哭,你恨舒炜,你哭,我帮你报复他,他进了监狱,你还是哭。”
姐姐的眼泪更多了,咬着下唇,浑身颤抖,却还是死死的握着那把枪。
门外有人大叫,是杜楚宁,他终于回来了。
林亦笑起来,笑得比哭还难看,他指着自己胸前轻轻的说,“杨念,你开枪啊,瞄准这里射,一定要射准。”
他踉踉跄跄的走过来,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大吼一声“滚开”,力气出奇的大,我被他推得飞了出去,一直撞到桌子上。
我看见他走到姐姐面前,握住她的手,将枪口对准自己胸前,“开枪啊,开枪啊。”
门外有人在拼命的敲着,喊着,我听不清,我只听见林亦疯狂的大叫,突然间“砰”的一声,一切都陷入了寂静中。
我看见林亦在姐姐面前慢慢的倒了下去。
枪从姐姐手里掉下去,她轻轻的跪了下来。
我费力的用左手撑起自己,跌跌撞撞的走过去,姐姐茫然的抬着头,像是对我,也像是对我身后的空气喃喃的说,“你是我弟弟…如果你不是我弟弟…”
我垂下头。
孩子的哭泣声中,杜楚宁他们冲了进来。
我把运输的活交给张大全他们,一个人去了北京。我还没有想好要怎样面对姐姐。
临行的时候杜楚宁来找我。
“他一直不肯见你?”
我点点头。
“他有可能会减刑。”
我低下头,笑了笑。
他深吸一口气,“也许还是不告诉你好些,鉴于你们两个之间的…羁绊…。。”
我转过身看他,他举起双手,“我声明,我没有歧视。”
我笑笑,“你敢有吗?”
“什么意思?”
我玩味的看着他,“没什么,只是你这个头型真的不适合戴棒球帽,棒球帽要我这种英俊少年戴才好看。”
他气结,张口结舌的看着我。
北京已经很冷了。秋风瑟瑟,我裹紧大衣走进那个熟悉的独门独栋的园子。
凌萧粟不在,我在门口的小花园转悠,浅灰色的“杨洋到此一游”还在那个熟悉的位置,看着那歪歪斜斜的字,我多少有些理解凌萧粟当日的心情,忍不住笑了。
我给凌萧粟留了一个字条,从大门下面塞了进去,然后收拾行装,报了一个去甘肃的团。
我们坐火车,同车厢里有很多大学生,我听到他们是要利用假期去一个叫民勤的地方做志愿者。
他们高谈阔论,神采飞扬,想起自己的学生岁月,我不禁有几分怀念。
坐在我对面留着寸头的学生叫赵亮,是农大三年级的学生。他向我解释沙尘暴的原理和经往途径,起源地蒙古,共有东、中、西三条路,第一条主要影响东北、山西、河北等地区,第二条主要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中南部及以南地区,第三条则主要影响新疆西北部、华北及以南地区。
他告诉我,他们要去的民勤主要是中路的桥头堡,“是对津、京、唐地区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认领沙漠植树、植草,承包一块或一片沙漠的治沙工作。当听说我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时,赵亮竭力游说我和他们一途,“去看看,你绝对会有所触动。”
他说得那么真诚,我点了点头。
他给我看民勤县地图,我很惊讶一个有众多以“湖”、“河”、“圈”、“井”、“坝”命名的地区竟然流沙遍地,黄尘漫天,赵亮很感慨,“人为的生态破坏。”
他上铺胖胖的男孩有些激动的插嘴:“进入下游民勤的地表水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5。9亿立方米锐减至不足1亿立方米的主要原因就是上中游用水的不科学、不节制,8条支流上修建了7座水库,水被蓄积起来,难以充分进入下游。”
我听的似懂非懂,但非常羡慕。我从没有接触过像赵亮他们这样的,一群人为了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业东奔西走,我觉得好奇,更向往他们的朝气蓬勃。
我们从兰州转乘汽车到民勤,一大早出发,要5个小时才到。越往目的地走土壤越沙化环境越荒凉,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植被,一路上我们关紧窗户,鼻子和嘴里还是有挥之不去的沙土地味道。
赵亮捅捅我,“看远处。”
我吓了一跳,地平线上一大片黄色的暴壁,几乎占据了天空的一大半。在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识过沙尘暴,但在这么空旷的地方这么直接的观察大自然还是第一次。
我很震惊。
到民勤的时候一个姓谢的男子来接我们,据说是这里的县委书记。
他黑黑胖胖,穿着颜色有些土气的西服,和我们一个个握手表示欢迎。他的话我连蒙带猜能听个八九不离十,荣任这一行的翻译官。
谢书记说省里县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民勤正采取关井压田、村庄内迁、水库调水等方式,但关键还是要看整个石洋河流域的治理,方案已经提交了上去。
我们一行人住在民勤红沙梁乡丁大叔家。丁大叔50多岁,很感慨地告诉我们,过去50年养育他的这块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树大草深到农田遍野,再到土地沙漠化。
我站在厚重的毡子后,透过缝隙看远处橘黄色的夕阳,对大自然的威力无比敬畏。
白天我们帮丁大叔在自家门口开出的空地上种茄子,浇水,盖上地膜,看看不远处,其他的人家也在家门口“垦荒”。
每周一上午的十点到十点二十分供应自来水,其余时间水管里是没有水的。那个时候丁大叔会掏出所有的家当来盛水,到周五的时候喝的水都飘着一股味道。第一天早上我和赵亮他们几个把洗过脸的水倒掉了,后来才发现丁大叔他们都小心翼翼的留着,“洗脸水可以用来浇地”。
在民勤的第二周我们就遭遇了当年最大的一场沙尘暴。
当时我和赵亮他们都在县里那个简陋的志愿者办公室,一开始大家没什么感觉,慢慢的开始觉得呼吸有些不畅,好像嗓子里有东西,
然后鼻子就闻到了浓浓的尘土味儿,这才后知后觉的开始搬东西挡住门,拉下窗帘,再用厚厚的书盖在窗台上。这场狂风一刮就是3个小时,我觉得满嘴都是苦涩的土味儿,昏黄的尘土满屋飞扬,阴霾如黑夜,开着的日光灯都呈现一种病态的红色。
好不容易等风过去了,我摸摸书,积的尘土足有半指厚。我们七手八脚的搬开门前的家具,拉开帘子,窗外的景色令我瞠目,昏黄的沙幕已落在我们身后,面前是渐渐散去的灰雾和透过云层洒落下的灿烂的阳光,蓝天就这样在我们前面慢慢展开,我能看见灰尘在光线中跳着舞,渐渐的湮灭了,心中涌起一阵感动。
“沙尘会过去,太阳会出来,希望也随之而来。”
赵亮递给我一条干毛巾,“诗人,去外面抖抖灰吧。”
我转身看他,一头一脸的灰白色,估计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抚掌大笑。
胖胖的小陈调侃我们,“也不怕把沙尘都吸进肺里。”
我笑笑,我的肺里有水,有沙土,再加钢筋就可以盖楼了。
那晚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姐姐我的决定。
2周半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赵亮他们走的那天我告诉谢书记我要留在这里。
赵亮拍拍我肩膀,颇为深沉的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一呆就是1年。
慢慢的我喝惯了带点儿腐味儿的水,学会了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用最少的水擦洗,学会了如何用洗脸后的水浇半亩地,学会了垒石、挖坑、栽苗,也能像模像样的说上几句方言。我甚至还学会了用尿盆。大风刮断了电缆或是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经常练习自己的准星和持久力。
我把这些都写信告诉舒炜,依然的,他没有回过我一封信。
只是我并不丧气。
我还是会一次次的寄给他,哪怕只是告诉他一些无聊的事也好,我想他知道我没有忘了他。
我的脸上开始出现高原红,嘴唇也时常干裂,两只手的指缝里更是黑垢,我觉得自己已经跟这里融为一体了。
谢书记很感谢我,他说我是历年来植树造林里志愿者支持时间最久的一个,最近一次甚至向一个来采访的小姑娘介绍我是模范。
我乐不可支,小姑娘瞅准时机,啪的给我来了一张,后来看看报上的那张照片,我直埋怨老谢,“逗得我笑得连牙龈都露出来了。”
这一天有电话找我,直接打到了县治沙委员会。
我很奇怪,我一般准时2周左右给家里打次电话,不只是谁有什么事情找我。
拿起话筒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来还你那碗拉面。”
竟然是凌萧粟。
我高兴莫名,直如要见到一个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老谢拍拍我肩膀,“出来的久了,也该回去了。”
我点点头,老谢未尝不知道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只是从来不问,我很感激他。
临走前一天晚上老谢力邀我去县里新建的招待所好好洗个热水澡。
我恭敬不如从命。
看着水流淌着从我身上滑落的时候有种涅磐重生的感觉。
走的时候老谢对我说,石羊河区域改造工程已经启动,叫我放心,我看着他耳鬓早生的华发,无言的握了握他的手,我们两个的眼眶都有点儿湿润。
凌萧粟请我吃得兰州拉面。
“味道没有我做的好,不过这次出差时间紧,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我请你吃自己做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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